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污染 工程規劃大走樣

昨天講到港鐵沙中綫的超支問題。其實，整個工程規劃因為政治干擾，出現了眾多扭曲的現象。

過往的工程撥款，通常都會預留30%作為應急開支（project contingency），主要是考慮到在工程期間可能會出現不可預計的因素，令到工程開支較原來的高，所以預留彈性。不過，回歸之後，政治衝擊日大，特別立法會對政府的制肘極多，政府唯有壓低工程的應急開支，減低要申請的金額，希望會比較容易得到立法會的批准。沙中線及高鐵都有這種情況，預留的應急開支只是之前的一半。

但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又衍生另一個問題。由於預留的應急開支不多，遇上勞工短缺等問題，工程最後真的超支，又釀成政治風波。近年政府又開始覺得超支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開始重回舊路，現在新批出的工程，又再加上30%的應急開支。單是一個應急開支，已見到種種政治考量，令到整體工程規劃的過程受到污染，不能純粹以工程本身的合理預算金額來申請開支。

政治化問題亦令到建屋時間越搞越長。以城規會為例，其蒐集公眾意見的方式與其他諮詢機構不同。其他諮詢機構只接受書面提意見，而城規會容許提供意見提者親身到會議上表達。反對者便利用這個制度，經常動員大批人員到城規會表達重重覆覆的反對意見，演變成另類的拉布。例如早前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便有大批反對者去城規會表達意見，即使每人只容許發言十分鐘，但由於人數眾多，城規會單是聽取這些意見，就花了四十多天。當然，反對者還有很多其他招數，去拖延審批的過程。

又以最近的九龍東發展為例，政府準備把四幅本來用作興建私樓的土地，改劃為發展公營房屋，可以建成六千個單位。由於啟德與觀塘麗港城對開的一塊休憩用地，屬於一個自然區域，政府就把幾個計劃一同遞交予城規會。始料不及的是，麗港城居民大力反對把該區對出的休憩用地改作興建VTC大樓，結果連帶在啟德興建的六千個公營住宅單位，也一併拖延了。

有政府官有私下解釋，城規會過去一直採用的是一種誠實機制（honor system），在港英政府年代已經存在，容許市民親身去表達意見。當年不會有很多人去表達意見，這個制度行之有效。但近年隨著政治開放，各種持分者已經懂得盡量利用體制上的空隙，去拖延甚至希望推翻他們不喜歡的政府政策。結果就令到很多公共工程和建屋計劃，被大大拖延。

政府提供土地的時間增加，便減少了土地及房屋供應，令到樓價和租金飆升，整個社會就只有發展商得利，但買樓和租樓的人就要額外付出大量金錢，才有尺寸之地容身。

要加快土地供應，其中一個最直接的想法是城規會修改其接收意見的方式，改為只接受書面意見。這樣做的話，便涉及改例，要得到立法會通過才行，但以香港現今的政治環境，立法會又怎會通過減少公眾表達意見由的法例呢？所以，政制開放，難免污染了決策程序、延長了決策時間和減低了決策的效率，但並無提高決策質素，但社會則要為此付出高昂的建築費、昂貴的樓價和租金的代價。

盧永雄

港鐵最近公佈沙田至中環的沙中線主體工程成本由708億元，增加至873億元，超支165億元，令總體成本增加到972億元，比原先估計的造價超支逾兩成，有評論說要向官員問責。

沙中線超支，有其特殊原因，除了因為宋王臺發現考古遺跡，要延遲接收工地之外，在最初的時候，即九鐵的時代，沙中線起步遲了四年，令到工程早期開支上升。

不過，我與工程界的人談過，撇開工程本身的個別因素，發現香港絕大多數基建工程都會超支，這是香港政制逐漸開放的代價。當中有幾個重大結構性原因。第一，是因為不能輸入外勞。港鐵沙中線工程一直受到建築工人不足的影響，高峰期要聘用8000名工人和工程師，但直到今年9月底，卻仍只聘用了6000人，長期欠缺一至兩成的勞工。香港當年興建新機場，把整個機場島封閉，大量輸入外勞，才可以壓低工程造價，並追上緊逼的工程進度。

現時雖然有輸入勞工計劃，但受到工會的影響，令到審批過程極度繁瑣，輸入勞工計劃似有還無。以高鐵為例，港鐵曾經多番向負責官員提出，由於勞工不足，工程可能延誤。但負責運輸的官員，不想孭上推動輸入外勞的政治責任，便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任由工程拖延下去。

香港英治時期的港督是英國任命的，回歸之後半開放，特首變成由選舉委員會選出。選委會內有大量勞工代表，沒有一位特首敢於得罪工會。你看在選舉的時候，工會領袖大力批評特首候選人「走數」，候選人亦不敢駁咀。你可能馬上會問，直選特首是否會更好？我估情況會更壞，因為在群眾性選舉裡，勞工的票數更多，政府只會更加向工會傾斜。有內地發展商指出，香港的勞工費用高昂，令到香港建樓、搞基建的人力成本是一河之隔的深圳的十倍！原因是深圳可以用大量低廉的外省勞工。

第二是各種審批程序拖延工程進度。回歸之前，香港建樓只需兩年時間，在五年前，建樓時間已經要延長至四年，現在更要延長至七年以上！建樓時間拖長，主要原因是政制開放，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會出現很多爭議和質疑，搞公共工程項目也一樣，都要通過環境評估、城規會、區議會等等程序，時間越拖越長。現時的反對者亦很懂得利用這些程序去阻礙項目的開展。所有的項目的進度都因此而大大拖延。時間拖長了，意味著開支的增加。

第三是立法會拉布，亦令到建樓及工程費用上升。拉布令到大量工程撥款批不出，從而逼到某些項目要以一個很不正常的方式推出。反對派每年臨近7月立法會休會時，都會在財委會上放生一定數量的工程的撥款，卻又造成了一個有時飽死、有時餓死的現象。一段長時間沒有工程批出，但在某段時間內突然間有大量工程批出。由於工程推出的節奏很差，令到業界的人手安排不暢順，一定程度推高了工程上很多環節的造價。

上述這幾大因素，都是香港政制逐步開放的代價。市民的權力大了，反對的機會多了，就會令一切都會慢了。好處是可以防止政府濫權，壞處就是整個社會要付出公共工程超支和樓價高昂的代價。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