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被問到香港染紅的問題時說，香港自97年回歸開始就是紅色，是紅色中國一部分，不存在染紅不染紅的問題。他還說，香港本來就是紅，惹起一個染紅的爭論。
王振民說，一國兩制由中共提出，《基本法》也是源自國家憲法，故香港不能抗拒中共領導。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這個地方在政治上的顏色，毫無疑問是變紅，也就是說它成為紅色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在香港不存在染紅不染紅的問題，因為香港本來就是紅。
王振民的言論顯然是在回應一些事事對抗中國的言論，但講到香港早已染紅，我就不敢苟同，這個涉及對一國兩制的基本理解。
一國兩制的概念包括一國，亦包括兩制，一國是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兩制是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就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我覺得若說支持一國，就等如支持香港染紅，就是一個觀念的錯置。
所謂染紅是甚麼意思呢？紅即是社會主義，香港染紅就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套，但香港要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套嗎？社會主義的一套包括經濟上是國家所有制，政治上是一黨專政，但這些制度會在香港實施嗎？
無論是去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抑或今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港，他們對一國兩制的描述，都是既有一個亦有兩制，承認兩制有差異、不忘記差異，習主席還講要「求大同存大異」。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關鍵就是不會染紅，不實施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等如要脫離中國，亦不等如要鼓吹推翻國內的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香港要染紅，香港要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就會變成為內地其中一個城市，跟北京、上海一樣，並不是一個國際城市，就不再存在香港的特色，這就去到一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
1980年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時，他的初心亦都是要用這個制度，同時解決台灣的統一問題，鄧小平講到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可能更加寬鬆一些，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難道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灣又要染紅，台灣又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所以如果講香港回歸就是染紅，這似乎背離了一國兩制設計的初心。
或許有人會反駁我，中央現在講到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個就不是染紅嗎？我覺得這都是概念的混淆。中國有中國的憲法，裡面提到四個堅持，提到共產黨一黨專政，故特別要立一個《基本法》，就是要講明給大家聽，這些內地實施的基本制度，不在香港實施。但不實施內地的制度，不等如中央對香港沒有全面的管治權力。全面管治權力不單只包括國防、外交，亦都包括對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力，包括對香港的違憲審查權，當然亦包括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中央對香港的權力是全面的，但這並不等如中央要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將香港染紅。事實上如何保留香港一制的特色，就是整部《基本法》的關鍵。
我覺得這個香港染紅論，有少少是愈講愈過的講法，這些說法開始偏離了《基本法》的基本設計，開始偏離了一國兩制的初心，或許是大意之言，故應該矯正。承認兩制的差異，反而更加容易推動多一些香港人接受一國，不同的制度在同一個框架上面和諧共處，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的美妙之處。港獨要反，但不能反過頭，不要為了倒一些污水，將嬰兒都倒了出去。
盧永雄
北京大興區一場大火，觸發當局全面清理違章建築，結果在零下低溫驅趕了大批住在違章建築內的無戶籍人群，他們要在街頭露宿，令北京市當局深受批評。有些經常針對中國政府的人會將事件提升到中共執政問題，這些說法顯然誇大，但亦須深入研究，為何會出現如此低級的施政錯誤。
冬季天氣乾燥，容易引發火警，北京有很多這些違規居住區，由於人口擠逼、電線亂搭，很易出現火警。其實北京的大火並不只一次，早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訪華當天（11月10日），特朗普在上午走，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亦乘飛機離開，前往越南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據說飛機飛上半空時，北京就有一個地區出現一場大火、濃煙密布。
後來大興區另一場大火，更造成19人死亡。由於死亡人數眾多，令北京市政府急急採取行動，全面清拆火警附近的大片違章建築，包括住宅、小作坊，甚至商鋪。由於當局雷厲執行，就出現了深夜破窗、趕人拆屋等現象。後來出現所謂「低端人口」的名詞，令事件進一步惡化，這個清拆違章建築的行動，最後演變成驅逐低端人口的行為，感覺甚差。
整件事的本質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城市管理問題。大城市的貧民窟各國各地都有，通常都是出現大災難，才會觸發政府立定決心處理，不過，北京市今次處理大興區的手法太粗糙，充分暴露了決策質量不高的問題。
從短期處理做法而言，在零下低溫，將人從屋裡驅走，即使抱著最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都不能夠如此將人群驅趕到街上，任由他們在街頭露宿、流離失所。還幸沒有人因此而冷死街頭，否則北京市政府要負更大責任。
最簡單的短期處理做法，是在清拆違章建築的同時，找一些類似室內體育館的建築物，臨時安置受影響人群，這些體育館應有暖氣供應，提供毛氈、食水、食物。由於這些人群在北京並無戶籍，理論上應該返回原居地，但政府提供一個臨時庇護所給他們，讓他們慢慢返回原居地方，是比較人道做法，亦不會觸發重大批評。
至於長期解決方法就更加複雜，既牽涉到處理貧民，亦牽涉如何解決城市基層勞動力。這些外來打工人口，雖有部分會在北京做小生意，但絕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做基層工作，例如派送速遞，或在餐飲服務業工作。由於城市快速發展，城市人群不願意做這些工作，就由外來的非法勞工填充，如果一下子將這些人趕離城市，當地的基層勞動力都會出現很大問題。當這些人在城市長期非法居留及工件十年、二十年後，其實都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究竟是否要將他們驅離，都是一個問題。如果不驅離，就要安置。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改造貧民窟的例子，很多時都是由災難觸發。以香港為例，香港整個公共房屋政策，就是從1953年石硤尾一場大火開始。當年石硤尾是一個充滿著非法寮屋的地區，在1953年聖誕發生一場大火，居住在裡面的人流離失所，政府除了提供短期安置，並在石硤尾木屋區原址興建香港第一個公共房屋：石硤尾徙置區。從徙置區這個名稱都可看到，這些房屋本來是臨時遷徙和安置之用。這些房屋都十分細小，只是一兩百多呎一間，連廁所都是公共廁所，但為居民提供了一個比住在木屋區較好的環境，亦成為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開始。英國在1940至1970年這30年亦大力發展公共房屋，安置了300萬在倫敦東部貧民窟的人口。
中國急速發展，亦都面對著其他城市急速發展時的問題，如果執政者有更加立體的思維，更加多的人文關懷，相信施政效果就會更好，理念上沒有低端人口，只有低端施政。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