十六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蒙田曾經講過，「恐懼不僅產生勇氣的缺乏，有時也會產生判斷力的缺乏」。這句說話，正好呼應近日林子健事件中，一眾反對派領袖的取態。
雖然林子健一案案情撲朔迷離，前後不通，邏輯不順，但當林子健向民主黨高層匯報事件，並將矛頭指向國內執法機構所為時，一眾民主黨元老兼法律界大狀如李柱銘、何俊仁便拋開司法精神，未經仔細和慎密的查證，便高調大搞記者會，誓要將事件無限放大，以圖損害港人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
及後，多位反對派人士高調表態，當中包括同樣是律師出身的立法會議員、公民黨的楊岳橋。楊岳橋更加在社交平台上載短片，義正辭嚴地表達對港人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憂慮，希望利用事件引起港人對一地兩檢的質疑和反感。
豈料，林子健拙劣的證供令案情一百八十度逆轉，不但沒有實證證明林子健被人擄走和傷害，反而有天眼片段懷疑林子健誤導警方。按照目前形勢來看，大有可能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大龍鳳」。
李柱銘、何俊仁、林卓廷、楊岳橋等人都是社會精英，部分更是法律界的資深人物，理應有比常人更高的思考和判斷能力。然而，當局者迷，一干賢達竟然比寂寂無名的小輩玩弄於股掌之中，正是恐懼作祟，連基本的理性能力也拋諸腦後之故。
因為對中央政府的恐懼，所以即使再聰明絕頂，也會不加思索地相信中央政府會採取一切恐怖、非法及非人道的手法，殘害中國公民，危害個人人權與自由。所以，從政經驗豐富的反對派人物，也會完全接納林子健軟弱無力，漏洞處處的供詞，而不是細心思考和考證當中案情的詭異之處。
基於恐懼的感覺過於強烈，盲目相信林子健的說法必然真確無誤，反對派自然要將案件供諸於世，透過政治手段傳播恐懼，令更多港人加入仇視中共的陣營。於是，李、何二人在未曾完全整理案情和口供之時，急於舉辦記者會。只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粗疏的「情節安排」使他們大出洋相。
如果連智慧和經驗都高於普通百姓的資深律師和議員都會犯下低級錯誤，任由恐懼主宰自己的思維能力，而不是根據事實和理性作出正確的判斷，無怪乎不少香港年輕人對內地政府有極深的誤解、恐懼和仇恨。
因此，當有意見指港府的一地兩檢方案是「割地」、「破壞一國兩制」，他們一定和應；當傳言港人在內地的家屬可領單程證到港定居是為了「赤化香港」，他們一定相信；當有人質疑委任蔡若蓮是為了推行國民教育，他們一定同意。所以，即使林子健的供詞隨住各種證據的出現而逐漸變得站不住腳，反對派人士依然口硬地支持林子健，部分年輕人則找出千百種欠說服力的理由，嘗試為林子健開脫。
這種先入為主的恐懼，使一部分港人變得低智而不自知，而且更加固執而自我地相信自己一套的想法才是切中時弊，甚至抗拒和排斥異己。所以，今天香港的中立和溫和的聲音逐漸消逝，正是低智當道的後果。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筆者近年讀過其中一本最有啟發性和娛樂性的書籍，就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和記者Stephen Dubner合撰的<<Think Like A Freak>>。本書承襲二人過往著作的忠旨，以經濟學的核心信條——誘因，作為解釋社會現象的方程式。
書中提及兩個有趣的故事，第一個故事就是墨西哥政府為了改善首都的空氣質素，於是向私人汽車埋手，以車牌號碼的單雙數決定使用權限。例如車牌號碼為單數的私家車才可以在星期一、三和五行駛、星期二、四、六就只限車牌號碼為雙數的私家車使用。雖然這個方法看來天衣無縫，表面上可以減少馬路上的車輛數目，從而改善空氣質素。但是，結果卻完全相反，墨西哥的首都空氣質素依舊惡劣，原因是該國人民面對新政策時，寧願多買一部車，配備兩組不同的車牌，令自己不論何日都享有駕駛私家車的權利。
另一個故事同樣關於環保。在美國有人進行一項社會實驗，在四個人口、年齡、教育水平、收入和社會地位一樣的社區，分別以不同誘因，包括現金回贈、守護地球、鄰舍大多參與等，逐家逐戶推廣「熄燈一小時」運動。同樣地，預想和實際結果出現嚴重反差。可能比較多人認為現金回贈是最具吸引力的誘因，然而實際結果是以「鄰舍大多參與」作為推廣誘因的社區，參與度最高。至於其他誘因，就未能打動多數居民參與保護環境。
以上兩個故事指向一個結論，就是提供誘因比法例監管更能改變人的行為。雖然法例監管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同時往往會衍生其他問題，甚至使原有問題惡化。不過，提供誘因亦要小心謹慎，提供不具吸引力的誘因同樣不會取得多大的成效。
不少市民認為現時香港政治氣氛撕裂，兩派的有識之都希望採取溫和的處事手法和態度，求同存異，收窄距離。例如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馬上推出36億教育新資源方案，以毫無爭議又可以增加行政和立法機關政績的項目打響頭炮。後來，又承諾每月到立法會出席一次答問會及與兩派議員組成溝通平台，以加強與各派議員的溝通。
釋出善意，大搞公關，林鄭的功夫的確做得精明而慎密，至少比過往三位特首為好。可是，一場DQ風波，再加一地兩檢爭議，似乎已經大大破壞林鄭的血汗。過往數年的對立氣氛，在一輪冷靜期後又故態復萌。
林鄭或是建制派人士希望解決政治撕裂的好意是不容置疑的，問題是，現時的做法只是墨西哥政府的「翻版」，頭痛醫頭。如果要以較少爭議和阻力的手法解決政治爭拗，就需要由反對派的誘因著手。
對於反對派而言，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在政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由於中央政府享有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加上反對派人士本身欠缺足夠的政策根基和行政經驗，因此他們對於擔當行政官員角色應該興趣不大。如果要保證政壇上的影響力，同時享受較高的待遇，確保立法會議席才是他們的首要考慮。
不過，由於立法會議席的競爭日漸增加，不少候選人難言穩勝，令各黨各派都不敢掉以輕心，只能盡量貼近群眾的口味，因應最有政治能量和動員力的群眾的反應作為其政治取態。由於激進選民成為網絡上的新興力量，為了避免得失這群選民，連傳統溫和政黨也要逐漸向他們靠攏。否則，下場就一如2012年的民主黨，得票大幅下滑兼失去反對派第一大黨的地位。
因此，當激進選民認為「佔中」可以脅逼中央，爭取有公民提名的普選方案時，各大反對派政黨便一呼百應；激進選民討厭內地，抗拒融合，反對派自然也要反對一地兩檢。
反對派的包袱如此巨大，又豈會願意在政治或民生議題上讓一小步，以成社會之美呢?所以，要放下他們的包袱，保障他們的根本利益，才是消除社會撕裂的關鍵。換言之，就是要大幅增加立法會議席。
當議席增加，例如增加到五百、一千席時，基本上各大政黨都可以保證有議席進帳。由於議席穩固，他們就有較大空間選擇讓步和妥協。同時，立法會議員愈多，「光環」就愈少，對投機取利的政客而言議席變得不再吸引，自然不會為了一個議席搞得焦頭爛額。當這類政客愈少，亦會較易促成有益民生的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