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近日發生連串爭議，由港獨海報開始，到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用粗口大罵內地生是「支那人」，再到教育大學貼出譏諷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事件，這些激進言論觸發了社會的譴責之聲，但十三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卻發表聯署聲明，要捍衛學生的表達自由。
講到言論自由這麼大的課題，的確令人有不能冒犯的感覺。在皇權、神權高漲的年代，西方政治哲學家在啟蒙運動中，提出了很多有意義的政治理論，例如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就被認為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義者，他認為所有人都是本等而獨立的，沒有人有權利侵犯其他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他亦主張應對政府權力實行制衡和監督。
不過，我亦留意到洛克的思想基礎，是相信人的本質是理性和寬容的，他的政治哲學理念亦是建基於這個良好假設之上。
300多年過去，在現今世界，人的本質是否是理性和寬容，恐怕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命題。如今在言論自由的領域，熱門的課題是應否立法規管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記住，關鍵是「仇恨」，並非什麼都管。
聯合國高級專員札伊德過去就曾發表聲明，呼籲各國注意，目前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在全球與日俱增，他建議各國通過立法來禁止煽動性言論，以切實打擊種族主義及相關暴力犯罪行為。
香港現時最大的政治矛盾，雖然不是種族問題，但亦也可說是族群問題，就是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甚至宏觀地說是香港激進派與中央的矛盾，好像周竪峰不斷用粗口大罵內地生是支那人，叫他們滾出去，這已是一種很嚴重的族群仇視言論；至於教大的海報表面上針對蔡若蓮或者中央政府，不似是一個族群問題，實際上亦是香港與內地矛盾的折射。
無論大專學生會抑或社會上支持大專生發表這些激烈言論的人，他們都以言論自由作為主要的理論根據，但實質問題是，行使自由的前提是要有寬容和理性，非理性的辱罵，本身已違背這基本前提。現在出問題的是一些非理性的辱罵，是一種語言暴力，如果任由它們發展下去，最後就會化成行動，當逐步激化時，就會衍生出社會上嚴重分裂，甚至是暴力衝突。試想如果大學校園不制止這些語言暴力，最後是可以釀成本地生與內地生暴力衝突的悲慘結果。
在群眾性運動裡面，無論是個人或團體取態愈激進的，就愈容易搶到眼球，成為領袖。就如本土派在2014年佔中後，就從泛民中分裂出來，他們在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中大勝，就更豪言要與泛民及建制派鼎足而三。激進本土派在成功時要取代泛民，但遇到挫折時就躱在泛民後面，反對政府對他們採取法律行動。但問題來了，無論泛民還是社會上其他人，如果要捍衛這些激進本土派言論自由甚至是其政治自由，到這些本土派的行為傷害到其他人，又或煽動起族群流血衝突時，誰要為這些事情負責？
歐美是高度自由的地方，現在歐洲有很多個國家都開始立法禁止煽動種族仇恨，試想一下如果好似周竪峰當日鬧內地生的方式，在法國辱罵中東的移民，這既為社會所不容，亦觸犯了該國法律中明確禁止在公共場合公開對他人進行人格侮辱或種族歧視。
請大家記住，現在不是要限制言論自由，而是要限制散播仇恨。誰支持這些激進言論，就請他提出良方，可以令激進者自我約束，不會令香港逐步變成族群磨擦的火藥桶，導致最後爆發災難，影響到社會上所有的人。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