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氣的羅榮桓
羅榮桓像
羅榮桓一貫重視黨的紀律建設。1955年9月，在被授予元帥軍銜的同時，羅榮桓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此前，他已擔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管理部（後改為總幹部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但他仍以高度責任感挑起了軍隊監委書記的重擔。
1956年9月，病重的羅榮桓向中央請辭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幹部部部長職務，但卻沒有請辭監委書記一職，可見其對監察工作的高度重視。
針對解放後少數高級幹部居功自傲、違法亂紀、腐化墮落、不接受群眾的批評和黨的教育等情況，羅榮桓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他建議要認真解決這個問題。根據他的意見，中央軍委再次發出一年前總政治部頒發的《關於制止某些高級幹部腐化墮落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點名批評了一些幹部的嚴重錯誤，指出這些人違法亂紀，損害了黨和軍隊的聲譽和革命事業，必須嚴肅處理。對於那些包庇犯重大錯誤幹部的組織和個人，也要進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強調：要加強黨對高級幹部的領導與監督，開展黨委內部和高級幹部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駁斥了把腐化墮落說成「生活小節」、不是政治原則問題的錯誤觀點，要求克服自由主義，保證一切高級幹部在各方面接受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
這一指示在全軍引起了強烈反響。師以上黨委專門召開會議，開展討論，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也揭發了一些人思想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並在全軍對160多名犯有道德品質錯誤的高、中級幹部，給予了黨紀處分或批評教育。一位資格老、戰功大的軍長犯了錯誤且屢教不改，也照樣被撤職並開除了黨籍。全軍幹部從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許多犯有錯誤的幹部得到了挽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向全黨鄭重提出了「兩個務必」，以防出現驕傲的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過艱苦生活的情緒，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這成為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加強修養的重大課題。羅榮桓多次主持召開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會議，研究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對軍隊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遵紀守法的檢查、監督與教育，討論和處理重大案件。
對於各級黨委和監委，他認為首先要堅持原則。1962年11月17日，羅榮桓在全軍組織部長會議上說，有些道德品質問題不注意，就會發展成刑事問題。他說：“現在有些黨委在對待腐化墮落、蛻化變質這方面問題的處理上缺乏嚴肅的原則空氣，有的則是毫無原則。對於團以下幹部的問題還敢管，對於某些高級幹部的問題則不敢管，個別的甚至包庇起來，誰也不講。”
羅榮桓強調說，對待這種問題“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樣化法。經過批評鬥爭，改正了錯誤，就能夠把大事化小。化要經過工作去化，要有原則。根本不講，根本不批評，採取包庇起來的辦法是化不了的，其結果是小事釀成大事，最後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時，羅榮桓認為，對於犯錯誤的人的處理一定要慎重。“處理要注意方式，要實事求是”，並指出嚴肅黨紀之“嚴肅”，就是實事求是，這不單是指要堅持原則，其中還包括要慎重對待之意。他說，“黨的紀律是嚴肅的，不要拿一點錯誤否定一個人的一切。”
羅榮桓還認為，處分幹部固然是一種教育，但更要熱情教育、幫助和感化他們，不要推出門就不管。那位被撤職並開除黨籍的軍長，後分配到某單位工作，但單位的領導卻不願接收。羅榮桓親自出面，對那個單位領導說：“不要不行，你們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後來，這位幹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羅榮桓一貫遵守紀律，始終保持勞動人民和普通軍人的本色。儘管長期身體不好，但他從未因病而提什麼特殊照顧。有一次他發現家裏多了四張躺椅，就問秘書：“哪來的躺椅呀？”秘書應答：“解放軍總後勤部送來的。”“給錢了嗎？”“沒。”一聽沒付錢，他立即要秘書退回去。秘書解釋道：“總後勤部首長說，因為您有病，辦完公好靠著休息休息。”他說：“亂彈琴，我一個人害病，用得著四張躺椅嗎？都給我搬回去。”秘書很為難。他最後說：“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價給錢，用我的薪金。”這樣照價付錢後，躺椅才被留了下來。
他從嚴要求家人，常對妻子林月琴說，要經常檢查有沒有違反制度，是不是多領了東西；還囑咐妻子，有些制度規定該發的，也盡量自己解決，不要去麻煩組織；有些我們能夠動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讓工作人員做。他常說，“一個革命者想的應該是怎樣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額外的照顧，增加人們的負擔。”兒子羅東進和女兒羅南下上小學時，學校離家很遠。有個周六學校放學晚了，家人派車去接了一次，羅榮桓發現後把全家叫到一起，嚴肅地對孩子們說：“這樣不好，汽車是組織上給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們上學的，如果再不自覺就不好了，那樣會害了你們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員：“以後絕對不准用小車接送孩子，讓他們搭公共汽車也是個鍛煉嘛！”
羅榮桓熱愛家鄉，關愛親友，可辦事講原則，不徇私情。解放後，羅榮桓就意識到家鄉部分鄉親可能來北京找他。為此，他曾囑託湖南衡陽鐵路局局長郭維城：“衡陽是我的家鄉。會有很多人想通過你上北京來找我。你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到北京來。不能讓他們免費坐火車。”不出羅榮桓所料，果然有一些人打著羅榮桓親戚的旗號找郭維城，要求免費乘車進京，都被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稱他是“最守紀律”的“黨內聖人”。
1963年12月16日，驚悉羅榮桓逝世的不幸消息，毛澤東沉痛地說：“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後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作用。”這是對羅榮桓嚴於律己、一身正氣的高度評價。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在看報
葉子龍
《毛澤東與他的秘書們》是由毛澤東衛士李家驥與作家楊慶旺合作的紀實文學作品。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詳細介紹了李家驥在毛澤東身邊13年的經歷。下冊描述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董必武之間的友誼；毛澤東和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以及羅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的「兒女私情」；毛澤東一些與眾不同的習慣特性，等等。內容真實，文筆生動，並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現特摘選其中一章，以饗讀者。
陳伯達
陳伯達來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雙筷子
陳伯達是1938年從北平到延安的。這位1927年入黨，在蘇聯鍍過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傳部長，還在大學教過書的人，最初並沒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討論會上他的發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把他調到身邊工作，而陳伯達又以自己的才華和工作成績贏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從而一步一步邁入中共領導的高層。
主席在雙清別墅時，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裏散步。陳伯達來了，走了幾步，說：「主席，最近華北的《人民日報》發了一個文件，你看過嗎？」
「什麼文件？」主席感興趣地問。「不應忘記的歷史。」陳伯達馬上回答。「我沒注意。」主席說，「能不能找來我看看。」
「可以。」說著他到主席辦公室把那份報紙拿過來遞給主席。
陳伯達見主席看看報紙又看看他，於是便小聲地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說：「你回去再寫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軍渡江作戰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準備吃飯，陳伯達來電話要來主席處研究材料。主席馬上答覆：「讓他來。」並對我說，「再加一雙筷子，讓伯達在這兒一起吃飯。」
不一會，陳伯達來到主席處。主席讓他坐在對面，並示意一邊吃飯一邊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準備好的三四頁稿紙遞給陳伯達，並交待說：「材料形成一個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補充。」
他們吃飯時間和交談的時間不太長，大約半小時。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進軍令，陳伯達看完草稿後表示：「我沒有文字補充。」主席笑笑對陳伯達說：「你沒補充，我再徵求老總、恩來的意見，他們沒有意見就定稿了。」
從這件事，我感到主席對陳伯達是很信任的，這麼重要的文獻都徵求他的意見。陳伯達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確實參與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兩批陳伯達
那時主席對陳伯達要求也是嚴格的，一旦出了問題主席的批評毫不客氣。主席訪蘇時，一天，斯大林會見主席，陳伯達、汪東興等陪同。當時陳伯達以學者教授身份出現。在會見中斯大林忽然對陳伯達說：「陳教授我曾讀過你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懂俄語的陳伯達還沒等翻譯譯出漢語，就露出笑容，非常高興地與斯大林對起話來。
斯大林拿起酒杯，來到陳伯達面前說：「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志乾杯！」
陳伯達也站起來：「為全世界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志乾杯！」
活動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澤東，轉為斯大林———陳伯達。陳伯達大為風光，毛主席靠了邊！當天晚上，主席一進門就不高興地對我說：「讓陳伯達到我辦公室。」
陳伯達
陳伯達的書法
在我給主席沏茶時聽到主席訓斥陳伯達：“你是個共產黨員，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是代表黨和國家來的，你應當知道自己的身份，這是政治、外交場合！”
大約20分鐘，陳伯達哭著出來，他低著頭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兩小時後，主席把我叫去，讓我看看陳伯達在幹什麼。我悄俏通過門縫往陳伯達房間看，見他一邊吃餅乾一邊哭。我回到主席房間，對他彙報說：“伯達同志正在哭。”
“也好，讓他找找教訓，長長見識。”我沒敢說陳伯達還在吃餅乾，怕主席不高興。
大概陳伯達受到主席嚴厲批評，感到太沒面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館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陳伯達研究工作，發現他“失蹤了”。我馬上向葉子龍報告。葉子龍拉著我，各房間找，又問了門衛和有關人員，才知道他去了使館，通過電話核實確有其事。我們向主席報告了情況，主席指示：“讓伯達回來。”
陳伯達只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團的駐地。回來後，他說想和在蘇聯的孩子住幾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頓批評：“這次出國不是個人行為，你太無組織無紀律了！今後必須加強紀律性，凡有事離開駐地必須向我請假。”主席不僅兩次當面批評陳伯達，還指示：“代表團同志之間就陳伯達的問題交流意見。”實際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家共同吸取教訓。
“伯達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剛到北平時住香山，幾個月後搬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最初陳伯達住頤和園。因為主席經常找他，陳伯達也搬到中南海。開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裏，後來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個四合院組成，他住一個院，另外兩個院子住的是熊復和周揚。
一天主席帶我和警衛戰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對我說，我們順便看看陳伯達。
陳伯達
我和主席說說笑笑，一會就走到陳伯達家門口。主席親自敲門，大聲喊道：“陳伯達在這兒住嗎？”沒有動靜，王振海又敲了一陣門：“伯達同志開門啊！”
不一會，陳伯達披著上衣，穿著拖鞋，歪戴著眼鏡出來開門。當他看到是主席來了，很是吃驚，連忙說：“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裏就行，怎麼還勞駕主席到我這兒。”
“我們出來散步，順便到你這裏看看，搬家以後還沒來過，住的房子還行嗎？”主席說著就往屋子裡進。
“還好，還好。”陳伯達有些不知所措。我們走進陳伯達辦公室：只見東西不多但很亂，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書、報和文件。
“這就是你的辦公室嗎？”主席上下左右環視一周後問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沒住好。”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
主席安慰說：“我們的伯達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讓小李、小王幫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謝謝，謝謝。”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馬上動手歸攏書刊。“哎呀，我忘請主席坐了。”陳伯達這才想起來請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給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說：“像個雞窩，請主席別見笑。”
主席朝陳伯達笑笑，接過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說：“伯達，馬克思在《資本論》有這樣一段話，你幫我找找。”說著主席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寫著字的紙條遞給陳伯達。
陳伯達接過紙條，看了一遍，便從書架上取下《資本論》，翻了幾下便找到了，並對主席說：“主席，你看是不是這一段？”
主席接過書一看：“對，就是這一段！讓小李把書給我帶回去，用完再退你。”
陳伯達確實有才華，在多年的毛澤東秘書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於後來他在政治上犯了錯誤，這畢竟是後來的事，我們應有分析地、客觀地、歷史地看待他。
他與主席討論的觀點被提煉到憲法中主席對陳伯達嚴格，也很關心他。大概在陳伯達被批評後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讓田師傅搞點吃的，我不解地問：“主席不是剛吃過飯，怎麼還搞飯？”
“給伯達送去。”主席解釋道。我找到田師傅問：“這有飯菜嗎？”“有，是給主席準備的。”“主席讓我給伯達送去。”
毛澤東在書房
毛澤東和胡喬木在一起
田師傅便把給主席備用的飯菜放在一個大銀盤子裏讓我端走。我敲敲陳伯達的房間門，他果然沒休息，還伏案寫材料。我把盤子放在桌子上，解釋說：“這是主席讓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陳伯達好像還沒反應過來，反問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說這是田師傅給主席準備的飯菜，請你先用。
“啊，主席考慮真周到，謝謝主席，謝謝主席。”陳伯達激動地說。
陳伯達用完飯，自己把盤子送給田師傅。他回房時正好我們在走廊相遇，他問：“主席休息了嗎？”我說：“沒有，剛才還問我給送飯了嗎？”他眼裏含著淚水，再次激動地說：“謝謝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帶著幾位秀才住石家莊一個招待所，在這裏編《毛澤東選集》。一天，主席和陳伯達一邊吃飯一邊談問題，主席說《三國演義》中有這麼一段說諸葛亮的話，你有什麼看法？陳伯達說對這段話有爭議。主席讓他把這段話找來。吃完飯我們一同回主席房間，陳伯達拿來《三國演義》，只翻了兩下就找到了那段話並遞給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帶一個班子到杭州起草憲法。一天散步時，主席說：“我們要制定的這部憲法，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也不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憲法。”陳伯達說：“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們可以吸取它們的精華但不能照搬。資本主義的憲法是反映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蘇聯憲法是反映蘇聯情況的，我們的憲法是反映現階段中國情況的。情況不同憲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說：“伯達，你把剛才我們談的觀點再深入研究，細化一下，整理出一個材料，作為我們起草憲法工作的指導思想。”據說後來憲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話，就是這次兩人討論的結論。
胡喬木
主席讓食堂給喬木改善伙食
胡喬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總編輯。主席的大秘書中，當時第二號人物應是胡喬木。
七屆二中全會為我黨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制訂了相應的方針政策。喬木從主席秘書、宣傳部和新華社領導的角度參與全會工作。
胡喬木
中央機關從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負責機要室的車的看押，同時照顧主席、子龍、喬木等領導同志的孩子。一路上，喬木和他愛人把我當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溫暖，很融恰。
在雙清別墅，初入中南海時，喬木和伯達、家英等經常在主席那裏。
一次喬木在主席辦公室研究問題，總理來找主席有事，喬木主動退出迴避。等總理辦完事走後，主席才發現喬木沒在屋，就按電鈴召我，我在會議室里發現喬木坐在沙發上睡著了。他太疲勞了，我沒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況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對，讓他睡一會兒吧，好幾天沒睡好覺了。”
過了一會兒，主席出了辦公室散步，他從東走到西，又從西走到東，在院子裏走了幾個來回。大約又過了十幾分鐘，他終於著急了，讓我叫醒喬木。
我來到會議室輕輕叫醒了喬木。喬木醒後，拍拍腦袋，後悔地說：“我怎麼睡著了，真誤事了！”他快步向主席辦公室走去，又開始了工作。
主席對秘書是關心的，他曾對葉子龍說：“這段時間喬木、伯達等同志太累，我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你告訴食堂給他們改善一下伙食，這樣下去身體吃不消。”
“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
一天夜裏我值班，主席按電鈴傳我。我馬上到主席卧室，見他穿著睡衣來回走，看我進來，說：“叫喬木來。”
我馬上回值班室往喬木家打電話，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說主席有急事，請他馬上到主席處。喬木匆匆忙忙來到主席辦公室。
“喬木，你怎麼搞的，昨天讓你修改的材料怎麼還沒給我？”
“我親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別人收拾東西給動了。”
“我怎麼沒看到呢？”主席半反問半自語地說。
這時葉子龍拿著一份急電走來，見對主席說：“有份急電，你先看，我們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電報，簽字後交葉子龍，又說起埋怨的話。葉子龍放好電報，說：“白天我看到報紙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夾在哪報紙那裏了。”邊說邊一張張翻報紙。
果然，葉子龍在一張報紙里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臉上露出笑容：“還是子龍有經驗啊！”
“喬木，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主席回頭說。喬木緊張的表情平靜了下來。
胡喬木
1949年6月，主席和喬木等正忙於籌備政協會議。喬木負責主席秘書工作，又負責宣傳和新聞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筆，如著名的《共同綱領》就是他反覆修改定稿的。期間他感冒了，連著兩天沒到主席處，主席有些著急了，因會議正在節骨眼上，他離不開喬木。大概是喬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傳染給主席，就讓機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給主席。主席雖然拿到喬木轉的材料，這和一起交流，隨時詢問，並一起研究問題大不一樣。他著急地對我說：“喬木是累病的，但是現在我離不開他，我們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來到喬木辦公室。“喬木，把你累病了，看過醫生嗎？”一進門主席關切地問。“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礙大事，能堅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處，怕傳染給你。”“工作離不開你啊，邊治療邊工作幾天吧。”主席說完又指示我：“告訴王鶴濱大夫，一定治好喬木的病。”
喬木與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關心。主席對喬木這樣，喬木對主席也是這樣。一天後半夜，喬木拿著一沓稿子匆匆來到菊香書屋，說請主席審稿。我說主席剛服藥睡了，先別打攪他了。喬木點點頭表示同意。他拿著稿子在菊香書屋院子裏來回走，也不和我說話。
過了大約20分鐘，徐業夫拿著急電也來了。我把主席剛睡下和喬木也在等的情況告訴了他。“你也有急事？”徐業夫問喬木。
“有一份明天發表在新華社的電稿請主席審定。”喬木答道。
我看看兩人著急的樣子，怕擋駕時間長真誤了事，我要負責任，於是問他兩人：“主席睡了40分鐘了，你們一定叫還是不叫？“還是驚動主席吧，因為事情太急了。”徐業夫是主席的老秘書，知道事情如何處理。
於是我帶他們兩人一同進主席卧室。我輕輕說了一聲：“主席，有重要事向你報告。”大概安眠藥正發揮作用，主席沒被叫醒。我一邊拉被角一邊再次大聲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沒辦法啊！什麼事？”他似乎還沒全醒過來，半閉著眼睛說。
喬木遞上新華社的電稿。主席坐在床上，接過稿子，這才完全醒過來。“這一稿改得好，可發。”說完用鉛筆簽上字。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把稿子退喬木後又接過徐秘書的電報，他看兩遍，皺皺眉頭，才簽了字退給徐業夫。
主席休息不好，總理規定誰都不能打擾主席睡覺。後來主席說：“有重大問題需要我知道、我決定例外，否則拿工作人員是問。”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葉子龍、胡喬木的孩子與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訥在玩耍。主席起床後正吃飯，孩子們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主席聽後問李訥：“你們唱的什麼歌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李訥理直氣壯地回答。
“這句話不對啊！”主席糾正說。“爸爸，你說的不對，我們老師就這麼教我們唱的。”“李訥，和你爸爸爭論什麼呢？”喬木從外邊進來聽到他們在爭論就問道。
李訥搶先說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氣對喬木說：“你來的正好，我看這句歌詞真應改一改。你們想想先有共產黨還是先有中國？先有中國後有共產黨嘛。”“主席說的有道理，這首歌在延安時就這麼唱的，已經習慣了。”喬木考慮了一下說。“彼一時，此一時。現在不能這麼唱了，有錯就改嗎！”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對啊，現在是新中國了。新中國可是共產黨建立的。”喬木一邊思考一邊說。“好，加個新字就行了。”主席受喬木啟發，就這麼敲定了。喬木也表示同意。
從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一直唱到現在。
喬木為幫助主席起草憲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憲法，帶了一個小班子，喬木是重要成員之一。臨走時喬木對我說：“把主席常看的和這次工作用的書帶著。”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書，但工作用書我卻不知道。我對李銀橋和馬武義說了，機靈的馬武義說：“那就請喬木同志給拉個書單子，准沒錯。”
毛澤東訪蘇
我對喬木一說，他當即答應，立馬就寫，同時還囑咐我讓主席看一下有沒有遺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時請他審一下書目。主席從上到下看了一遍，滿意地說：“小李你考慮得挺周到，我看就這些。”
我馬上解釋：“主席，這是喬木同志拉的單子。”“我說小李的水平怎麼提高得這麼快，原來背後有人幫助！”主席開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達、喬木、家英在讀書、讀外國憲法、研究本國歷史的基礎上，開始起草憲法。執筆人主要是伯達、喬木、家英。三人分別起草，經主席審閱後，以為喬木和家英的稿子較好，便在這兩份稿子基礎上再修改。
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了。喬木累病了。在主席關懷下，他去蘇聯治療。1950年4月，我們從蘇聯回來不久，喬木和主席談訪蘇的情況後說：“有件事我向主席彙報，在你訪蘇期間，經我提議、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
“你怎麼能提這個建議呢？文藝處是個新工作，她身體又不太好，很難做好這項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馬上明確表態。
“這個事已經定了，我們考慮江青同志很早就從事過文藝工作，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以後又從事或經常接觸電影和文藝工作，相信她能勝任這一職務的。”
“你們定了，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孫勇、李德華和我都送過江青上班。她的職務是處長，不是有人說的副處長。但江青上班時間不長，就不去了，一是身體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訓歷史調查、參加土改，再往後就到蘇聯治病去了。
毛澤東在火車上看書
葉子龍
現在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當時雙方的觀點，我覺得都沒大錯。江青對文藝工作是熟悉的，參加工作的資歷也比較深，況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處長，職務並不算高。喬木對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從1950年到1954年一直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安排江青這一職務，而且又經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意，都沒有問題。而主席反對，一是文藝工作是一項新工作，江青雖然過去接觸過文藝，但指導全國的文藝工作，其業務知識肯定是不夠的；二是她身體不好，怕堅持不了工作。實踐證明主席說的是對的。
“文革”前，江青的職務和工資與同期入黨、參加革命的同志比並不高。1954年她的工資是十四級，沒有葉子龍高，後來兩人拉平了。“文革”當中的大變化，是後來的事。
葉子龍
毛主席的“大管家”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他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處是，他是主席機要秘書，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機要室主任。
葉子龍是湖南瀏陽人，1930年13歲時參加紅軍。1935年10月任紅一方面軍機要股長，1936年紅軍東征，機要股升格機要科，他任科長。從此由他直接送電文給主席，與主席認識。以後幾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轉戰陝北時還出任崑崙縱隊的參謀長。
我剛到主席身邊，一天主席對我說：“找葉科長來。”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還缺乏辨別能力，“葉科長”聽成“煙口袋”。我心想，主席現在不抽旱煙，要煙口袋幹什麼？而且我也沒聽說過他的煙口袋放什麼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問主席，只好回值班室問李銀橋等老同志。“銀橋同志，主席要我找煙口袋是怎麼回事？”我小聲問。
李銀橋笑了：“主席在延安時就不抽旱煙了，怎麼又想起要煙口袋呢？”馬武義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去問問主席。”很快馬武義回來了，他得意地說：“我說你聽錯了吧，主席說‘叫葉子龍來’，你聽成了‘要煙口袋來’，差了十萬八千里！”
他倆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葉科長。”
剛要去找葉子龍，他來了。馬武義馬上把剛才的事對他說了一遍。葉子龍也笑了，用手指著我的腦袋：“你這個小東西，以後要注意，不然還會出笑話，更主要的是會誤正事的！”說完朝主席房間走去。
一天下午，葉子龍帶來兩個女孩子。他見主席正在房間辦公，便大聲喊道：“主席，你看誰來了？”“啊，我的嬌娃回來了！”主席大步來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邊拍後背一邊高興地說：“嬌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懷裏小聲說。
這時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女兒嬌嬌。葉子龍這幾天沒在家，原來是到外地接嬌嬌去了。
大家都為父女團圓而高興。這時葉子龍小聲對主席說：“賀怡同志也來了，是否見一見。”“當然要見，請她來。”主席痛快地說。葉子龍又去請賀怡去了。
他請主席來打牌，主席也“耍賴”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當時我們都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里。由於中蘇會談尚未打開局面，主席心情不好。這一天，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籌劃，吃了長壽麵，看了電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正在玩撲克，葉子龍問我，主席幹什麼呢？我說練字呢。他讓我叫主席也來玩撲克。我知道這是葉子龍想讓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參謀長說請你去玩撲克，就缺一個人了。”我怕主席不來，只好說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說；“這麼嚴重，非我莫屬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葉子龍等見我把主席搬來了，馬上重新組局，葉子龍和汪東興一夥兒，師哲和主席一夥兒。我知道葉子龍和汪東興好玩賴，就仔細盯著他倆的動作。玩了一圈，果然他倆贏了。贏了當然就洋洋得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