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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氣的羅榮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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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氣的羅榮桓

2026年01月04日 19:48 最後更新:01月08日 00:42

一身正氣的羅榮桓

羅榮桓像

羅榮桓一貫重視黨的紀律建設。1955年9月,在被授予元帥軍銜的同時,羅榮桓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此前,他已擔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管理部(後改為總幹部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但他仍以高度責任感挑起了軍隊監委書記的重擔。

1956年9月,病重的羅榮桓向中央請辭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幹部部部長職務,但卻沒有請辭監委書記一職,可見其對監察工作的高度重視。

針對解放後少數高級幹部居功自傲、違法亂紀、腐化墮落、不接受群眾的批評和黨的教育等情況,羅榮桓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他建議要認真解決這個問題。根據他的意見,中央軍委再次發出一年前總政治部頒發的《關於制止某些高級幹部腐化墮落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點名批評了一些幹部的嚴重錯誤,指出這些人違法亂紀,損害了黨和軍隊的聲譽和革命事業,必須嚴肅處理。對於那些包庇犯重大錯誤幹部的組織和個人,也要進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強調:要加強黨對高級幹部的領導與監督,開展黨委內部和高級幹部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駁斥了把腐化墮落說成「生活小節」、不是政治原則問題的錯誤觀點,要求克服自由主義,保證一切高級幹部在各方面接受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

這一指示在全軍引起了強烈反響。師以上黨委專門召開會議,開展討論,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也揭發了一些人思想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並在全軍對160多名犯有道德品質錯誤的高、中級幹部,給予了黨紀處分或批評教育。一位資格老、戰功大的軍長犯了錯誤且屢教不改,也照樣被撤職並開除了黨籍。全軍幹部從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許多犯有錯誤的幹部得到了挽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向全黨鄭重提出了「兩個務必」,以防出現驕傲的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過艱苦生活的情緒,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這成為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加強修養的重大課題。羅榮桓多次主持召開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會議,研究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對軍隊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遵紀守法的檢查、監督與教育,討論和處理重大案件。

對於各級黨委和監委,他認為首先要堅持原則。1962年11月17日,羅榮桓在全軍組織部長會議上說,有些道德品質問題不注意,就會發展成刑事問題。他說:“現在有些黨委在對待腐化墮落、蛻化變質這方面問題的處理上缺乏嚴肅的原則空氣,有的則是毫無原則。對於團以下幹部的問題還敢管,對於某些高級幹部的問題則不敢管,個別的甚至包庇起來,誰也不講。”

羅榮桓強調說,對待這種問題“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樣化法。經過批評鬥爭,改正了錯誤,就能夠把大事化小。化要經過工作去化,要有原則。根本不講,根本不批評,採取包庇起來的辦法是化不了的,其結果是小事釀成大事,最後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時,羅榮桓認為,對於犯錯誤的人的處理一定要慎重。“處理要注意方式,要實事求是”,並指出嚴肅黨紀之“嚴肅”,就是實事求是,這不單是指要堅持原則,其中還包括要慎重對待之意。他說,“黨的紀律是嚴肅的,不要拿一點錯誤否定一個人的一切。”

羅榮桓還認為,處分幹部固然是一種教育,但更要熱情教育、幫助和感化他們,不要推出門就不管。那位被撤職並開除黨籍的軍長,後分配到某單位工作,但單位的領導卻不願接收。羅榮桓親自出面,對那個單位領導說:“不要不行,你們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後來,這位幹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羅榮桓一貫遵守紀律,始終保持勞動人民和普通軍人的本色。儘管長期身體不好,但他從未因病而提什麼特殊照顧。有一次他發現家裏多了四張躺椅,就問秘書:“哪來的躺椅呀?”秘書應答:“解放軍總後勤部送來的。”“給錢了嗎?”“沒。”一聽沒付錢,他立即要秘書退回去。秘書解釋道:“總後勤部首長說,因為您有病,辦完公好靠著休息休息。”他說:“亂彈琴,我一個人害病,用得著四張躺椅嗎?都給我搬回去。”秘書很為難。他最後說:“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價給錢,用我的薪金。”這樣照價付錢後,躺椅才被留了下來。

他從嚴要求家人,常對妻子林月琴說,要經常檢查有沒有違反制度,是不是多領了東西;還囑咐妻子,有些制度規定該發的,也盡量自己解決,不要去麻煩組織;有些我們能夠動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讓工作人員做。他常說,“一個革命者想的應該是怎樣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額外的照顧,增加人們的負擔。”兒子羅東進和女兒羅南下上小學時,學校離家很遠。有個周六學校放學晚了,家人派車去接了一次,羅榮桓發現後把全家叫到一起,嚴肅地對孩子們說:“這樣不好,汽車是組織上給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們上學的,如果再不自覺就不好了,那樣會害了你們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員:“以後絕對不准用小車接送孩子,讓他們搭公共汽車也是個鍛煉嘛!”

羅榮桓熱愛家鄉,關愛親友,可辦事講原則,不徇私情。解放後,羅榮桓就意識到家鄉部分鄉親可能來北京找他。為此,他曾囑託湖南衡陽鐵路局局長郭維城:“衡陽是我的家鄉。會有很多人想通過你上北京來找我。你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到北京來。不能讓他們免費坐火車。”不出羅榮桓所料,果然有一些人打著羅榮桓親戚的旗號找郭維城,要求免費乘車進京,都被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稱他是“最守紀律”的“黨內聖人”。

1963年12月16日,驚悉羅榮桓逝世的不幸消息,毛澤東沉痛地說:“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後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作用。”這是對羅榮桓嚴於律己、一身正氣的高度評價。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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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服了第三次安眠藥後,進入卧室準備睡覺。護士小趙(趙柳恩)按照醫囑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藥放在床頭柜上,以備江青萬一睡不著時順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做完這些,小趙回護士值班室準備休息時,已是5日凌晨4點鐘了。

安眠藥引發風波

一個小時後,江青突然打鈴叫小趙,問:「今天晚上你為什麼不給我放備份葯?我只睡了一小時就再也睡不著了,想吃備份葯,結果沒有找到,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小趙說:「那備份葯我給你擺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後,忘記了。」江青火冒三丈:「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誣賴你一個小護士嗎?別解釋了,快點把那份葯給我拿來,否則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覺你要負責。」

小趙只能按照醫生的囑咐按時按量伺候江青服藥,不可以擅自給她增加藥量。她委婉地說:「我去問問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藥量?」江青吼道:「你一個小小的護士是聽我的還是聽大夫的?這根本就不是增加藥量的問題,而是少我一份備份葯,是叫你給我補上。」小趙非常為難,趕緊去請示大夫,又適當增加一點藥量,服侍江青服下。然而,江青長期服用大劑量安眠藥,有了很強的抗藥力,那天晚上她連服5次安眠藥,不但沒入睡,精神反而興奮起來。她想來想去,懷疑是小趙受了小周(護士周淑英,因結婚引起江青不快,一度被關押、審查)的指使給她吃了毒藥。

江青實在躺不住了,起床後橫眉豎眼地問小趙:「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調來的?」小趙說:「是從三○五醫院調來的。」江青又問:「在三○五醫院以前你在哪裏?」小趙說:「在廣州軍區。」江青就捕風捉影地說小趙是黃永勝的人(黃任過廣州軍區司令員),吼道:「是黃永勝把你派到我這裏來的吧?」

叫來8位政治局委員

江青折騰小趙到晚上9點鐘,命令我打電話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馬上到17號樓開會。包括周總理和葉劍英在內,一共來了8位政治局委員。江青質問我:「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麼調來的?你說!」我答道:「工作人員的調動是上級組織的事,小周是怎麼調來的我不清楚。」江青又把矛頭指向小趙:「你給我吃這樣大劑量的安眠藥,是不是小周指使你乾的?」小趙說:「確實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葯是醫生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和你商量定的。」

江青發難了一遍,沒有問出她需要的東西。周總理很氣憤地對江青說:「你不能對工作人員態度好一點嗎?你用這樣的態度問話怎麼讓人家講話?我都緊張了,他們都是孩子能不緊張?聽說你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難過。」葉劍英把江青經常服用的安眠藥單子拿過去看了看說:「你今後不吃不行嗎?」江青說:「不吃睡不著覺。」葉劍英又問:「那少吃點行不行?」江青說:“少吃也不行。”葉劍英走到一旁,往沙發上一靠,呼呼睡覺去了。張春橋、姚文元見周總理批評了江青,又見葉劍英將了江青的軍,也不敢給江青幫腔了。江青感到很尷尬,說:“你們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現在該吃藥了。”她對小趙說:“快給我葯吃。”江青吃完葯,悻悻地離開17號樓大廳到禮堂看電影去了。

第二天,汪東興根據周總理和葉劍英的意見,及時將此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氣憤,說:「江青私設公堂,要拿她問罪。」

讓秘書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上午11時左右,江青還沒起床,就打鈴叫我。我讓小趙跟我一起進去。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見我進去後坐了起來。她做著手勢,連聲說:「你過來,你過來,離我近點。」我走過去,她一下子用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我昨天晚上驚嚇了你們啦,驚嚇了你們啦!”我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態度和昨天判若兩人,是怎麼回事?接著,江青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可是我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你寫。”我明白了,她是假裝給我們道歉,實際上是為了叫我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話,請他們由專人於當天把信傳到中央領導同志手中。

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是想請毛主席表態,把工作人員打成「現行反革命」,向中央領導同志證明她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信轉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顯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看過信以後都沒有畫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興,但她還是把它當作寶貝一樣,鎖進她自己的保險柜里。

汪東興:是對準我來的

後來有一天,汪東興和我一起回憶起此事,他說:「那天江青打電話通知總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張春橋、姚文元和我,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釣魚台17號樓……江青說:‘楊銀祿、周金銘(警衛員)、趙柳恩有問題,我一是要對他們進行審訊,二是叫公安部把他們抓走。’總理說:‘你認為工作人員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而應該叫談話。’江青不同意叫談話,應該審訊……我認為那是私設公堂,侵犯人權。她表面上是對工作人員的,實際上是對準我來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嘛。當時,葉劍英同志……頭往沙發上一靠睡覺了,還打出了鼾聲。我小聲問葉帥,這樣緊張的氣氛,你怎睡著了?葉帥小聲說:‘我沒有睡著,我是裝睡著了。她這樣鬧,我們不該來。’我說,我們事先不知道她叫我們來有什麼事,總理也不知道。葉帥說:‘真糟糕!這不是為江青助威嘛。’葉帥說得對,是為江青胡鬧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了原則,才使江青的陰謀沒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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