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把煙稅由38元大幅增加一倍至76元，認為加煙稅有助降低吸煙人口，特別是年青人對格價敏感，可以減少他們吸煙。香港現時的吸煙人口為10.5%，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希望增加煙稅，可以令到吸煙人口進一步降至5%或以下。
現時煙稅佔煙價的67%，發達國家地區的一般水平為75%至80%。吸煙及健康委員會的建議是要把香港的煙稅追及發達國家的水平。我一般反對政府寓禁於徵，不太贊成透過加稅去抑制某種行為，怕太多苛捐雜稅。不過，加煙稅就例外，因為我親身經歷過吸煙的危害。
先父70多歲時中風，要入院留醫，結果進去了後沒有出來。他中風的情況沒有好轉，呼吸的問題惡化，要用機器幫助呼吸。由於痰涎經常積聚於肺部，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護士幫他抽痰，抽痰的過程十分辛苦，我每次見到都忍不住黯然下淚，看見父親要蒙受這種痛苦，極感痛心。
先父後來由醫院轉去了療養院，療養院一間大房十多個病人，絕大部份人都要依賴機器呼吸，說白一點，全部都是等死的病人。有一天探望父親時，父親睡了，閑著無聊，與醫生聊天。
我好奇地問醫生，為什麼有這麼多老人家肺部都喪失功能？醫生問我：「你爸爸吸煙嗎？」我說父親年青時是「煙鏟」，每天要吸一、兩包煙，但到40歲後就下決心戒掉了，我出生以後從未見到父親吸煙。
醫生嘆了一口氣說，「就算中年以後戒煙，但年青時吸煙，吸了20年的煙，通俗點講，肺眼已被香煙的焦油堵塞了，肺功能下降。年青時不覺，但老年時就會出問題。中風也與吸煙有關，而中風後身體虛弱，循環減慢，身體各樣薄弱環節就會暴露出來，最易出事的是肺部，好快喪失功能。一旦要用機器幫助呼吸，十個有九個都不能出院了。」
醫生說得輕描淡寫，我則聽到心有戚戚焉。爸爸總算警覺得早，40歲以後停止吸煙，減少傷害，但老年後仍未能倖免。一眼看過去整間房都的老人家，醫生估計大多是受到吸煙之害，毒害真是很大。另一方面吸，吸煙引致肺癌，在醫學上已得到驗證。不吸煙，可以減低患上癌症的風險。
政府大幅增加煙稅，固然會增加堅持要吸煙的市民的負擔，但也會減少吸煙的人數。如果真的成功，把吸煙人口減低至5%，便等如有40.4萬人既可以節省吸煙的花費，也減少患上肺癌及晚年肺功能喪失的風險，亦減輕公立醫療體系的相關開支，實在是一件好事。
煙草業界組織煙草事務協會表示不反對增加煙稅，但認為只應該跟隨通脹增加，擔心香港大幅增加煙稅，會令到私煙湧港。他們說的問題可能會出現，所以政府在增加煙稅的同時，應該加強對私煙的管制。由於販賣涉及零售網絡，需要到處派傳單，招攬人客。政府只要增加人手到處「放蛇」，不難打擊私煙的零售分銷。
無論如何，增加煙稅的好處遠高於壞處，市民是否買煙是個人的選擇，雖然戒煙不易，但健康無價，煙民還是早戒早著。
盧永雄
最近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被問到香港染紅的問題時說，香港自97年回歸開始就是紅色，是紅色中國一部分，不存在染紅不染紅的問題。他還說，香港本來就是紅，惹起一個染紅的爭論。
王振民說，一國兩制由中共提出，《基本法》也是源自國家憲法，故香港不能抗拒中共領導。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這個地方在政治上的顏色，毫無疑問是變紅，也就是說它成為紅色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在香港不存在染紅不染紅的問題，因為香港本來就是紅。
王振民的言論顯然是在回應一些事事對抗中國的言論，但講到香港早已染紅，我就不敢苟同，這個涉及對一國兩制的基本理解。
一國兩制的概念包括一國，亦包括兩制，一國是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兩制是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就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我覺得若說支持一國，就等如支持香港染紅，就是一個觀念的錯置。
所謂染紅是甚麼意思呢？紅即是社會主義，香港染紅就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套，但香港要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套嗎？社會主義的一套包括經濟上是國家所有制，政治上是一黨專政，但這些制度會在香港實施嗎？
無論是去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抑或今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港，他們對一國兩制的描述，都是既有一個亦有兩制，承認兩制有差異、不忘記差異，習主席還講要「求大同存大異」。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關鍵就是不會染紅，不實施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等如要脫離中國，亦不等如要鼓吹推翻國內的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香港要染紅，香港要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就會變成為內地其中一個城市，跟北京、上海一樣，並不是一個國際城市，就不再存在香港的特色，這就去到一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
1980年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時，他的初心亦都是要用這個制度，同時解決台灣的統一問題，鄧小平講到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可能更加寬鬆一些，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難道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灣又要染紅，台灣又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所以如果講香港回歸就是染紅，這似乎背離了一國兩制設計的初心。
或許有人會反駁我，中央現在講到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個就不是染紅嗎？我覺得這都是概念的混淆。中國有中國的憲法，裡面提到四個堅持，提到共產黨一黨專政，故特別要立一個《基本法》，就是要講明給大家聽，這些內地實施的基本制度，不在香港實施。但不實施內地的制度，不等如中央對香港沒有全面的管治權力。全面管治權力不單只包括國防、外交，亦都包括對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力，包括對香港的違憲審查權，當然亦包括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中央對香港的權力是全面的，但這並不等如中央要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將香港染紅。事實上如何保留香港一制的特色，就是整部《基本法》的關鍵。
我覺得這個香港染紅論，有少少是愈講愈過的講法，這些說法開始偏離了《基本法》的基本設計，開始偏離了一國兩制的初心，或許是大意之言，故應該矯正。承認兩制的差異，反而更加容易推動多一些香港人接受一國，不同的制度在同一個框架上面和諧共處，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的美妙之處。港獨要反，但不能反過頭，不要為了倒一些污水，將嬰兒都倒了出去。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