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魯迅先生一生中究竟掙了多少錢？

熊秉明作品《魯迅》，現藏中國藝術研究院(資料圖)

從小就在語文課上學習魯迅。老師說：「魯迅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著樸素的中式長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圍巾，一年四季穿一雙黑帆布面膠底鞋。頭髮亂蓬蓬，很長也不剃。聽老師說：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邀請魯迅在大飯店吃飯，西仔竟然看魯迅衣衫樸素而不准他進門!許多回憶錄記載：魯迅雖然生活儉樸，卻節省很多錢支援革命。

「史無前例」時代，25歲的我，從中國科學院被押送到勞改農場。不發工資，每月僅15元人民幣的最低生活費。身披無產者的勞動服、頭戴“資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馬活、吃豬狗食之餘，還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時瞪著雙眼就想看書。當時只准學“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農場還有一套《魯迅全集》，這是作為革命文獻發下來給群眾輪流自學的。

我這個「專政對象」，當然在傳閱“革命文獻”方面最靠邊站。《魯迅全集》前幾卷精彩的部分，如《吶喊》、《彷徨》等，都被“內部矛盾處理”的別人搶去看了，連《兩地書》、《集外集拾遺》都輪不到我，讀書預備隊排得挺長挺長……只有那上、下兩冊簇新精裝的《魯迅日記(1912—1936)》，誰都是翻了翻也不願過目的，扔在角落裏。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學這冷而又冷的《魯迅日記》吧。

沉沉的兩大本，厚厚的千餘頁。那是多麼枯燥、瑣碎、繁複、乏味的流水賬啊!記得魯迅自己描述過：

我的日記……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圓……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

但是，旗手的賬，總不能算作「變天賬」罷。

百無聊賴之際想：好罷，我正好是學數學出身的，就來查查魯迅的賬罷。「中國文化人經濟狀況」的自選研究課題，原來是這樣開始的。

首先注意到魯迅每年都買很多很多書，每年日記後面都專門附有一篇長長的「書賬」。從1912年5月魯迅抵達北京，到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個月的漫長歲月里，魯迅一共記載了25篇書賬(每本日記一篇)，共計購書9600冊，及古碑、刻石、畫像等拓片6900百張，真是洋洋大觀!一看書名就像翻開菜譜一樣：那都是很好的書，其中有許多很珍貴的書!這是我最羨慕的!

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孝敬老母，資助親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僱用女工和車夫;後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更雇有兩個女傭，晚年全家經常乘計程車看電影、兜風、赴宴席……但那麼大的開銷，得需要多少錢啊?

中國文化人，一向出於清高「恥言錢」或出於私隱“諱言錢”，然而我在牛棚里，沒有錢，才懂得錢的重要性。魯迅1923年曾向我們的祖父母一輩人(那時都是莘莘學子)作過“娜拉走後怎樣”的報告。一針見血地挑明——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頁。

那麼魯迅一生究竟掙了多少錢呢?沒有人精確統計過。太費事了!只有像我這樣的傻瓜，才幹這樣的傻事。我慶幸「十年浩劫」沒有白過，收穫之一就是算清了魯迅24年又5個月，即8000多天的賬。按照魯迅在日記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沒有遺漏的話)來自下列四方面：

(1)公務員收入

民國一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召，擔任教育部公務員，時間長達14年之多;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他的名義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貼60銀圓;8-9月，每月「半俸」125銀圓;10月後定薪俸220銀圓。　　

1913年2月後薪俸240銀圓，12月後僅有九成即216銀圓。

1914年8月薪俸增為280銀圓。

1916年3月後增為300銀圓。

1924年1月(民國十三年1月)重繕之《社會教育司職員表》載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銀圓。但是20年代以後教育部經常拖欠，實發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銀圓左右。

(2)教學收入

「五四」以後，魯迅除了供職教育部以外，還先後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兼課，時間長達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兼任北大國文系講師，同時又兼任高等師範學校(後為北京師範大學)講師，每周各一小時，講授《中國小說史》，月薪各18圓，共36圓大洋。魯迅兼職的其他六所學校是：世界語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5圓)、女子師範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3圓5角)、中國大學(1925年，月薪10圓)、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圓)、大中公學(短期)，另有一處“集成國際語”學校是義務講課。

但當時北京各校經常拖欠薪金。從1921年4月以後《魯迅日記》才有「往高師校(北京高等師範)取薪水」的記錄，9月以後才有“往(北京)大學取薪水”的記錄。1921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52圓(並非全部);1922年日記缺失;1923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129圓;1924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8085圓;1925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7283圓。期間他去西安講學一個星期，得講學費300圓大洋。

1924年在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是一個轉折點：在他的年收入構成中，第一次出現了本職收入(教育部薪水)少於業餘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餘講課和寫作收入佔59%，超過一半;而本職收入僅佔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國幣400圓;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國幣500圓。

(3)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收入

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個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圓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14700圓大洋，摺合黃金490兩。

(4)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歷史》等多篇論文在東京《河南》雜誌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銀圓大洋，共約得100銀圓;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也得到200銀圓左右的稿酬，主要貼補家用。

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詩歌、論文、雜感，都是不計稿酬的無私奉獻(詳見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記中才開始有收入稿酬的記載。

後期魯迅在上海(除了領取大學院津貼以外)主要以「賣文為生」，也就是作為自由職業者，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生活。一開始北新書局每月支付給魯迅的版稅是國幣100圓和《奔流》雜誌編輯費100圓;他在報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5—15圓，魯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圓，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但是北新書局經理剋扣大筆版稅，1929年8月魯迅找律師與之談判，維護了自己的著作權，索回2萬多圓應得版稅，合2009年人民幣140多萬元(詳見後文)。

到1932年「大學院」津貼撤銷以後，版稅和稿酬成為魯迅的最重要經濟來源。

我統計的結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魯迅在北京期間，共收入銀洋大約41000圓(其內1922年日記殘缺，為估計數)，月平均245圓;1926年夏至1927年秋，魯迅在廈門和廣州期間整一年，共收入教學費國幣5000圓，月平均417圓;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間，他共收入國幣(法幣)75278圓4角1分，月平均697圓。

周海嬰幼時與父母的合照。(資料圖)

魯迅時代銀圓(銀洋或國幣兌換券)的購買力：

從1912年到1936年，國內的物價是基本穩定的，升降平緩、浮動不大。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購買力計算——

1901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73元，2009年人民幣146元;

1912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50元，2009年人民幣100元;

1921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44元，2009年人民幣88元;

1925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38元，2009年人民幣76元;

1930年國幣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35元，2009年人民幣70元;

1936年法幣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30元，2009年人民幣60元。

魯迅24年間收入的銀圓，相當於如今多少錢?

那麼，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魯迅24年間的收入相當於今天人民幣多少錢呢?根據歷史資料換算，1912年1圓銀洋約合人民幣1995年50元、2009年100元，1927年1圓國幣約合人民幣1995年35元、2009年70元;1936年1圓法幣約合人民幣1995年30元、2009年60元(詳見附錄)。由此可以計算魯迅歷年收入對於日常生活用品的實際購買力，給出一個比較符合真相的描述。

也就是說：

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的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164萬元、2009年328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9000多元、2009年人民幣近2萬元。

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175萬元、2009年35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14萬多元、2009年3萬元。

後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226萬元、2009年452萬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2萬元、2009年4萬元左右。

若不計入1922年的收入(日記缺失)則23年間共收入1198733圓，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以上。

從公務員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掙來足夠的錢，超越了「官」的威勢、擺脫了“商”的羈絆。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

錢，是他堅持「韌性戰鬥」的經濟基礎。

魯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證全家(包括母親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費以外，還有富餘;他為了寫作、譯述、教學、研究等購置的圖書就達到16萬多冊(幅)，24年中共計耗資13萬多銀圓，相當於1995年45多萬元、2009年90多萬元人民幣，占其總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麼多的金錢之後，卻絲毫不為金錢所動，而始終保持勤儉奮鬥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魯迅一生的經濟賬目，才睜開眼睛看清：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燈光下，透過1000多頁密密麻麻的銀錢賬目的算草，我解讀了魯迅和錢的紐帶。後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兩次按照《魯迅日記》和相關資料做了反覆驗算核實，得出了大致準確的數據。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魯迅以他的腦力勞動所得，總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間階層」即社會中堅。他受之無愧。

從「而立之年」以後的24年間，魯迅有平均每年相當於2009年人民幣34萬元、每月人民幣2萬—4萬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使他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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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家的軍事保密區和國家領導人經常活動之地，在許多資料中,「玉泉山」三個字雖處處可見，但實質性的信息卻無跡可尋。如果說中南海是中國的政治心臟，那麼，玉泉山就可以說是中國政治的“後花園”，它於政治風雲際會處，見證了無數的歷史風雲。

玉泉山9號樓的特殊政治局會議

1976年10月6日晚，一向幽靜的玉泉山卻燈火通明。一輛輛特殊牌號的汽車魚貫駛入這裏，來者俱是行色匆匆、神情凝重。

在玉泉山9號樓，華國鋒、葉劍英等領導人召集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在8小時前，他們在北京懷仁堂剛剛抓捕了張春橋等「四人幫」成員。這個時候，應該是新中國政治局勢最不穩定的一個晚上，沉沉夜幕之下尚不知多少暗流在涌動。畢竟，攪動我國政治長達10年之久的「四人幫」代表的並不只是四個人而已。

出於這種考慮，玉泉山九號樓成為了比中南海更加合適的會議地點。

作為特殊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地，玉泉山9號樓是當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帥的住所。出於種種考慮，1971年毛澤東同志交給他「軍事指揮棒」的時候，也將這裏一併撥予使用。

當晚11時，華國鋒與葉劍英攜手步入會議大廳，一場不尋常時期的不尋常中央政治局會議就這樣開始了。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並由華國鋒、葉劍英等分別作主旨講話。這次會議對為什麼要拘捕「四人幫」作了說明，表示這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的做法；強調了粉碎「四人幫」的重要性，“我們感到事態嚴重，一旦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喪失，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會變色”（註：中共中央1976年第16號文件 華國鋒講話的原文）。之後，葉劍英的發言也強調了同樣的主題，表示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借重開國領袖毛澤東深入人心的聲望是穩定當時政治局勢的唯一最佳戰略，他們深知這一點。

台和電視台等一系列「組合拳」，新中國的政局終於在一片山雨欲來中逐步穩定。從此，新中國的命運開始重新步入了正軌。

玉泉山與黨內重要文件起草組

玉泉山是古代皇家御園，如果沒有皇帝特別恩賜，即使是朝廷大臣也無法入內。而今的玉泉山依然守衛森森，所守護的已不再是帝王的一隅寧靜，而是共和國的大腦與智慧。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亟待飛躍。如何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何制定相應的體制改革總體規劃與實施方案，成為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最大的關注點。這一艱巨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擔子就落在了起草組的身上。

起草組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崗位，身懷各自不同的經驗與思想；根據每次全會議題不同，起草組的班底組成也必然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每逢中央的重要會議召開，那些關乎百年國計的重大決議必出自這樣一個集體—起草組。

玉泉山是起草組的「常駐地」，中國多數重要文件都起草於此。曾多次參與文件起草的學者高尚全說，他參加過三次三中全會決議關於改革決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進行的。

起草小組班底敲定後，集中進駐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工作流程有條不紊。以十四大為例，起草小組通過兩天半時間的討論，初步確定文件的框架。又比如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決議的起草，就在初夏幽靜的玉泉山。當時，起草文件在兩層小樓5號樓的一層會議室，起草組成員則散居在2、3、4號樓。

1993年的夏天，一個25人的寫作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組長是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溫家寶，起草組成員來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經濟學家。這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的起草組成立於當年5月底，在隨後的半年時間裡，它完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11月中旬，這份名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全票通過。

從玉泉山放眼西山

人們常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來形容只看局部而不見全局的情況，如果我們只看隱秘寧靜的禁地玉泉而忽視了整個西山，那“一葉障目”、“管錐窺豹”這些詞就是用來形容我們的了。

西山，中南海的後院群。它是部分中央領導同志的住所、療養地，許多重要軍事指揮機關的所在地，玉泉山屬於它的東麓支脈。雖然出於國家安全保密需要，關於西山的詳細情況不能多說，但是震撼人心的故事還是可以敘一敘的。

東交民巷十七號，溫家寶任總理時的官邸，在他之前，這裏就是鄧小平「三起三落」最後一次波瀾的幽禁之地。1976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度被打倒的鄧小平曾被監管在此，相當於軟禁，同外界隔絕，任何人都不許見。當時，鄧小平常在院子中散步，在屋裏看書、看報。夏天，他還戴著草帽，在院子裏用鐮刀割草，放在洋灰地上晒乾，晒乾後點火燒掉。這些都是鄧小平的消遣，也是鍛煉法。在此期間，鄧小平還生過一次病，住院期間，鄧小平儘管尿道插著導尿管，還提著瓶子每天堅持散步，毅力很強。

在東交民巷17號的鄧小平心裏應該是波瀾起伏的，而在西山25號樓的他，心裏卻許是格外亮堂。1976年10月7日，葉劍英向華國鋒提出為鄧小平平反、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建議。此後，葉劍英又多次向華國鋒提議。在玉泉山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正式提出，儘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12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的權利。很快，因患前列腺炎引起嚴重尿瀦留而住在301醫院治療的鄧小平，就讀到了發給他的第一批文件—《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沒過幾天，中央辦公廳派車把鄧小平接到玉泉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向他介紹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

在西山25號樓的小院兒里，鄧小平迎來了他政治生涯最後一次波折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