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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做什麼激怒了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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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做什麼激怒了毛澤東?

2025年12月24日 17:42 最後更新:01月08日 00:44

劉少奇做什麼激怒了毛澤東?

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曾長期合作親密共事。然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卻被錯誤地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

 劉少奇實事求是,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裏,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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