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習近平主席剛上任時，他考察廣東這個改革開放的發源地，宣示他任內只會搞改革開放，不會倒退。6年後今天，他再次來到廣東，在短短4天的行程，透露出他非常重視廣東再做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聞說廣東官員非常緊張，一直部署下一步廣東深改的新方案。而習主席在考察廣東不同場合講了一些重要的主題詞，已透露了中央對深改的指導思想。可以看看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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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新華網圖片）
「習近平考察廣東，有幾句話很值得注意」
習近平考察廣東。（新華網圖片）
6年之後，習近平再一次來到廣東。
6年前，也就是2012年12月7日-11日，十八大剛結束，新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出京考察的第一站，就選在了廣東，先後考察了深圳、珠海、佛山和廣州，並主持召開了一次經濟形勢座談會。在考察的第一站深圳，習近平向鄧小平塑像敬獻花籃，並在鄧小平的塑像下講了一大段話，主題就是「改革開放」。
這被外界視為新任總書記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宣示。
6年後，也就是2018年10月22日-25日，在改革開放迎來40週年紀念的前夕，習近平再次來到廣東，從珠海出發，途徑清遠、深圳，最後考察廣州。短短4天的行程，同樣滿滿當當。
在島叔看來，此次行程傳遞了豐富的寓意，有一些表述很值得關注。
一個大的背景是，6年間，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碰到了新的難題。
6年前，習近平剛接任總書記，執政方略尚未展開，廣東之行有著強烈的宣示意味；而6年後，習近平已經成為全黨核心，執政思路也早已明晰成熟，針對中國的發展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系統全面的改革方案，「四梁八柱」的頂層設計已經就位，改革面臨最嚴峻的問題，就是落實。
主題詞：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實
其實，從去年開始，習近平對「落實」二字的強調開始多了起來，針對的便是改革措施落地難、中梗阻的現實問題。所以，習近平這次廣東考察，特意強調了要「推動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實」，以及「總結好改革開放經驗和啓示」。
現實問題可以從歷史中尋找方法，改革開放的經驗有多條，其中重要一條，便是開設改革試驗田。
中國實在太大，一項改革的推進牽一髮動全身，而且地區差異太大，所以這40年來，很多全國政策的推開，都得益於某地的先行先試。一方面是照顧全局需要審慎，另一方面為了局部突圍又要大膽，這恐怕是中國特色的改革辯證法了。
習近平同樣是這個改革邏輯，他需要一支先行軍，為新時代改革開放打造一個「樣板間」。誰堪此任？廣東。
這次考察，習近平給廣東確定了三個身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鼓勵廣東大膽探索、大膽實踐。他給廣東提的四方面工作要求，囊括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具體涉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珠三角核心區建設、現代沿海經濟帶建設、激發企業活力、培養高端製造業、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社會治理，以及黨的建設等等。
這意味著，今後中央會給廣東發展給予更優厚的政策，也會給予更寬鬆的政策環境，但廣東的幹部們無疑壓力也會更大。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有一個現象，每次重大節點來臨之際，輿論場就會很熱鬧。尤其是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國際國內形勢日益嚴峻的時候，對過去、現實和未來的認識就會引發思想領域的爭議，甚至混亂，這當然很危險。
思想是行動的基礎。40年前，改革開放的思想原點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40年後，中國同樣需要凝聚共識，團結一致向前看。
習近平在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新華網圖片）
主題詞：中國製造、核心技術、實體經濟。
所以，這次習近平的廣東行，有不少強調的話，不妨看作是高層對塑造新時代改革開放共識的努力。
比如，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習近平考察的主題詞便是：中國製造、核心技術、實體經濟。中國製造要升級成先進製造業，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而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更是被中美貿易摩擦逼出來的深刻教訓。
習近平考察廣東。（新華網圖片）
主題詞：中小企業能辦大事啊！
又比如針對前段時期關於民營經濟的發展困惑，中共高層密集發聲，以期穩定市場信心。這次習近平特意去了幾家民營企業，而且還是輿論普遍認為融資困難、不受政策待見的中小企業。
央視新聞聯播特意用了同期聲。習近平說：「中小企業能辦大事啊！中國大中小企業一視同仁，而且中小企業現在在我們國內經濟發展中也是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這個發展前景也是很大的。」他強調：「黨中央一直重視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點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意思很明確，不要相信那些「民營經濟要退出歷史舞台」之類的錯誤言論，中央政策沒有變，風向沒有變，現實和政策存在較大落差，但這並不是中央所願。有困難，可以一起想辦法解決，但首先是要堅定發展信心。就像帶兵打仗一樣，哪個時候沒有困難？小米加步槍的時候也挺了過來，無非是困難大一些和小一些的區別。但可怕的是軍心浮動、渙散，那再精良的裝備，都毫無戰鬥力。
挑戰在前，中國最怕自亂陣腳，所以尤其需要凝聚力。但這種發展共識和信心的凝聚同樣有「時間窗口」，好的政策如果久不落實，就會加深政府和社會間的不信任感。所以，習近平得抓緊時間。
這便又要回到改革開放的話題。兩個月後，中央會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總結經驗，規劃將來，所以這過去40年的經驗和啓示肯定會得到全面總結，當作「凝心聚力」的重要思想基礎。
習近平考察廣東。（新華網圖片）
主題詞：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
而習近平的這次考察，已經透露不少重要信息。
比如，他提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概念，說要「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更高起點，無疑是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增大，進行改革開放的基礎更為雄厚，更高層次，應是告別之前的粗放型發展，致力於高質量發展，而更高目標，無疑是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首次提出「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這個新表述如何理解？相信2個月後的紀念大會會有答案。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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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日本宣布把釣魚台國有化後，中日關係冰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是在這年當上日本首相。在2011年美國重返亞洲的策略下，日本成為美國在亞太針對中國的最前線。
7年之後，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實行「美國優先」政策，對日本對中國貨都大徵關稅，造就中日和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在本周正式訪華。今年是在中日建交40週年，歷史認真巧合，40年前另一個安倍，是中日建交的關鍵人物。
安倍晋三訪華
北京日報微博公眾號長安街知事，對這段歷史娓娓道來。1978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太郎肩負重任，力排眾議，積極推動中日締約，並直接參與條約擬定。恰巧地，他就是安倍晉三的父親。
1982年11月，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父親安倍晉太郎（右）與其子安倍晉三在一起。
安倍晉太郎出生於1924年，是二戰結束後著名日本政治家，曾任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自民黨幹事長等要職。其父安倍寬是二戰前著名的反戰議員，因反對東條英機的軍國主義行徑，被稱為日本政界「有骨氣的政治家」。
但安倍晉太郎的成長道路並不平坦。他出生85日後，父母離異，他跟隨父親回到山口縣，終身沒有見過母親。1946年父親因骨癌病逝時，晉太郎尚在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學習，依靠親戚接濟才完成了學業。
安倍晋太郎
受到父親的影響，晉太郎早早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1949年，剛剛大學畢業的他去日本全國性大媒體——每日新聞社求職，面試官問他：「你一生中最大的目標是什麼？」晉太郎毫不猶豫地回答：「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和平主義政治家。」
安倍晋三這樣的政治觀點，與其岳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可謂是背道而馳。岸信介是姿態強硬的右翼政治家，也是二戰日本甲級戰犯之一，在上世紀60年代強行通過新日美安保條約，引發日本國內怒火，最終以辭職收場。
儘管晉太郎一直擔任岸信介的秘書，但他不願生活在岳父的政治陰影下，因此在決定參選議員時，差點選擇離婚來對選民宣示立場。
晉太郎與岸信介最大的不同，就是外交立場迥異。1957年岸信介上臺後，改變了鳩山一郎、石橋兩屆內閣重視對華關係的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敵視中國的活動，公然鼓吹「中國威脅論」，堅持不承認新中國的立場。
而晉太郎則為日本外交立下了不少功勞，尤其是他宣導的「創造性外交」，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前所長高洪話，在對華關係上，安倍晉太郎也是有著足夠的好感和關心。他曾明確提出，「中國終究是一個不能不重視的國家。與一個人口十億以上的國家保持穩定的關係，不僅對於日本，乃至對於亞洲都是重要的。」
締約之爭
20世紀70年代，中日兩國都經歷著不平凡的變革，中國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發展，在各個方向打開了不少新局面。1972年9月，中日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並作出了“先複交、再締約”兩步走的安排。
在這一時期，安倍晉太郎等一批日本政治家開始關注中國，並潛心修補中日關係，為締約做前期準備。
1974年，兩國把締約問題提上了日程，但締約談判卻經歷了十分艱難的歷史過程。由於中日各自國內因素，締約談判實際上一度中斷。
1976年底，福田赳夫出任首相，他托人向中國傳達了“儘早舉行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的意願。鄧小平回應說：“其實這樣的事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鐘，就是兩個字——簽訂。”
儘管當時締約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仍持堅決否定態度。當時，時任外相園田直來北京溝通，日本右翼分子威脅要殺害他，其極端手段可見一斑。
1977年11月，安倍晉太郎被委以重任，出任內閣官房長官，其中一項關鍵任務就是說服反對締約的右派。晉太郎在右翼勢力間來往遊說，頗費思量。
1978年7月21日，中日談判正式開啟。時值盛夏，外面驕陽似火，談判廳內的政治溫度同樣很高。雙方都抱著早日達成一致的強烈願望，談判加緊進行，但在具體的案文表述上還是費盡周折。
此後的22天中，雙方舉行了16場會談，緊鑼密鼓，短兵相接，但雙方都努力擴大共識。鄧小平曾指出，“要力求達成協議，中斷和破裂對發展兩國友好關係不利。同時也要做好達不成的思想準備。”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國全國人大和日本國會分別審批通過後，10月23日，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
歷時6年籌備，中日終於締約
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後，世界為之側目，重要功臣安倍晉太郎在日本政壇聲名鵲起。1982年，他被任命為中曾根康弘內閣的外相，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的次子安倍晉三正式步入仕途。
當時，安倍晉三在東京八重洲總公司出口部工作，每年負責幾十億日元的專案。但晉太郎讓兒子辭掉工作，來外務省當自己的秘書，滿懷對他的期望與栽培之意。
於是，安倍晉三開啟了外相秘書的生涯，頻繁隨父親出訪世界各地，“父親外訪39次，我隨行了20次”。
這一時期，安倍晉太郎推動胡耀邦訪日，隨同中曾根康弘訪華，並保持兩國間的友好交流。安倍晉三則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理解父親的外交方式。
在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時，安倍晉三曾提到，“30多年前，李總理還是二十幾歲青年的時候，曾經作為中國青年訪日團的副團長第一次訪問日本，我父親舉行歡迎宴會，宴請代表團。我作為父親的秘書也參加了這一次宴會，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了李總理。那時，我也是一個青年。”
中日締約後，安倍晉太郎還推動日本政府開展對華援助（ODA），這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據統計，從1979年到2008年，日本為對華ODA提供了3萬多億日元（約300多億美元），最高峰時占到了外部援助的80%以上。
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ODA款項中相當大一部分被用於建設一大批規模大、週期長、技術含量高、施工難度大、佔用資金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中日友好醫院、中日環境中心等，也都是由日本的無償資金援助建設的。
近距離觀察父親的外交方式，對安倍晉三有著深切影響，給他提供了為人處世的樣板。安倍晉三的母親洋子曾表示，他的政治理念更像父親晉太郎。
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當選首相，就任僅12天就對中國展開“破冰之旅”，打破了前任首相小泉純一郎造成的外交僵局，收穫日本國內不少掌聲。安倍還主動表示將繼承“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並多次就日軍戰爭罪行道歉，稱日本人已“將這些教訓牢記在心”。
不過後來的鬧劇，小夥伴們也都知道了，《環球時報》評價那一段時間日本對華關係的反轉為：“挺滑稽的一件事”。
安倍之意
一段時間以來，中日關係發展經歷了不少困難和波折，但最近一年多，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關係持續改善，逐漸步入正常軌道，面臨改善發展的重要機遇。
去年，安倍晉三許下4個願望：年內恢復舉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實現李克強總理訪日、希望2018年訪華、邀請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下半年訪日，從而全面恢復中日兩國高層互訪機制。
如今，安倍晉三在中日締約40周年的重要節點得以訪華，不僅實現了他的第3個願望，也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父輩的和平主義理念。
此次安倍來華，隨訪的還有超過500多位企業界精英。26日上午，兩國舉行了中日協力廠商市場合作論壇，其間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余項合作協定，金額超過180億美元。
正如前文所述，安倍晉三赴華前在推特中提到，願將中日關係提升至“新階段”。
高洪話，這個“新”字用得很巧，相對於“舊”，其間含義一言難盡。簡單地說，兩國之間形成了新的共識，確認互為合作夥伴，在具有很高互補性的經貿、科技和協力廠商合作市場方面攜手向前走，在取得政治互信的基礎上，把過去的競爭轉為共贏。
不過，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初曉波看來，中日關係如欲致遠，必先行穩。
從經濟領域看，當前世界經濟處於後危機時代的調整期，新舊動能轉換、經濟轉型過程中貿易投資增長放緩，債務問題和貨幣利率風險增大，不論是誰在這樣的背景下都難以獨善其身。
從軍事安全領域看，現存兩國領海、島嶼、防空識別區等爭端難以短期徹底解決的情況下，兩國已經就避免出現偶發性衝突建立“海空聯絡機制”進行了長期努力。
中日之間的確橫亙著眾多問題，曾經阻礙中日關係深化的敏感問題今後仍有可能激化。
作為身系億萬國民重托的政治家，安倍應該超越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在中日締約40周年之際登高望遠，去探索兩國之間可持續的、不輕易受協力廠商和突發因素左右的穩定信賴關係。
未來的中日關係，安倍將其形容為一艘大船，頗有風雨同舟的畫面感——“與中方一道共同努力，使友好合作發展的航船向前，再向前。”25日下午，安倍在人民大會堂演講時如是說。
從安倍晉太郎到安倍晉三，40年間，日本對華關係的態度曾數度被推到波峰，也屢屢跌回到波谷。如今，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安倍政府終於轉舵與中國相向而行，中日共同完成了40年歷史的穿越，開創了新發展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