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防備資金回流美國

特朗普這個美國狂人總統，上任接近一年，他提過的在美墨邊界建高牆、大幅增加中國貨品進口關稅等措施，無一兌現，唯獨是減稅方案，已進入了最後階段。減稅方案最突出的是將把企業稅由35%下調到21%，這是一個巨大的減幅；而對企業海外回流美國的收入，由35%減至12%，另外會逐步取消遺產稅。

這是一個相當商人治國理念，透過大幅削減稅項，吸引外國人到美國投資，或者起碼把海外資金調回。美國是全球最發達的國家，21%的企業稅率，算是很低的水平。而大幅削減海外回流美國的收入和最終取消遺產稅，是吸引美國公司和有錢人把錢調回美國。

高盛估計，美國企業留存海外的資金達到現金達到3.1萬億美元。稅改通過之後，估計會有大量資金回流美國，因為沒有人知道特朗普當總統可能維持多久，如果特朗普被落台，海外收入的減稅措施窗口，有可能關上。

美國這個大幅減稅行動，令到無論是歐洲或者亞洲的經濟體，都大為緊張，最怕的是美企那3.1萬億美元的海外留存的收入，快速調回美國。像蘋果這些國際巨企，在海外賺了大錢，但由於美國稅負太高，便把大部份收入留在海外，當12%的低稅窗口打開，可能有大量資金回流美國。

美國減稅的巨浪，會帶來的衝擊究竟會有多大，大家現時都估計不到。可能會如公元2000年的「千年蟲風險」，勢頭很猛，但最終水波不興，沒有構成大影響；但也有可能會像2008年金融海嘯，造成巨大衝擊。萬一真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大量金錢調回美國，會令美元匯價急速向上，而資金出現急速外流的地區，會出現資金外逸、匯價急跌及利息成本大升，引發嚴重的經濟及金融衝擊。

受影響國家要應對這些危機，沒什麼短期的方法，最直接的是加強控制資金外流。最近我與一位中國企業家談起，他問我對明年中國管制資金外流的鬆緊度的看法。我說至少上半年不要預期中國會鬆手，因為美國稅改方案在今年底通過之後，市場最大的波動會在三個月至半年內出現，中國一定會先緊，觀察了形勢之後，才會後鬆。所以中國在短期內一定不會鼓勵海外投資，甚至對國民投資海外物業等等行為，採取更嚴厲的控制措施。

當然，如果衝擊波浪最終沒有到來，人民幣匯價不跌反升的話，中國下半年就放鬆水喉，以免人民幣匯價太強。這位企業家亦有類似看法，認為要因應各國應對美國稅改的手法，來部署明年的生意規劃。

過去，美國連番加息，香港沒有跟隨。主要原因是此前有資金流入香港，形成了一個資金池，如2015年10月時有4263億元的資金留港，要到這些資金外流之後，香港才加息也未遲。近年美國加息，香港不跟隨，便令到港元幣值走弱，資金開始外流，現時留在香港的資金大下降到1796億元左右，估計美國在12月加息之後，香港資金外流的情況會進一步加劇，可能明年下半年香港就要加息。美國稅改則是一個附加風險因素，如果出現一個很大幅度的資金回流美國潮的話，香港也會受到影響，香港的加息週期便會提前。

美國稅改不算是黑天鵝，黑天鵝是完全預計不到的事件。對於這隻「白天鵝」的到來，各國已都有相當的準備。不過，這隻白天鵝起飛的時候，實際影響有多大，要到明年初才會知道。

盧永雄

昨天講到港鐵沙中綫的超支問題。其實，整個工程規劃因為政治干擾，出現了眾多扭曲的現象。

過往的工程撥款，通常都會預留30%作為應急開支（project contingency），主要是考慮到在工程期間可能會出現不可預計的因素，令到工程開支較原來的高，所以預留彈性。不過，回歸之後，政治衝擊日大，特別立法會對政府的制肘極多，政府唯有壓低工程的應急開支，減低要申請的金額，希望會比較容易得到立法會的批准。沙中線及高鐵都有這種情況，預留的應急開支只是之前的一半。

但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又衍生另一個問題。由於預留的應急開支不多，遇上勞工短缺等問題，工程最後真的超支，又釀成政治風波。近年政府又開始覺得超支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開始重回舊路，現在新批出的工程，又再加上30%的應急開支。單是一個應急開支，已見到種種政治考量，令到整體工程規劃的過程受到污染，不能純粹以工程本身的合理預算金額來申請開支。

政治化問題亦令到建屋時間越搞越長。以城規會為例，其蒐集公眾意見的方式與其他諮詢機構不同。其他諮詢機構只接受書面提意見，而城規會容許提供意見提者親身到會議上表達。反對者便利用這個制度，經常動員大批人員到城規會表達重重覆覆的反對意見，演變成另類的拉布。例如早前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便有大批反對者去城規會表達意見，即使每人只容許發言十分鐘，但由於人數眾多，城規會單是聽取這些意見，就花了四十多天。當然，反對者還有很多其他招數，去拖延審批的過程。

又以最近的九龍東發展為例，政府準備把四幅本來用作興建私樓的土地，改劃為發展公營房屋，可以建成六千個單位。由於啟德與觀塘麗港城對開的一塊休憩用地，屬於一個自然區域，政府就把幾個計劃一同遞交予城規會。始料不及的是，麗港城居民大力反對把該區對出的休憩用地改作興建VTC大樓，結果連帶在啟德興建的六千個公營住宅單位，也一併拖延了。

有政府官有私下解釋，城規會過去一直採用的是一種誠實機制（honor system），在港英政府年代已經存在，容許市民親身去表達意見。當年不會有很多人去表達意見，這個制度行之有效。但近年隨著政治開放，各種持分者已經懂得盡量利用體制上的空隙，去拖延甚至希望推翻他們不喜歡的政府政策。結果就令到很多公共工程和建屋計劃，被大大拖延。

政府提供土地的時間增加，便減少了土地及房屋供應，令到樓價和租金飆升，整個社會就只有發展商得利，但買樓和租樓的人就要額外付出大量金錢，才有尺寸之地容身。

要加快土地供應，其中一個最直接的想法是城規會修改其接收意見的方式，改為只接受書面意見。這樣做的話，便涉及改例，要得到立法會通過才行，但以香港現今的政治環境，立法會又怎會通過減少公眾表達意見由的法例呢？所以，政制開放，難免污染了決策程序、延長了決策時間和減低了決策的效率，但並無提高決策質素，但社會則要為此付出高昂的建築費、昂貴的樓價和租金的代價。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