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劉少奇冤案中的偽證是如何炮製的？

劉少奇被革命群眾批鬥 

2012年初，中共文獻研究會劉少奇分會副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黃崢的兩本著作《劉少奇冤案始末》、《劉少奇的最後歲月》再版，引起廣泛關注。

為什麼時至今日，劉少奇冤案還會引起人們的興趣？

在黃崢看來，「文化大革命」中的劉少奇一案是這場動亂中牽涉面最廣、受害人職務最高、後果最為嚴重的案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僅當時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直到4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議論此案，仍覺難以置信。

對黃崢而言，從事劉少奇研究，純屬偶然。

1979年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的他，被派往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班學習。1980年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隨即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成立劉少奇研究組，黃崢被推薦給當時研究組負責人，也是劉少奇原來的秘書姚力文。此後，黃崢被調到北京，成了一名劉少奇研究組的研究人員。

在黃崢看來，為劉少奇平反已經三十年，但直到現在，對劉少奇一生的宣傳和研究還很不夠，有三個不相稱：一是同他在革命、建設中做出的貢獻不相稱，二是同他在黨和國家中所處的崇高地位不相稱，三是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不相稱。

從申辯到沉默

「劉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緊密相連的」，在黃崢看來，“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劉少奇冤案，而沒有劉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讓我們將歷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那時的劉少奇，卻對這次會議的情況一無所知。

在對劉少奇立案、審查、定案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向他透露過有關專案的消息，更沒有人聽取過他的任何申訴。

在經歷反覆的侮辱、批鬥及抄家後，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兒女們也被趕出家門。此後，中南海福祿居中的劉少奇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嚴密的監控如影隨形。

劉少奇意識到，他一切爭辯都將無濟於事。從此，他一句話也不說了，用沉默表示無聲的抗議。而在此之前，為捍衛自己的政治生命，劉少奇曾幾次三番口頭爭辯、書面申訴。但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多年後，黃崢看到過兩張拍攝於1968年10月的劉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裏緊緊攥著兩個已經變形的塑料瓶。」按照劉少奇子女劉平平等人事後的講述，兩個捏變形的瓶子，正是父親處於重病中的表現。“由於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緊攥著拳頭，或者伸出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著他難受的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兩個硬塑料瓶子讓他捏在手裏，到爸爸死的時候，兩個塑料瓶已經完全變形，捏成了兩個小葫蘆。”

由於從事劉少奇研究，多年來，黃崢不僅要查閱研讀各種史料，同時也要大量採訪當年事件的親歷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劉少奇幾個子女有了20餘年的交往。同時，黃崢根據其他劉少奇身邊人講述的細枝末節，儘可能還原歷史的原貌。

據當年劉少奇身邊的衛士賈蘭勛回憶，自1968年3月以後劉少奇吃飯、走路就已經很困難了。「他的一隻腿走起路來只能拉拉著，勉強向前移動，手還得扶著牆壁，吃飯時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時嘴張開了飯菜到不了口，飯菜到了嘴邊，嘴又閉上了。手拿起筷子來，顫抖得很。」

在一份寫於1968年4月12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中，黃崢看到這樣的文字：「據大夫檢查：劉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現定向，辨別不清，表情呆板，對問話沒有反映，說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在穿衣、安假牙時，幾次發現上下倒裝、倒安的情況，當別人告其錯了時，還不知糾正。據大夫判斷，劉不像是裝的。」

但很顯然，大夫的判斷，在一些人眼裏並不做准。5月19日的《情況反映》中便將劉少奇的言行歸結為 「裝糊塗」。“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個褲腿里，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採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謂「加強監護」，更多是為防止劉少奇“行凶或自殺”。但按日後的記載看，無論前者還是後者，似乎都已超出當時劉少奇的能力。

由於僅僅是被監護而非醫治，1968年7月9日劉少奇病情惡化，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生命垂危，隨時可能發生意外。這時，才有從醫院調來的專家對其進行會診搶救。而搶救的目的，則是「保存活證據」。據事後資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關負責人兩次對醫護人員說：“要儘力治好，護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著「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的原則，當年對劉少奇的治療，只針對肺炎，而對神經病變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採取有效措施。根據之後的《病情報告》記載，10月5日，劉少奇哭過兩次，10月9日以後則完全不能進食。而從10月11日起，對劉少奇實行從鼻孔插管灌食。

這種維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文革」時期的批鬥會

偽證是如何製造的

囚禁、病危、反覆搶救中的劉少奇，自然很難知道1968年10月後他頭上已被安了三頂帽子——「叛徒、內奸、工賊」，更無法知曉，這三頂帽子是如何炮製的。

或許我們可以根據多年後這三頂帽子被推翻的過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製造始末。按照黃崢講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由於陸續有群眾反映，黨內也有很多人提出為劉少奇平反，最終由中紀委和中組部聯合組成一個調查組，對劉少奇案進行複查。劉少奇420多卷檔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檔案。調查組看卷後根據提供的‘證據’再去調查。」黃崢記得，自己曾問當時參與複查的人，那麼大的帽子，推翻有沒有阻力？對方則說，沒有。複查只用了半年時間。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產物。

而這些偽證的出爐，都源自對劉少奇的一系列「專案調查」。

在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前，1966年冬天，一個名為「王光美專案組」的機構成立。事後看，成立的依據，只是一張手寫的、字跡潦草的“名單”。“它既沒有標題，也沒有日期，更沒有註明是在什麼會議上、由哪些人研究決定的。”黃崢說，這張手寫“名單”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換成汪東興，據當事人回憶，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實整個專案組一直處在江青、康生的操縱之下。前台的直接負責人則主要是謝富治。

1967年3月，隨著「文革」的惡性發展，劉少奇問題升級，對他的審查隨之開始。“最初，只是有人認為劉少奇在1927年有叛黨嫌疑，於是在一次毛澤東、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參與的討論會上提出由‘王光美專案小組’的辦事機構‘調查研究’此事，並沒有說要成立劉少奇專案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卻設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劉少奇專案組’。”黃崢說，或可證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虛的表現是，雖然專案審查劉少奇從1967年3月開始，5月加劇，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關於劉少奇案情的各種請示報告和對外聯繫工作仍用「王光美專案組」名義，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

至於專案組的工作方式，曾擔任專案組負責人之一，後被江青批為右傾，關進秦城監獄5年的肖孟在1979年時這樣回憶：他們(江青康生等)不斷給專案施加壓力，反右傾。在調查、看材料中，如實反映某些情況時，就以客觀主義、擴散專案材料等罪名，停止專案人員工作，查封檔案材料，有的人被趕出專案組，甚至關起來。搞專案的人思想負擔很重，精神壓力很大。在我被關進秦城監獄後，甚至有這種想法，寧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著良心辦事為好，倒感覺自慰一些。”

肖孟所謂的「昧良心」，是指刑訊逼供，炮製偽證，以此證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劉少奇曾叛變革命，充當內奸、工賊。“在江青康生看來，若要徹底打倒劉少奇只能從歷史上找問題，說他是個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黃崢說，“於是，他們千方百計，逼出證據。”

比如，為證明劉少奇於1929年在滿州工作時叛變，專案組將劉少奇在滿州時的部下孟用潛定為「隔離審查」的“重點突破”對象。肖孟當時參與了審訊孟用潛，按他事後回憶，“每次審訊，專案組幾乎全體出動，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脅恐嚇，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頑抗到底，死路一條’，還有指供、誘供情況。”

就這樣，經過連續7天的日夜突擊審訊，孟用潛作了違心的交代。但他事後多次口頭和書面申訴，推翻假供，前後達20次，一再說明這些交代材料「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依據」，“寫材料是在審訊小組幫助之下集體創作”。但這些申訴都被扣押和銷毀了，有幾次還強迫孟用潛本人當場撕掉，並一再警告他不許翻案，否則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因為一再翻供，孟用潛一直被關到1972年。放出來時劉少奇已經去世。

像孟用潛這樣，被株連進劉少奇案的人還有很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統計，因劉少奇冤案被錯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錯受刑事處分的達28000餘人，其他受批鬥、審查、隔離、關牛棚的人更是難以計數。

在被株連的人中，孟用潛終有一天走出監獄，至少也還算「幸運」。像時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王世英、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等人，則在重病纏身時被專案組逼死。而他們中的張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劉少奇並不相熟，“話都沒有講過”。

1967年10月，專案組將張重一拘留時，他因肝癌變惡化病勢垂危，「隨時有死亡的危險」。專案組索性「突擊審訊」，在27天中審訊21次，在張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裏，專案組更是“窮追緊逼”，現場錄製的錄音帶有80盤之多。“從保存下來的20盤錄音帶中可以聽到這種殘酷的‘突擊審訊’是怎麼回事。錄音中不時出現病人痛苦的呻吟聲、神志不清的嘟噥聲和審訊人員七嘴八舌的吆喝聲。”黃崢說。

最終，一個垂危病人的種種神志不清的話，被專案組說做「終於迫使他斷斷續續地交代了有關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幾個情況。」

在張重一去世的那天，專案組又對他進行了一次「迴光返照」似的審訊。留下來的訊問筆錄上記錄著這樣幾句話——問：“你為什麼不交代？你與人民頑抗到底嗎？王光美是什麼人？”答：“她是個共產黨員。”

1980年5月，王光美和家屬將劉少奇的骨灰撒入大海（資料圖）

「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黃崢看來，王光美是一個信念堅定、意志頑強的人。

因劉少奇案，王光美入獄12年，1979年走出監獄後才逐漸恢複名譽與待遇。12年的鐵窗生涯沒有讓王光美精神崩潰或抑鬱，黃崢說，「因為王光美相信自己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搞清楚。她堅信劉少奇絕不會是壞人。」但12年的鐵窗生涯也讓王光美留下了“後遺症”，就是始終無法接受防盜門。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與王光美認識交往的黃崢其實也在默默觀察她。「她性格開朗豁達，凡事都以大局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誠。」

1983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參加劉少奇誕辰85周年紀念活動。黃崢一路跟隨。紀念活動之後，王光美還專程到韶山，瞻仰毛澤東故居。「她很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對於毛的後人，她特別照顧。」

「照片現在仍掛在家裏。」黃崢說，如今王光美已過世，但「文革」時照顧劉少奇王光美小女兒的趙阿姨還住在那間房子裏。王光美出獄後，把趙阿姨接到家中。她與趙阿姨親如家人，姐妹相稱。

劉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後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國北部邊疆局勢緊張，戰雲聚集，毛澤東作出了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決定將一些重要的審查對象分別轉移外地。劉少奇首當其衝，被送往河南開封。

10月17日晚，劉少奇躺在擔架上，在兩名專案人員的押送下，被抬上飛機。因為走得匆忙，有關人員只給他套了一件上衣，褲子鞋襪都沒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開封不久，劉少奇身體狀況急劇惡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劉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後多年，他的幾個子女多方打聽父親的死因後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開封的一個火葬場接到通知，說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單上，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家屬簽字處寫著：劉原。

王光美後來和黃崢談到過1980年去接劉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劉少奇最後去世的房間裏，王光美一眼就認出了劉少奇用過的枕頭。那是五十年代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柬埔寨時，參觀一家生產橡膠泡沫的工廠，王光美當時好奇地摸了一把這種非常輕柔的泡沫，後來西哈努克就裝了一車橡膠泡沫當作回訪禮物送到了北京。這些東西除了上交和贈送外，王光美留了一點做了兩個枕頭。沒有想到，最後陪伴劉少奇的就只有這個枕頭。「光美老人當時就抱住枕頭流淚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黃崢用心記錄王光美的談話，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訪談錄》。「很多沒有跟其他人講過，甚至沒有跟孩子們說過的話，都在訪談中談了。」

比如，王光美說江青的性格，「聽了風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說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說，劉少奇對「文革」的爆發沒有思想準備。而讓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澤東寫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儘管少奇同志思想上並沒有想通，但他之後的檢討，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卻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王光美認為，「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而王光美自己，當年“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王光美還提到，劉少奇不止一次提過辭職的想法。「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而面對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記得，有一天劉少奇對她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許，讓王光美刻骨銘心的，還是發生在1967年夏天時的畫面：百萬人「圍攻中南海，揪斗劉少奇」後，滿頭華髮的劉少奇對自己的未來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叮囑子女無論今後生活如何艱難，“一定要活下去，在群眾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預感到，“這回真的要跟你分別了！”

「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向來嚴肅的劉少奇反倒開了一個玩笑。

那天以後，夫妻二人被分別關押。「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劉少奇與王光美分別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西郊機場，劉源將父親劉少奇的骨灰舉過頭頂，向送別的人群致謝。（資料圖）

風雨無悔

1980年5月，王光美護送劉少奇骨灰從河南回家。「文革」時王光美曾問劉少奇，“為什麼我們都被描繪得那麼醜惡，簡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卻沒有怨言呢？”丈夫的話令她淚盈於睫，“因為相互信任。”多年後，王光美說自己“珍視他這句話的含義”。

榮耀苦難 劉少奇平反已經三十年，但直到現在，對劉少奇一生的宣傳和研究仍同他在革命、建設中做出的貢獻不相稱；同他在黨和國家中所處的崇高地位不相稱；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不相稱。圖為1950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寫於1968年5月19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中，將被病痛折磨的劉少奇的言行歸結為「裝糊塗」。“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個褲腿里，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採取一些措施。”

當年專案組在對垂危病人張重一進行殘酷的「突擊審訊」後，雖「終於迫使他斷斷續續地交代了有關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幾個情況。」但在張重一去世那天的訊問筆錄上卻記錄著這樣幾句話——問：“你為什麼不交代？你與人民頑抗到底嗎？王光美是什麼人？”答：“她是個共產黨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楊開慧與毛澤東（資料圖）

江青（左）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我去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採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髮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髮，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面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里，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面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里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里”。

鄭君里，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里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蘋，本是鄭君里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里（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蘋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里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蘋，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里為司儀。

黃晨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著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歷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騙騙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里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江青（中）林彪（右）、葉群在一起（資料圖）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里回到家裏，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里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著面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里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裏。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

鄭君里明白，這是張春橋找他談話的真正目的，他從張春橋的話中聽出，顯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別人不會知道那封信的。

當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側。

據梁國斌回憶：

“一九六六年六月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曾對我說，江青現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鄭君里家，我要找鄭君里談一次，為慎重起見，你也參加一下。我答應了。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我在場……

「張春橋對鄭君里說，現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完全答應。」

鄭君里和黃晨一起在家中翻找，總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廠里轉給張春橋。

梁國斌回憶道：

「事隔約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對我說，鄭君里那裏的信件、照片等交出來了，已轉交給江青，她當場燒了。」

這麼一來，鄭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過了些日子，張春橋又一次找鄭君里談話。

這一回，張春橋的臉上烏雲密佈，彷彿馬上就要發出閃電和雷鳴。

他不再繞彎了，單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為什麼不交出來？」

從話語中可以聽出來，顯然，江青已經看過鄭君里上一次交給張春橋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鄭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憶一下，把信找出來。」張春橋依然不放過他。

鄭君里回到家裏，憂心忡忡，他早就銷毀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來，而江青又緊追不捨。

黃晨和他翻箱倒櫃，鄭君里向來很重視保存創作資料，便於寫作，他保存了許多三十年代電影書報、剪報。凡是其中涉及藍蘋的，都一一交出。

黃晨還找出了一張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納、藍蘋、鄭君里，她。

她記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們在霞飛路（淮海中路）萬籟鳴兄弟所開的「萬氏照相館」里拍的。

1935年的藍蘋（右）與王瑩（資料圖）

鄭君里見到這張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黃晨慮事比丈夫仔細，只見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納。鄭君里會意，讚許地點了點頭。因為如果不剪去唐納，更會招惹麻煩。

再也找不出別的「防擴散材料」了。鄭君里深知，這一回的材料仍沒有那封信，江青勢必不會放過他，於是，鄭君里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信件“沒有保存，只是理出幾張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請你處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氣，她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為了避免她的糾纏，他在信中還寫道：“運動之後，我們搬到農村去落戶，搞搞文化館的工作……”

雖然鄭君里已經退避三舍了，然而，他並沒有從江青的記憶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視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殺人，這「刀」便是葉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七歲的生日，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一百五十萬紅衛兵雲集天安門廣場，使那裏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離毛澤東只咫尺之遙，揮動著小紅書，向紅衛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權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她見到葉群。葉群邀她到毛家灣走走，她答應了。

三天之後，江青出現在毛家灣林彪寓中。

江青和葉群在微笑中，談成一筆骯髒的交易：「你替我撥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於是，江青說起了鄭君里，說起了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一封信。

於是，葉群通過吳法憲，電召江騰蛟火速來京。

於是，十月八日深夜，一夥不速之客，光臨上海武康大樓鄭君里家中……

據黃晨回憶，在抄家的時候：

「不准任何人進出，對我們搜身，叫我們把所有的首長的文字東西都拿出來，把我們的書翻了一地……把君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創作手槁、資料搜刮一空，連我的小兒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作業的成績報告單都拿走了。……」

「大抄家後，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監獄裏，君里同志受到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僅兩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麼信

在採訪黃晨之前，我曾聽到一種關於那封信的傳說。

據說，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是因毛澤東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報》連載了《訪李淑一》一文，記述了記者訪問當時在上海老友鍾淑賢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詳細談及了毛澤東寫作《蝶戀花》的經過。可以說，李淑一的這段話，是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寫《蝶戀花》的最權威的解釋：

“李淑一同志說，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節，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賀年信去，因為我已經有三年沒有寫信給他，算是向他請安的。還給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舊作求教。當時（指一九三三年）因為道路傳聞，說直苟已不在人間，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直苟回去，樣子非常狼狽，我哭泣著醒來，和淚填了一首《菩薩蠻》，原詞是這樣的：‘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依曉夢殘。徵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同時，我還要求他把他從前寫贈楊開慧烈士的一首詞寫給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開頭就說：‘惠書收到。過於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引者註：《新民晚報》所登毛澤東致李淑一信，個別字句有誤，引者已據《毛澤東書信選集》更改。）意思是我不應當用‘請安’的字眼。我的《菩薩蠻》他看了，信里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他沒有把以前贈楊開慧烈士的詞再寫出來，他說那一首不好，‘有《遊仙》一首為贈’，還說，‘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里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就是大家已經讀到的‘我失驕楊君失柳’那一首《蝶戀花》。

「這首詞寄到學校後，（長沙）第十中學（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單位。）的同學爭相傳誦。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也知道了，他們想在校刊上發表，寫信去請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發表？後來主席親自複信，同意發表，只是把題目改成了《贈李淑一》。後來，《人民日報》、《詩刊》和各地報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澤東的戰友，犧牲於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戰爭。楊開慧為毛澤東夫人，犧牲於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話，把毛澤東寫作《蝶戀花》一詞的前後經過。說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澤東對柳直苟烈士、楊開慧烈士的懷念，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充滿深情的詞句。

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戰友之情。然而，卻觸動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著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據傳，江青要追索的，便是這封在一九五八年寫給鄭君里的

當然，這僅僅是「據說」、“據傳”而已。因為關於那封信，一直是一個謎：不論是對張春橋或者葉群面授機宜的時候，江青只是說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鄭君裏手中，並未談及是一封什麼內容的信件。何況葉群已死，張春橋則以緘默對抗，無法從他們那裏查清江青千方百計要追回的是什麼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鄭君里知。

不過，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騰蛟時，江騰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問：「你到北京以後，葉群怎麼給你具體交代任務的？」

答：「葉群跟我講，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上，現在要把這封信收回來……」

這裏提及的顧而已，顯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尋的，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信——正因為這樣，她指使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並沒有找顧而已談話。

江騰蛟的交代，明確地說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審問時，審判員高斌特地追問了一句：

問；「到底要搜查江青什麼時間的信？」

答：「五八年，我記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樣會“有一封信落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鄭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寫信給鄭君里！

江騰蛟的交代，清楚地證實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

在筆者訪問黃晨時，她說鄭君里怕惹事，早在張春橋找他談話之前，已經燒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為這樣，張春橋一直追逼之下，他也無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寫給他的信。

黃晨還回憶，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還曾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事關她、唐納和另外一個人。

要說清楚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從頭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