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句容市烈士陵園內，有兩尊半身銅像，那戴著副眼鏡，雙眼炯炯有神，永遠充滿堅定不屈的青年男子，就是當年與日寇進行不屈鬥爭，最後壯烈殉國的抗戰英烈巫恆通。
巫恆通：投筆從戎絕食殉國的抗日英雄
巫恆通像
巫恆通，字天俠，1903年出生於江蘇省句容縣白兔鎮柘溪村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求學期間，積极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畢業後，在無錫縣立第四小學（梅村小學）任教，先後任句容縣女小校長、南通師範附小教師、句容縣督學。1936年任泰興縣教育局長。1937年全國性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极參加抗日活動。1938年3月，被國民黨泰興縣政府以擅離職守罪名逮捕入獄。
1938年夏，新四軍挺進江南敵後抗日，創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10月，巫恆通被保釋出獄，與陳毅、管文蔚暢談抗戰大計，並送兒子巫健松到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學習。1939年3月，成立句容縣民眾抗敵自衛團，主動接受新四軍指導。11月，句容縣民眾抗敵自衛團改編為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新編第3團，任團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皖南事變後，日軍乘機反覆「掃蕩」茅山地區，巫恆通在江蘇句容多次指揮部隊擊退日軍的突襲。日、偽軍對他恨之入骨，殺其兄，擄其子，毀其家。巫恆通慷慨陳詞：「堅持抗敵，有敵無我，有我無敵！有敵人在，房屋被毀，人被殺，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敵人驅逐出國境，才能保全生命財產。現在什麼是我所有的呢？我只有抗戰到底的決心。這是我應有的，而且是我應盡的天職。」4月，巫恆通任第五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句容縣縣長。
1941年9月6日，巫恆通在大壩上村遭到日軍包圍，負傷被俘。日軍百般威脅利誘，並將其幼子巫健柏帶到囚室企圖軟化其意志。巫恆通對幼子說：「你要永遠記住你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樣死的，永遠記住你爸爸是怎樣至死不投降的……你爸爸就要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樣為國犧牲了，你要繼承父輩遺志，長大後獻身革命，做一個有志氣又有骨氣的中國人。」巫恆通絕食8天，壯烈殉國，時年38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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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的遺憾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圖為代表們投票選舉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資料圖）
1977年8月12—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華國鋒在會議上作的政治報告中，宣佈「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報告提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報告指出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根本任務。這是很鼓舞人的。
但是，政治報告不但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而依據「兩個凡是」，稱頌毛澤東晚年的英明偉大，讚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說「文化大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史上的偉大創舉載入史冊。
報告把毛澤東晚年「左」傾錯誤的集中表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成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報告在論述今後「抓綱治國」的八項任務時，強調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報告指出：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
報告說：「文化大革命」這種政治性質的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報告根本不提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錯誤，認定「四人幫」推行的是一條“極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因此，黨面臨的任務，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報告繼續鼓動：在「偉大階級鬥爭推動下」，深入持續地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實現“國民經濟的新躍進”。
中國，還在「左」的陰影下蹣跚、等待。
十一大之所以延續毛澤東晚年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原因在於：
客觀方面：粉碎「四人幫」僅僅10個月。長期以來「左」的影響還很大，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枷鎖還束縛著人們的頭腦。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的力量對於最高決策還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主觀方面：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在華國鋒和汪東興起主導作用的情況下，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毛澤東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
十一大選舉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共五人，也由這五人擔任。
在十一大上，鄧小平致閉幕詞。他在演說中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是鄧小平批判「左」傾思潮、打破「兩個凡是」、推動思想解放的綱領性思想和有力的武器。在十一大上，鄧小平僅有有限度的發言權，但是他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作著努力的抗爭。
新中央軍委令人矚目
按照慣例，十一大產生了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8月25日，中共中央就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的組成下發通知：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華國鋒；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韋國清、蘇振華、張廷發、粟裕、羅瑞卿；
列席常委：楊勇、梁必業、張震。
此時，葉劍英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鄧小平兼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受到林彪、「四人幫」殘酷打擊的羅瑞卿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
之後不久，又任命鄧小平的老部下韋國清為總政治部主任，張震為總後勤部部長。
眾所周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成至關重要。人們從這個名單上，看到了有利於鄧小平和有利於中國進步的因素。因為德高望重的幾位老帥副主席和軍委絕大部分功勛卓著的老將軍，是堅決反對「四人幫」、反對「文化大革命」，堅決支持鄧小平的。這一點，十分令人矚目。
在這之後不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起軒然大波。在與「兩個凡是」的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這篇文章所表達的立場。這是實踐標準獲勝的重要因素之一。
華國鋒的四個堅持
華國鋒在十一大上的報告，表明他有四個堅持：
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二、堅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
三、堅持反右，反對反「左」；
四、堅持用政治挂帥、群眾運動和大躍進的方式搞經濟。
這四個堅持，是「兩個凡是」在思想、理論、政治、經濟不同領域的具體化。
這裏特別列入華國鋒的經濟思想，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
以往對於華國鋒的批評，比較偏重於政治方面，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同志對於他的經濟思想和發展經濟的措施研究較少，這是一個不足。上文對華國鋒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線談得比較多，在這裏側重分析一下他的經濟思想，以為補充。
城市與工業的改革比較複雜，至今仍在探索，仍有爭論；而農村與農業的改革已獲得全國共識，這裏就從農村和農業問題入手，對華國鋒的經濟思想作一綱領性的剖析。
在毛澤東晚年和他去世之後，為了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為農村發展確定一條道路，曾召開兩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毛澤東生前的1975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6年12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第一次學大寨會議，是「在毛主席親切關懷下」召開的，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在會上作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第二次會議“是華國鋒主席親自提議召開的”。《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說，這次會議“是八億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華國鋒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因此，這兩次大會的精神，能夠反映華國鋒抓農業的思路。
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與江青發生尖銳的政治鬥爭，這裏且略去不提，單說農業問題。當時還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針對「四人幫」的極「左」，提出“農業要整頓”，實際上是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禍及農村和農業方面的錯誤。農業怎樣整頓，整頓的目標是什麼呢?鄧小平說：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農業要實現現代化。這就是鄧小平的見解。
現在大家對農業現代化可能有了更多的理解，它是指機械化、產業化、市場化，是指普及應用先進科學技術，在市場經濟中實現高效率和高效益。
不管怎樣，它絕不是人民公社這樣一種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大鍋飯模式；農業現代化也絕不是靠普及大寨縣的政治運動所能實現的。
在這裏，鄧小平對「學大寨運動」委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
不久之後，鄧小平支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堅決主張解散人民公社，正是這一思路的邏輯發展。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鄧穎超等同志提出：硬來蠻幹的學大寨不是出路，在農村普及科學技術，提倡科學種田，才是中國農村的出路。
鄧穎超等同志的看法是有依據的。
最大的依據，就是從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搞了20年之後，到了1978年，農業生產效率卻低於1952年農業合作化之前的水平。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如果把1952年的農業生產率定為100的話，那麼，1978年則為77.6。
多年來不分青紅皂白地推行全國「學大寨」，極大地加重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災難。
對這一點，最高決策層應該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華國鋒對此全然不顧。
華國鋒在第一次學大寨大會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開展普及大寨縣運動，他要求省地縣要派出1/3的幹部下去抓這項運動，以期實現1980年全國有1/3的縣變成大寨縣。
這一運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動力，就是陳永貴在這次大會上說的：「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
如果說，在「四人幫」猖獗的情況下，這樣佈置工作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毛澤東去世及粉碎「四人幫」之後，這種情況應該改變了。
可是，在第二次會議上，不但一切照舊，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會議指出，學大寨是中國農村中又一次偉大的運動，是解決中國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
會議指出，學大寨，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貫徹始終。
會議要求前來開會的2000多個縣的負責人：學大寨，要學根本，要像大寨那樣「扎紮實實」地抓好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以大批促大幹。
華國鋒及陳永貴把黨內對「學大寨」的質疑打成「四人幫」，當做“死敵”來對待。
《人民日報》慶祝這次會議閉幕的社論說：學大寨還是反對學大寨，是兩個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
社論強調說：劉少奇、林彪這些黨內修正主義的頭子是反對學大寨的，王張江姚同樣反對學大寨，而且更猖狂，他們是貧下中農的死敵，是全國人民的死敵。
：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同志提出，到1980年全國要有1/3的縣建成大寨縣。要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各省市區都要實現糧棉油豬上《綱要》、超計劃，這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愿，我們一定要乘勝前進，把幹勁進一步鼓起來，鼓得比去年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勁頭還要足，堅決完成華主席、黨中央提出的各項任務和要求」。
當然，這個高指標到1980年是完全無法實現的。就是到了2000年，也難以達到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
我們由此看出了華國鋒搞經濟的思路是：政治挂帥+群眾運動+大躍進。
華國鋒對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缺乏認識，當然也就談不上對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經濟思想，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延續。
華國鋒的四個堅持，嚴重地阻礙了現代化的起步和發展。十一大雖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的十大有所進步，但是，它沒有能夠完成從指導思想和理論體系上撥亂反正的任務。
本文摘自《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馬立誠 凌志軍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