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于會泳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少春扮演李玉和
庄則棟
洪常青的扮演者劉慶棠
江青作為一個迫害狂已經得到法律的審判，她10年文革的罪惡可以用罄竹難書來比喻。
為了當上女皇，她必須砸爛原來的班底而換上自己的人馬。江青篡權最早從文藝界開始，她不懂經濟、不懂治國、不懂軍事，唯一能談的的是文藝，畢竟30年代上海文藝界有她一號。
用老藝術家？那是江青最忌諱的，作為三流演員，她知道自己的分量，尤其老人都知道她早年生活的放蕩，她最怕的是被揭老底兒，像趙丹、鄭君里這樣知道的越詳細挨整越厲害。
後來人們發現，在江青管轄的領域裡，他啟用了幾個帥哥。如果僅僅儀錶堂堂可能不難，儀錶堂堂同時業務出類拔萃就不容易了，而這幾位官至部長的帥哥的確是各自領域裡的尖子。
曾擔任「十大」中央委員、文化部長的于會泳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杜鵑山》等京劇樣板戲的音樂主創者，現在聽聽「打虎上山」的旋律，也不能不承認于會泳是個天才。文學大師汪曾祺雖然從右派到「控制使用」一輩子挨整，他恨透了極左，但寫起于會泳來仍說：「年輕人大都不知道有過這個人。但是提起十年浩劫，提起‘革命樣板戲’，不提他是不行的。寫戲曲史，不能把他‘跳’過去……于會泳從一個文工團演奏員、音樂學院教研室主任，幾年工夫爬到文化部長，則其人必有‘過人’之處。他對戲曲音樂唱腔是有貢獻的。他把地方戲曲、曲藝的腔吸收進京劇。他對地方戲、曲藝的確下過一番功夫，據說他曾分析過幾十種地方戲、曲藝，積累了很多音樂素材，把它吸收進來，並與京劇的西皮、二黃融合在一起，使京劇的音樂語言大大豐富了。聽起來很新鮮，不彆扭。」于會泳還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如果他不是想不開自殺，到今天還是離休幹部而不是退休幹部。江青的特殊身份，讓誰當部長也難以抗拒，而在那個年代那個位置，不整人是無法生存的。于會泳是藝術家介入政治濁流從而走向覆滅的一個典型的悲情人物。
另一個帥哥浩亮更是家喻戶曉，于會泳搞政治和創作畢竟不在台上，而浩亮的「李玉和」太深入人心了！1964年2月，中國京劇院排現代戲《紅燈記》，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少春扮演主人公李玉和，李少春選定了與自己師徒之稱的錢浩梁擔任B角。儘管浩亮的藝術水準與李少春有相當距離，但在青年演員中還是佼佼者。當時讓他感到慶幸的是江青栽培了他，而讓他悔恨終生的是江青重用了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了文化部副部長就要執行江青的路線，江青讓他把錢浩梁的名字改為浩亮他高興接受，江青讓他批判文藝黑線他連恩師李少春也不能放過。浩亮身材高大，是一代人心中的偶像，人們更多的是把他作為李玉和的化身，而一旦成了四人幫的走卒，他早已夾起尾巴做人，時過30多年，人們更應用寬容的態度對待他。
還有一位帥哥部長就是庄則棟，35歲就成為正部級幹部。我們不能把他簡單列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他有當時體育界無人可比的業績：連續三次世界乒乓球男團冠軍主力、三次單打世界冠軍、連續三次國內男單冠軍，他還參與了用小球推動大球，為中美建交立下功績。從組織上說，他是江青一手提拔的，但之前也曾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肯定，雖然文革後期執行了不少江青的指示，但人們越來越感到體制的強大，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事情是明知不對也要昧著良心乾的，這並不是用道德和覺悟可以抗拒的。
「李玉和」是帥哥，「洪常青」也是帥哥。洪常青的扮演者劉慶棠也官至文化部副部長，他對中國的芭蕾舞事業是有貢獻的。文革中追隨江青整人和參與陰謀活動，玩弄多名女演員，是幾位帥哥涉足四人幫陰謀最深的。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 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他是4位帥哥判得最重同時態度最頑固的，也是唯一出獄後還講江青好話的人。他前幾年已經去世，從靈魂意義上說已經與江青到了同一世界，在這個世界也沒什麼應該繼續追究他的了。
回到本文的標題「江青為什麼提拔幾個帥哥當部長？」我覺得第一是這些人懂業務，第二是與「舊政府」瓜葛不深，第三迅速落實江青的指示。至於文革中出於人們對江青的仇恨和早年的風流而傳出的另一層關係，始終沒有得到證實。江青作為第一夫人，內心也有失落和孤寂的一面，自己是明媒正娶的太太，見丈夫還要秘書批准成何體統？能夠在工作中接觸優秀的異性也是人之常情。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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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手捧骨灰盒
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
厚葬祖先，澤被子孫，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習俗。然而，我們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卻是個例外。他出任國家總理之後，不僅沒有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還用各種方法把紹興、淮安和重慶這3處的先祖及父親的墳地就地平掉，並交給當地農民耕種和使用，首開中華民族殯葬改革的先河。對於這件事，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佔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在生前留下囑咐：死後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
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每一處都有些什麼含義?似乎該告訴人們了。我因為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係，曾先後數次接觸和拜訪過參與撒周恩來骨灰的3人：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時任西花廳黨支部委員、周恩來生前衛士高振普;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多次聆聽他們關於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和撒在每一處的含義。
遺言骨灰不保留 哭聲震顫大會堂
周恩來辭世的當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3天後，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對他們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樹迎、高振普的悲痛之情更不用說。鄧穎超同志繼續說，「你們是跟隨恩來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後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
鄧穎超同志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鄧穎超強抑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後，我很高興。高興的是，恩來生前說過，他擔心他在我前面去世而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於可以辦成了，他的遺願就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願而繼續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出去‘目標’就大。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人，你們二人都是恩來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員，所以我委託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我們靠基層支部，就相信你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特殊任務。」鄧穎超說的“目標”是指當時億萬人民對周恩來逝世的哀痛和對撒周恩來骨灰的關心。因為如果有人知道周恩來的骨灰撒在哪裏，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去舉行各種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所以撒周恩來骨灰這件事必須嚴格保密。
鄧穎超同志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生前遺願的深意，也是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於是，張樹迎、高振普和鄧穎超秘書趙煒3人先後到北京的玉泉山、(北)京密(雲)引水渠道等幾個地方察看。1月份，整個北京天寒地凍，結果沒有選擇到一個合適地點。最後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由羅青長、郭玉峰、張樹迎和高振普4個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撒的地點也是根據周恩來生前遺願並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鄧穎超領著張樹迎等原西花廳工作人員以及羅青長、郭玉峰等走進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靜靜地放在那裏，上面覆蓋著鮮艷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人們跟著鄧穎超同志，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進行得非常順利，只是當時花150元錢買的骨灰盒裝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臨時從八寶山找來一隻比較大的空花瓶，將周恩來火化後的褲扣、金屬鈕扣等遺物和部分骨灰另裝進這隻花瓶里。
周恩來骨灰盒
默哀完畢後，鄧穎超同志趨前，輕輕打開骨灰盒，用她那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兩眼含著淚水說：「恩來同志，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在場的人立即爆發出一片痛哭聲。
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北京的西長安街、西單一直到八寶山共10多公里的街道兩旁，仍然站滿了人群。他們都已從報紙上和廣播裏得知周總理的骨灰將要撒掉。他們還想最後看一眼他們心目中的好總理，最後見一眼運送他骨灰的靈車。
1月15日晚上的7點30分左右，張樹迎從鄧穎超手中接過骨灰盒，高振普同志捧著花瓶，為避開群眾和新聞媒體，他們通過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為了盡量減小目標，不被人發現，並未用周恩來生前乘用的大紅旗，而是坐上當年斯大林贈送給周恩來的蘇制灰色吉姆車。鄧穎超由她的秘書、保健人員等陪同坐另一輛車緊隨其後，離開大會堂，利用夜幕的掩護，向東駛去。約8時許，他們一行來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也是蘇制、編號為「7225」、原本用於撒農藥的安—2小型飛機停放在那裏。
執行撒骨灰任務的同志們登上飛機後，鄧穎超由身邊人員攙扶著，向著飛機揮手，向她的戰友、伴侶作最後一次告別。
1976年1月16日晚8點15分，安—2平穩地起飛後，分別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雲水庫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上空撒掉了周恩來的全部骨灰。每撒一處都有一定的含義，都能體現周恩來生前的博大胸懷。
第1把骨灰撒北京 與首都人民心連心
1918年夏天，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暑假，在北京與父親在一起生活，共享天倫之樂。那是北京給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後，周恩來等在「五四」運動中數度在京、津之間往返，與他的戰友馬駿、張若茗等一起在北京的總統府前請願，在天安門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20多年，與首都人民朝夕相處，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黨、各派、各界代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鏟土奠基，無數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包括開國大典在內的大型重要集會;他曾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團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車站，人民大會堂……在他的任期內，北京的每一座大的建築都滲透著他的心血，連新華門前的那對無名的石獅子能躲過十年浩劫「活」到今天，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與智慧!在他重病期間還乘上施工用的電吊車登上施工中的北京飯店頂部，實地觀察北京飯店究竟需要建多高才適宜;在首都，他還親自參與處理了建國初的高崗、饒漱石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在北京，他還會見了眾多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金日成、胡志明、尼克遜、田中角榮……終於使中國重返聯合國，讓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人民大會堂，還留有他要為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而呼號的餘音，那是他留給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遺囑。他關心著北京市民的用水，關注著北京街頭的整潔，也關心著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他與首都人民有著血肉深情的聯繫。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讓他和首都人民永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