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了自由，誰來管濫用 ？

大學校園近日發生連串爭議，由港獨海報開始，到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用粗口大罵內地生是「支那人」，再到教育大學貼出譏諷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事件，這些激進言論觸發了社會的譴責之聲，但十三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卻發表聯署聲明，要捍衛學生的表達自由。

講到言論自由這麼大的課題，的確令人有不能冒犯的感覺。在皇權、神權高漲的年代，西方政治哲學家在啟蒙運動中，提出了很多有意義的政治理論，例如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就被認為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義者，他認為所有人都是本等而獨立的，沒有人有權利侵犯其他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他亦主張應對政府權力實行制衡和監督。

不過，我亦留意到洛克的思想基礎，是相信人的本質是理性和寬容的，他的政治哲學理念亦是建基於這個良好假設之上。

300多年過去，在現今世界，人的本質是否是理性和寬容，恐怕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命題。如今在言論自由的領域，熱門的課題是應否立法規管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記住，關鍵是「仇恨」，並非什麼都管。

聯合國高級專員札伊德過去就曾發表聲明，呼籲各國注意，目前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在全球與日俱增，他建議各國通過立法來禁止煽動性言論，以切實打擊種族主義及相關暴力犯罪行為。

香港現時最大的政治矛盾，雖然不是種族問題，但亦也可說是族群問題，就是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甚至宏觀地說是香港激進派與中央的矛盾，好像周竪峰不斷用粗口大罵內地生是支那人，叫他們滾出去，這已是一種很嚴重的族群仇視言論；至於教大的海報表面上針對蔡若蓮或者中央政府，不似是一個族群問題，實際上亦是香港與內地矛盾的折射。

無論大專學生會抑或社會上支持大專生發表這些激烈言論的人，他們都以言論自由作為主要的理論根據，但實質問題是，行使自由的前提是要有寬容和理性，非理性的辱罵，本身已違背這基本前提。現在出問題的是一些非理性的辱罵，是一種語言暴力，如果任由它們發展下去，最後就會化成行動，當逐步激化時，就會衍生出社會上嚴重分裂，甚至是暴力衝突。試想如果大學校園不制止這些語言暴力，最後是可以釀成本地生與內地生暴力衝突的悲慘結果。

在群眾性運動裡面，無論是個人或團體取態愈激進的，就愈容易搶到眼球，成為領袖。就如本土派在2014年佔中後，就從泛民中分裂出來，他們在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中大勝，就更豪言要與泛民及建制派鼎足而三。激進本土派在成功時要取代泛民，但遇到挫折時就躱在泛民後面，反對政府對他們採取法律行動。但問題來了，無論泛民還是社會上其他人，如果要捍衛這些激進本土派言論自由甚至是其政治自由，到這些本土派的行為傷害到其他人，又或煽動起族群流血衝突時，誰要為這些事情負責？

歐美是高度自由的地方，現在歐洲有很多個國家都開始立法禁止煽動種族仇恨，試想一下如果好似周竪峰當日鬧內地生的方式，在法國辱罵中東的移民，這既為社會所不容，亦觸犯了該國法律中明確禁止在公共場合公開對他人進行人格侮辱或種族歧視。

請大家記住，現在不是要限制言論自由，而是要限制散播仇恨。誰支持這些激進言論，就請他提出良方，可以令激進者自我約束，不會令香港逐步變成族群磨擦的火藥桶，導致最後爆發災難，影響到社會上所有的人。

盧永雄

香港鬥士太多，知識分子太少。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兒子，不幸因為抑鬱症自殺輕生。正當社會上發出一片哀聲的時候，卻有些政治活躍分子，用極其冷嘲熱諷的方式譏諷蔡若蓮、譏諷教育局官員。從教育大學民主牆上貼出的大字報「恭喜蔡若蓮」，到本土派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facebook上留言：「萬般帶不走」，指「業」是由教育局官員造成等等。

這些冷血評論，令人覺得泯滅人性，只有鬥性。作出此等評論的人，往往以正義化身自居，聲稱要狙擊不民主的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權，其邏輯是「我正義，你邪惡，所以應有此報。」

這類殘酷的行為，歷史上屢見不鮮，有時甚至是假民主之名而行。近的可看伊斯蘭國（ISIS）捉到戰俘之後，就將他們囚禁在籠子內，用火活活燒死。他們自稱代表了純潔的伊斯蘭教義，對抗西方的邪惡世界。

遠的可看希特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希特拉在德國打出泛日耳曼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共主義等旗號，領導納粹黨，在1932年7月的德國國會選舉，成為國會第一大黨。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希特拉上台之後，變身成大獨裁者，為了實現其創造一個優等民族國家的理想，大量屠殺德國的猶太人，其後更發動歐洲戰爭，觸發二次世界大戰。

又如中國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國領導毛澤東由於大權旁落，對劉少奇執政看不過眼，便發動文革，搞所謂大民主，發動民眾打倒權威，把執政的政府推翻。

這一個又一個的歷史慘劇，發動者往往有堂而皇之的理念，甚至穿上民主的外衣，發動民眾的支持。我們不能夠否認他們成功煽惑群眾的時候，很多時代表了當時的大多數，變成一種多數殘害少數的暴民政治。

古往今來的「正義使者」，做出這些殘忍行為，都有一個演化的過程。首先是語言暴力，然後演變成行動暴力，最後變身成全面的群眾暴力，逐步完美地示範暴力化的過程。當中最大的問題是，這些「正義」使者行動之時，失卻人性，完全有沒有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精神。希特拉最反對人道主義，認為人道主義等如懦弱和膽小。

人道主義源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14世紀至17世紀），這是一種關懷人、尊重人、以人為中心的思想，是針對教會統治社會的神道主義而形成的一種思潮。人道主義是要將人和禽獸區分開來，禽獸是弱肉強食，而作為人，應要有慈悲的心，要憐憫弱者，甚至仇敵。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核心思想，就是由人道主義衍生出來。

上世紀80年代，我當記者的時候，曾經訪問中國著名知識分子王若水，他就是一名人道主義者，他大力否定文革。他說，當一班年青人被發動起來，高舉著理想主義的旗幟，對不同政見的人，作出殘忍的逼害，那種情況相當可怕。

回看香港今天情況，覺得香港真的病了。不少的學生，以至大學講師，高舉著民主自由的大旗，但對別人卻沒有一絲的憐憫，只顧著推動自己心中的「正義」，對他們認為是敵人的人作出殘酷的打擊。假若這些人爭取的「民主」實現了，由他們上台執政，以多數凌弱少數，對他們眼中的異端邪說殘酷打擊。這種沒有人道主義的「民主制度」，恐怕我們一天也待不下去。偏離人道主義精神的社會，與禽獸社群無異。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