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官方敘事，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從左至右）陳雲、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
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歷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從地方到中央，華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95頁）毛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佐證。
1978年，理論界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面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至於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講早了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華國鋒、汪東興、烏蘭夫聽取張平化、朱穆之、廖井丹彙報的談話，1978年4月7日）華國鋒不想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恐怕既有他本人對理論問題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溫厚、包容的緣故。無論如何，華對理論界的爭論不反感，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的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後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192—193頁）這是事後的說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是否認為主題好；但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爭論施以了打壓。華至多是過於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能相提並論。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對者給真理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表示了反感。這一番話，對著「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中篇，《財經》2008年第12期；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頁。）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人們爭閱載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報紙（資料圖）
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後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鮮明的對比是毛澤東主席，他也是常常讓劉少奇或鄧小平主持會議，但他很快就打斷人家的話，把主持會議權完全接過來。他作結論時更是上綱上線，提得很高。整個會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而華國鋒卻不是這樣，例如所有關於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澆油，反而起一些緩解鬆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後，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這場討論，以他「第一號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許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89頁）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等）平反或重新處理，審查康生和謝富治。與會者對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意見很多，他採納與會者意見，決定會後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然後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對與會者普遍質疑和批評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華國鋒承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主動承擔了責任：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同上，第191—192頁。）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容、寬厚不無關係。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後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評價三中全會時，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後作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頁）于光遠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農業問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採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上的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在採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207頁）。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內地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蕩，並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據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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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慧與毛澤東(資料圖)
江青(左)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我去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採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髮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髮，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面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里，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面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里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里”。
鄭君里，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里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蘋，本是鄭君里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里（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蘋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里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蘋，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里為司儀。
黃晨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著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歷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騙騙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里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江青（中）林彪（右）、葉群在一起（資料圖）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里回到家裏，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里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著面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里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裏。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
鄭君里明白，這是張春橋找他談話的真正目的，他從張春橋的話中聽出，顯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別人不會知道那封信的。
當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側。
據梁國斌回憶：
“一九六六年六月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曾對我說，江青現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鄭君里家，我要找鄭君里談一次，為慎重起見，你也參加一下。我答應了。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我在場……
「張春橋對鄭君里說，現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完全答應。」
鄭君里和黃晨一起在家中翻找，總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廠里轉給張春橋。
梁國斌回憶道：
「事隔約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對我說，鄭君里那裏的信件、照片等交出來了，已轉交給江青，她當場燒了。」
這麼一來，鄭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過了些日子，張春橋又一次找鄭君里談話。
這一回，張春橋的臉上烏雲密佈，彷彿馬上就要發出閃電和雷鳴。
他不再繞彎了，單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為什麼不交出來？」
從話語中可以聽出來，顯然，江青已經看過鄭君里上一次交給張春橋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鄭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憶一下，把信找出來。」張春橋依然不放過他。
鄭君里回到家裏，憂心忡忡，他早就銷毀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來，而江青又緊追不捨。
黃晨和他翻箱倒櫃，鄭君里向來很重視保存創作資料，便於寫作，他保存了許多三十年代電影書報、剪報。凡是其中涉及藍蘋的，都一一交出。
黃晨還找出了一張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納、藍蘋、鄭君里，她。
她記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們在霞飛路（淮海中路）萬籟鳴兄弟所開的「萬氏照相館」里拍的。
1935年的藍蘋（右）與王瑩（資料圖）
鄭君里見到這張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黃晨慮事比丈夫仔細，只見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納。鄭君里會意，讚許地點了點頭。因為如果不剪去唐納，更會招惹麻煩。
再也找不出別的「防擴散材料」了。鄭君里深知，這一回的材料仍沒有那封信，江青勢必不會放過他，於是，鄭君里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信件“沒有保存，只是理出幾張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請你處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氣，她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為了避免她的糾纏，他在信中還寫道：“運動之後，我們搬到農村去落戶，搞搞文化館的工作……”
雖然鄭君里已經退避三舍了，然而，他並沒有從江青的記憶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視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殺人，這「刀」便是葉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七歲的生日，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一百五十萬紅衛兵雲集天安門廣場，使那裏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離毛澤東只咫尺之遙，揮動著小紅書，向紅衛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權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她見到葉群。葉群邀她到毛家灣走走，她答應了。
三天之後，江青出現在毛家灣林彪寓中。
江青和葉群在微笑中，談成一筆骯髒的交易：「你替我撥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於是，江青說起了鄭君里，說起了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一封信。
於是，葉群通過吳法憲，電召江騰蛟火速來京。
於是，十月八日深夜，一夥不速之客，光臨上海武康大樓鄭君里家中……
據黃晨回憶，在抄家的時候：
「不准任何人進出，對我們搜身，叫我們把所有的首長的文字東西都拿出來，把我們的書翻了一地……把君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創作手槁、資料搜刮一空，連我的小兒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作業的成績報告單都拿走了。……」
「大抄家後，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監獄裏，君里同志受到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僅兩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麼信
在採訪黃晨之前，我曾聽到一種關於那封信的傳說。
據說，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是因毛澤東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報》連載了《訪李淑一》一文，記述了記者訪問當時在上海老友鍾淑賢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詳細談及了毛澤東寫作《蝶戀花》的經過。可以說，李淑一的這段話，是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寫《蝶戀花》的最權威的解釋：
“李淑一同志說，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節，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賀年信去，因為我已經有三年沒有寫信給他，算是向他請安的。還給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舊作求教。當時（指一九三三年）因為道路傳聞，說直苟已不在人間，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直苟回去，樣子非常狼狽，我哭泣著醒來，和淚填了一首《菩薩蠻》，原詞是這樣的：‘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依曉夢殘。徵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同時，我還要求他把他從前寫贈楊開慧烈士的一首詞寫給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開頭就說：‘惠書收到。過於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引者註：《新民晚報》所登毛澤東致李淑一信，個別字句有誤，引者已據《毛澤東書信選集》更改。）意思是我不應當用‘請安’的字眼。我的《菩薩蠻》他看了，信里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他沒有把以前贈楊開慧烈士的詞再寫出來，他說那一首不好，‘有《遊仙》一首為贈’，還說，‘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里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就是大家已經讀到的‘我失驕楊君失柳’那一首《蝶戀花》。
「這首詞寄到學校後，（長沙）第十中學（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單位。）的同學爭相傳誦。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也知道了，他們想在校刊上發表，寫信去請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發表？後來主席親自複信，同意發表，只是把題目改成了《贈李淑一》。後來，《人民日報》、《詩刊》和各地報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澤東的戰友，犧牲於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戰爭。楊開慧為毛澤東夫人，犧牲於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話，把毛澤東寫作《蝶戀花》一詞的前後經過。說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澤東對柳直苟烈士、楊開慧烈士的懷念，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充滿深情的詞句。
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戰友之情。然而，卻觸動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著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據傳，江青要追索的，便是這封在一九五八年寫給鄭君里的
當然，這僅僅是「據說」、“據傳”而已。因為關於那封信，一直是一個謎：不論是對張春橋或者葉群面授機宜的時候，江青只是說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鄭君裏手中，並未談及是一封什麼內容的信件。何況葉群已死，張春橋則以緘默對抗，無法從他們那裏查清江青千方百計要追回的是什麼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鄭君里知。
不過，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騰蛟時，江騰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問：「你到北京以後，葉群怎麼給你具體交代任務的？」
答：「葉群跟我講，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上，現在要把這封信收回來……」
這裏提及的顧而已，顯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尋的，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信——正因為這樣，她指使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並沒有找顧而已談話。
江騰蛟的交代，明確地說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審問時，審判員高斌特地追問了一句：
問；「到底要搜查江青什麼時間的信？」
答：「五八年，我記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樣會“有一封信落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鄭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寫信給鄭君里！
江騰蛟的交代，清楚地證實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
在筆者訪問黃晨時，她說鄭君里怕惹事，早在張春橋找他談話之前，已經燒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為這樣，張春橋一直追逼之下，他也無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寫給他的信。
黃晨還回憶，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還曾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事關她、唐納和另外一個人。
要說清楚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從頭講起……
本文摘自《江青傳》，葉永烈 著，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