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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嚴師 何來高徒?

政事

無嚴師 何來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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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嚴師 何來高徒?

2017年09月13日 20:21 最後更新:20:28

前人話「嚴師出高徒」,小時候不信,年紀愈大愈相信。

按我自己的經驗,小學被老師罰打手板,中學被老師罰企半年,我這等頑劣學生,真是不打不成。被老師打了罰了,以後就不再犯。當然今天不再有體罰,我的經驗已成歷史。

自己上到大學之後,記憶中最嚴肅的一個老師,是兼讀港大校外課程部法律專業文憑課程(PCLL)時遇上的外國老師,他教稅務學,是極其嚴厲那一種。他每次上堂一開始都會在黑板寫下問題,然後逐個學生點名,叫學生回答。

理論上他問的都是事先叫學生看書睇文章預習的內容,學生上課前讀了他指示的書刊,就應該懂得回答問題。結果不懂回答老師問題的學生就尷尬極了,唯有急急回去備課,很怕下次上堂時又不懂得回答。

那個洋人老師說,你們將來做律師,若建議錯客戶報錯稅,客戶可能犯上刑事罪行,一點也不能錯,所以對我們要求這樣高。就是這樣嚴厲的老師,才能逼令學生努力學習,提高水平。

報稅不能錯,射火箭更加不可以錯了,射火箭錯了分毫,都是人命。中國現在置身全世界導彈技術先進之林,全部得益於一個由美國回中國的著名教授錢學森。上世紀40年代錢學森已經是美國最前列的火箭專家,他為美國空軍主編一部名為《噴氣推進》的專著,主要講述液體和固體推進火箭方面技術,是當時噴氣推進領域最具權威的著作。後來美國在1950年至1954年間因為參議員麥卡錫推動的反共浪潮,錢學森作為華人被逼害,因而回到中國,可以說美國把一本導彈活字典送了給中國。

   

我看《錢學森傳》,講述他在麻省理工任教的歲月。錢學森是一個極其嚴肅的老師,據他的學生季茨回憶,他每次上堂時就會走到黑板前,一下子會將非常複雜的方程式寫下來,偶而會加句說這個是積分、這個是微分,或者對不同的方程式講兩句:「這中間有非常重要的關係」,但無詳細解釋,就讓學生自己去抄寫方程式,自己領悟。

圖片來源:錢學森傳

圖片來源:錢學森傳

   

季茨在回憶錄裡說「我們沒有家庭作業,只有等待解碼的方程式,這本來就不是一件易事,錢博士又不幫忙,他對笨蛋毫無耐心。」有個同學上課時打斷錢學森說:「錢博士我看不懂你的壓力-體積比的推導」。錢學森就問,「你課本讀了嗎?」學生說:「讀了」。錢學森說,「那你該懂才對」,說完又回頭寫黑板。

上這些嚴厲老師的課,學生可能覺得相當困難,但事後回想就獲益良多。不能說現代化鼓勵式的教育不會出高徒,但嚴師的確較易出高徒。

我自己20年前曾在大學兼職任教了兩年,第二年時開始有學生對老師的評核,那時是新鮮事物,但我心想,學生評核影響老師的升遷,若然想學生對我評價高,降低對他們的要求,缺課不管,考試放水,我的課變成火箭基地,多派A級成績,自然大受學生歡迎,但學生學到甚麼呢?我對這個問題思考良久,沒有答案。

後來我不再教書,這也不關我的事了。但近年見大學叫學生做「持份者」,甚至有大學老師私下稱學生為「客戶」,話要搞到客戶高興,不能得罪學生,否則沒有人選他的科,他的飯碗就不保了。

時代變了,風氣改了,大學不再有嚴師,卻出現一些惡徒。問題是如今的大學,還有多少知識份子呢?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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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與做人

 

最近中文大學爆出了前中大學生會會長用粗口辱罵內地生為「支那人」的風波,爭論雙方甚至牽扯出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支持學生會會長鬧人的就說錢穆先生都反共,反對鬧人者就會引用錢穆先生發揚的人文精神,批評學生罵人的粗暴語言。

我自己都是新亞書院的畢業生,讀書時在校內很多地方都見到錢穆先生的訓誨,其中有兩句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老實說,當年作為一個年青學生,對這些訓誨,覺得老生常談、無甚感覺,但隨著年紀長大,才知道錢老先生的說話語重深長。

錢穆先生

錢穆先生

錢穆先生在上世紀60年代曾發表過一篇演說,題為《讀書與做人》,就是提到我們要經常讀書,而讀書的目標就是為了學習如何做人。我覺得錢老先生這個起題起得很好,正如大學教育一方面要學生增長知識,另一方面培養品德,他很簡單就總結了大學教育的兩個重要面向。

錢穆先生最關心的是做人這個面向,他的意思是說要透過讀書培養人的品德,提高人的境界,他建議必讀的書是《論語》及《孟子》,都是儒家的經典著作,相信現在香港人除了課堂要求看之外,都很少會看這些書。

錢穆先生重點講到如可透過讀書提高人的境界,他用居住為例,「並非住高樓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沒有....當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會多情趣,覺得快活舒適。若我們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該好好學做人;要學做人,便得要讀書。」

看完錢穆先生的講法,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不會看到用粗口鬧人是一種高境界。

聽其言觀其行,錢穆先生本人就是一個人版,他是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著名學者,1949年中國解放後,大量親國民黨學者隨國民黨政府移居台灣,雖然不會是富貴,但應該是平穩的生活。但錢穆先生不願意這樣做,甘願在香港捱苦,在桂林街開辦新亞書院,用接近苦行方式,在香港這片資源貧乏的土地上,希望傳承儒家思想,他的行為已經展現出一種高境界。恐怕我們不同人引述錢穆先生的說話時,首先要看看自己是甚麼境界。

我很想知道現在大學裡有多嚴謹的學習風氣,也很想知道現在的大學有多著重學生做人的品德培養。或許有些老師都覺得學生的行為未必很對,也不願開口指正,怕成為學生的攻擊對象。看著今日大學的情況,我覺得有很多問題,還有待解答。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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