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講太多民主制度的壞話，因自己都是一個民主愛好者，不過剛剛跟加拿大返來的朋友食飯，聽到他講起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故事，初聽覺得相當搞笑，細思就有點悲哀。
話說現任加拿大靚仔總理杜魯多，在競選時說過要將大麻和妓女合法化，他爆冷當選，就實踐競選承諾，選民才突然驚覺距離到處看見人吸大麻的日子愈來愈近，加拿大安省最近通過法案，明年7月1日開放80間大麻店銷售大麻。
有趣的是加拿大現在還禁煙禁酒，不但在室內全面禁止吸煙，即使在室外亦要距離建築物大門、窗戶半徑9米範圍之外，才可吸煙，所以在加拿大即使零下十幾度，亦見到吸煙人群站得離建築物甚遠，在寒風中瑟縮吸煙。加拿大亦都對飲酒有眾多限制，除了規定專門店才可以賣酒外，在公眾地方開瓶飲酒亦都犯法，所以在家中對正街道的前園飲酒，亦屬犯法。
一個對吸煙飲酒管制如此嚴厲的國家，將會開放吸食大麻，而且管制非常寬鬆，如在室內吸食大麻會否受限，要由建築物管理人決定，換言之一間餐廳若不限制人吸大麻，將可以吸到煙霧瀰漫，食客亦阻止不了。這變成很奇怪地嚴格禁煙、卻寬鬆處理吸大麻的狀況。
問題是吸煙就有害，吸大麻就有益嗎？事實當然並非如此。臨床實驗早已證明，吸大麻引起肺癌機會比吸煙多三點五倍，引起慢性肺部疾病比吸煙多很多。至於吸入二手大麻煙的遺害，亦都大於吸普通二手煙。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最新研究顯示，二手大麻煙和二手煙都會令意外吸入者氣管功能下降，二手大麻煙的影響時間更長。根據對老鼠做的實驗證明，吸二手煙的老鼠血管功能在半小時後恢復正常，但吸同樣劑量二手大麻煙的老鼠的血管功能，要一個半小時以上才能恢復。
大麻比香煙遺害更大，二手大麻煙亦然，為何加拿大會嚴管香煙而放寬吸食大麻呢？杜魯多對大麻的態度跟他個人經歷有關，他還是議員時已經對傳媒透露，他曾吸食過五、六次大麻，但大麻「從未對我做成任何影響」。
杜魯多提出大麻合法化的理據，主要是現在很多人黑市販賣大麻，將大麻合法化由政府管制下專賣，可以減少黑社會獲得非法收益。這些論據似是而非，黑社會亦透過販賣冰毒和可卡因獲取巨大利潤，難道亦都要將冰毒和可卡因合法化？
加拿大如此前衛，成為繼烏拉圭之後，全球第二個對大麻完全不設限的國家，結果就令到當年投票給杜魯多但反對大麻合法化的選民，大表不滿，可惜一切已經太遲。
或許這都跟民主有關，杜魯多會認為將大麻合法化可以迎合年青人口味。據滑鐵盧大學的調查顯示，加拿大第7至12班學生中，有2%即超過43000人每天吸食大麻，每天吸煙的學生則只1.8%，至於曾經吸食過大麻的學生更高達20%。
結論是在加拿大年青人社群裡，吸大麻是一個時尚行為，杜魯多為取悅年青人將大麻合法化，以顯示自己的開放和前衛，不過客觀上則犧牲了國民的健康。
這些是民主制度的濫觴，為了得到選民支持，會找出漂亮的理由，做出出位的行徑，最後就是要全個社會，付出健康和金錢的代價。
盧永雄
近日接連發生兩宗公共場所致命意外，一是一名21歲中大男生在海洋公園玩「活埋空間」時由於走錯方向進入後勤設施，被上層滑下棺木打中頭部致命；而在《Road To Ultra》電子音樂節中，有四人涉濫藥後中暑暈倒，其中一人死亡，這些意外提醒大家死亡陷阱無處不在。有朋友問我，這些事件可如何追究，以阻嚇同類事情再發生。
首先要看政府是否追究，警方重案組對兩案都有到場調查，估計調查不外乎兩個方向，一是電子音樂節中有沒有人涉嫌販毒導致他人死亡，二是相關主辦機構有沒有嚴重疏忽，造成誤殺。
若要進行刑事起訴，舉證要求相當高，控方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主辦方有嚴重疏忽，導致參加者死亡，才可以入罪，成功控訴並不是想像般容易。
除了刑事追究外，涉案傷者或死者家人亦可以向主辦單位進行民事訴訟追討索償。循民事索償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合約法，另一是民事侵權法中的疏忽罪(Negligence)。
在民事訴訟中，如果受害者與主辦方有直接合約關係，通常會先以合約法提出訴訟，因為合約法買賣雙方關係比較明確，合約中即使無明文規定，也有隱含條款要保障客戶的人身安全。以海洋公園事件為例，客戶進入樂園遊玩，雙方合約會假設樂園提供的設施能保障遊客使用時的安全，這個案具體情況並不清楚，但如果一個遊客使用玩樂設施，在比較昏暗的環境裡離開，指示亦不清晰，令他很容易行錯路，並會進入一些後勤設施，而後勤設施又沒有徹底封閉，危險地暴露在外會令到使用者遭受到嚴重傷害，那就有機會成功起訴。
反過來說假如現場指示清晰，光線足夠，並有工作人員存在，但使用者不理指示、不聽勸告要走入後勤設施內，後勤設施亦有足夠圍封，但使用者有意越過那些圍封進入危險地方，就好似在動物園爬過多重圍欄才能進入獅子園區，若被獅子咬到都與人無尤，所以一切都要講現場環境和證據。
比較複雜的是，要追討的主辦方與受害者無直接合約關係，或者致命的東西並不源於主辦方的設施或安排，那就不一定可用合約法來起訴。最通常的另一替代起訴方式是民事侵權法中的疏忽罪，這就要提一提1928年在蘇格蘭發生的一個經典案例，名為Donoghue v. Stevenson案，這個案例亦稱薑啤瓶中的蝸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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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May Donoghue女士的朋友買了一瓶薑啤，送了給她飲，由於薑啤瓶子的玻璃並不透明，她不知道瓶內有一隻腐爛了的蝸牛，到她差不多飲完整樽薑啤，才發現蝸牛殘骸，她大感噁心，後來患上急性腸胃炎，她決定起訴薑啤製造商，索取500英磅賠償。
由於那瓶薑啤是Donoghue女士的朋友購買，Donoghue女士自己沒有跟薑啤製造商有合約關係，就採用疏忽罪提出控訴，結果上議院就作出了經典判決。Lord Atkin法官接受Donoghue女士的提控，更確立了疏忽罪的重要原則，第一是照顧的責任（Duty of care），認為生產商對最後消費者有照顧責任，藉此保障最後消費者不會用到一些損壞或污染了的貨品，相信這個原則對服務都同樣有效。第二就是鄰居原則（Neighbour principle），生產者與最後的貨品使用者未必一定有直接關係，使用者即使不是購買貨品的合約一方，她都是購買者的鄰居，製造商應該估計到她會使用該產品，對這個「鄰居」亦有照顧的責任。
若引用到電子音樂節事件，有兩個重要的課題，從合約法角度，究竟音樂節的主辦方有沒有做足措施，確保與會者不會中暑，當然主辦方亦可申辯，與會者服用了毒品，才會較正常人更加容易中暑，而這個並不在他們提供的服務設計之中。
這就涉及上面講到的照顧責任問題，由於西方舉辦的類似音樂會都經常出現濫藥問題，究竟主辦方有沒有盡到照顧責任，做足防禦措施，防止場內有人售賣毒品，這一切都要看現場發生的事情及相關的證據。
簡單總結一句，政府可能首先要從刑事角度看是否有人犯法，如果有就要提出控訴，以阻嚇同類事情再發生，另外受損者亦有好多角度可以去提控索償。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