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魯迅先生一生中究竟掙了多少錢？

熊秉明作品《魯迅》，現藏中國藝術研究院(資料圖)

從小就在語文課上學習魯迅。老師說：「魯迅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著樸素的中式長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圍巾，一年四季穿一雙黑帆布面膠底鞋。頭髮亂蓬蓬，很長也不剃。聽老師說：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邀請魯迅在大飯店吃飯，西仔竟然看魯迅衣衫樸素而不准他進門!許多回憶錄記載：魯迅雖然生活儉樸，卻節省很多錢支援革命。

「史無前例」時代，25歲的我，從中國科學院被押送到勞改農場。不發工資，每月僅15元人民幣的最低生活費。身披無產者的勞動服、頭戴“資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馬活、吃豬狗食之餘，還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時瞪著雙眼就想看書。當時只准學“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農場還有一套《魯迅全集》，這是作為革命文獻發下來給群眾輪流自學的。

我這個「專政對象」，當然在傳閱“革命文獻”方面最靠邊站。《魯迅全集》前幾卷精彩的部分，如《吶喊》、《彷徨》等，都被“內部矛盾處理”的別人搶去看了，連《兩地書》、《集外集拾遺》都輪不到我，讀書預備隊排得挺長挺長……只有那上、下兩冊簇新精裝的《魯迅日記(1912—1936)》，誰都是翻了翻也不願過目的，扔在角落裏。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學這冷而又冷的《魯迅日記》吧。

沉沉的兩大本，厚厚的千餘頁。那是多麼枯燥、瑣碎、繁複、乏味的流水賬啊!記得魯迅自己描述過：

我的日記……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圓……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

但是，旗手的賬，總不能算作「變天賬」罷。

百無聊賴之際想：好罷，我正好是學數學出身的，就來查查魯迅的賬罷。「中國文化人經濟狀況」的自選研究課題，原來是這樣開始的。

首先注意到魯迅每年都買很多很多書，每年日記後面都專門附有一篇長長的「書賬」。從1912年5月魯迅抵達北京，到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個月的漫長歲月里，魯迅一共記載了25篇書賬(每本日記一篇)，共計購書9600冊，及古碑、刻石、畫像等拓片6900百張，真是洋洋大觀!一看書名就像翻開菜譜一樣：那都是很好的書，其中有許多很珍貴的書!這是我最羨慕的!

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孝敬老母，資助親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僱用女工和車夫;後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更雇有兩個女傭，晚年全家經常乘計程車看電影、兜風、赴宴席……但那麼大的開銷，得需要多少錢啊?

中國文化人，一向出於清高「恥言錢」或出於私隱“諱言錢”，然而我在牛棚里，沒有錢，才懂得錢的重要性。魯迅1923年曾向我們的祖父母一輩人(那時都是莘莘學子)作過“娜拉走後怎樣”的報告。一針見血地挑明——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頁。

那麼魯迅一生究竟掙了多少錢呢?沒有人精確統計過。太費事了!只有像我這樣的傻瓜，才幹這樣的傻事。我慶幸「十年浩劫」沒有白過，收穫之一就是算清了魯迅24年又5個月，即8000多天的賬。按照魯迅在日記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沒有遺漏的話)來自下列四方面：

(1)公務員收入

民國一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召，擔任教育部公務員，時間長達14年之多;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他的名義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貼60銀圓;8-9月，每月「半俸」125銀圓;10月後定薪俸220銀圓。　　

1913年2月後薪俸240銀圓，12月後僅有九成即216銀圓。

1914年8月薪俸增為280銀圓。

1916年3月後增為300銀圓。

1924年1月(民國十三年1月)重繕之《社會教育司職員表》載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銀圓。但是20年代以後教育部經常拖欠，實發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銀圓左右。

(2)教學收入

「五四」以後，魯迅除了供職教育部以外，還先後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兼課，時間長達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兼任北大國文系講師，同時又兼任高等師範學校(後為北京師範大學)講師，每周各一小時，講授《中國小說史》，月薪各18圓，共36圓大洋。魯迅兼職的其他六所學校是：世界語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5圓)、女子師範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3圓5角)、中國大學(1925年，月薪10圓)、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圓)、大中公學(短期)，另有一處“集成國際語”學校是義務講課。

但當時北京各校經常拖欠薪金。從1921年4月以後《魯迅日記》才有「往高師校(北京高等師範)取薪水」的記錄，9月以後才有“往(北京)大學取薪水”的記錄。1921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52圓(並非全部);1922年日記缺失;1923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129圓;1924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8085圓;1925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7283圓。期間他去西安講學一個星期，得講學費300圓大洋。

1924年在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是一個轉折點：在他的年收入構成中，第一次出現了本職收入(教育部薪水)少於業餘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餘講課和寫作收入佔59%，超過一半;而本職收入僅佔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國幣400圓;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國幣500圓。

(3)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收入

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個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圓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14700圓大洋，摺合黃金490兩。

(4)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歷史》等多篇論文在東京《河南》雜誌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銀圓大洋，共約得100銀圓;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也得到200銀圓左右的稿酬，主要貼補家用。

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詩歌、論文、雜感，都是不計稿酬的無私奉獻(詳見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記中才開始有收入稿酬的記載。

後期魯迅在上海(除了領取大學院津貼以外)主要以「賣文為生」，也就是作為自由職業者，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生活。一開始北新書局每月支付給魯迅的版稅是國幣100圓和《奔流》雜誌編輯費100圓;他在報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5—15圓，魯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圓，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但是北新書局經理剋扣大筆版稅，1929年8月魯迅找律師與之談判，維護了自己的著作權，索回2萬多圓應得版稅，合2009年人民幣140多萬元(詳見後文)。

到1932年「大學院」津貼撤銷以後，版稅和稿酬成為魯迅的最重要經濟來源。

我統計的結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魯迅在北京期間，共收入銀洋大約41000圓(其內1922年日記殘缺，為估計數)，月平均245圓;1926年夏至1927年秋，魯迅在廈門和廣州期間整一年，共收入教學費國幣5000圓，月平均417圓;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間，他共收入國幣(法幣)75278圓4角1分，月平均697圓。

周海嬰幼時與父母的合照。(資料圖)

魯迅時代銀圓(銀洋或國幣兌換券)的購買力：

從1912年到1936年，國內的物價是基本穩定的，升降平緩、浮動不大。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購買力計算——

1901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73元，2009年人民幣146元;

1912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50元，2009年人民幣100元;

1921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44元，2009年人民幣88元;

1925年銀洋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38元，2009年人民幣76元;

1930年國幣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35元，2009年人民幣70元;

1936年法幣1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30元，2009年人民幣60元。

魯迅24年間收入的銀圓，相當於如今多少錢?

那麼，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魯迅24年間的收入相當於今天人民幣多少錢呢?根據歷史資料換算，1912年1圓銀洋約合人民幣1995年50元、2009年100元，1927年1圓國幣約合人民幣1995年35元、2009年70元;1936年1圓法幣約合人民幣1995年30元、2009年60元(詳見附錄)。由此可以計算魯迅歷年收入對於日常生活用品的實際購買力，給出一個比較符合真相的描述。

也就是說：

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的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164萬元、2009年328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9000多元、2009年人民幣近2萬元。

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175萬元、2009年35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14萬多元、2009年3萬元。

後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226萬元、2009年452萬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2萬元、2009年4萬元左右。

若不計入1922年的收入(日記缺失)則23年間共收入1198733圓，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以上。

從公務員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掙來足夠的錢，超越了「官」的威勢、擺脫了“商”的羈絆。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

錢，是他堅持「韌性戰鬥」的經濟基礎。

魯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證全家(包括母親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費以外，還有富餘;他為了寫作、譯述、教學、研究等購置的圖書就達到16萬多冊(幅)，24年中共計耗資13萬多銀圓，相當於1995年45多萬元、2009年90多萬元人民幣，占其總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麼多的金錢之後，卻絲毫不為金錢所動，而始終保持勤儉奮鬥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魯迅一生的經濟賬目，才睜開眼睛看清：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燈光下，透過1000多頁密密麻麻的銀錢賬目的算草，我解讀了魯迅和錢的紐帶。後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兩次按照《魯迅日記》和相關資料做了反覆驗算核實，得出了大致準確的數據。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魯迅以他的腦力勞動所得，總收入相當於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間階層」即社會中堅。他受之無愧。

從「而立之年」以後的24年間，魯迅有平均每年相當於2009年人民幣34萬元、每月人民幣2萬—4萬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使他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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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9·13事件”之後，林彪和他的老婆葉群、兒子林立果、女兒林立衡，成為老百姓街談巷議的話題。

其實，林彪還有一個長女，名叫林曉霖，如今是已經66歲退休在家的普通軍人。她為人單純、樸實、低調，多年來很少為社會關注。

我在1954年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女附中是北京一所歷史悠久的名校。解放後，這所學校學生將近三分之二是高幹子弟，保送在此培養。

那是一個樸實而單純的年代，學校里老師和同學都是比學習，比品德，沒有人過多關注學生家長身世。

1955年國家為部隊軍官授銜，報紙上登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的照片，大家才驚訝地發現，我們班上林曉霖和徐魯溪都是元帥的女兒呢！大家興高采烈地議論：看看，曉霖的兩道濃眉，多像爸爸！秀麗白凈的徐魯溪也很像她的老爸徐向前！

林曉霖是個內向和羞澀的女孩兒，濃眉，眼近視，眼鏡架在鼻樑上，鼻樑兩旁有幾粒小雀斑，平常愛穿夾克，腳上總是一雙鹿皮靴子，短髮，愛笑，笑起來更像一個小男孩。

曉霖愛看書，卻不愛說話，她在蘇聯出生，長到九歲才回國學說中國話，學認漢字。課餘，她看的書都是那種磚頭般厚的、燙金書脊的蘇聯小說。下課看，上課有時也偷著看。只要是教室門口，她那幾個從蘇聯一起回國的小夥伴叫她「曉霖琪卡」，她便換了個人似的，歡天喜地撲過去，幾個人用俄語說著，又說又笑又鬧。

林曉霖初次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作文評講課上。剛剛留校的教語文的女老師，偏愛具有文學天賦的學生。一次，她出的作文題目是「談談我自己」。課上，她要大家好好聽聽，林曉霖是如何將平凡而瑣碎的生活，寫出詩般的意境，她動情地念：“我出生於1941年，那是戰爭年代的美麗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僻靜的鄉村醫院裡……”

一篇介紹個人履歷的作文，林曉霖寫得傳神而美妙。

初二那年的冬天，我家出了禍事，母親被倒牆砸傷，高位截癱，工資和家裏的所有積蓄都交給了醫院。過冬，我沒錢買鞋買襪，只能光著腳穿母親不能再穿的高腰雨靴。體育課上，我將兩隻肥大的雨靴甩出很遠，赤腳站在冰凍的雪地上。

同學們驚呆了，少先隊員們特地召開隊會為我籌錢。50年代的百姓生活，孩子們很難拿出富餘的錢，大家都一籌莫展。林曉霖突然提出：「我常陪爸爸到醫院看病，醫院裡鮮血很值錢，咱們每人抽點血，賣給醫生換錢吧……」

不久，我得到了學校的甲等助學金。

在狂歡的元旦晚會上，林曉霖送給我一隻巨大的梨，就像個黃柚子，又嫩又甜。因為同情我的困境，曉霖常常和我一起談心，我們彼此間了解也多起來。

原來，曉霖的父親林彪在延安抗大當校長時，看中了美麗的女學生張梅。這個外號叫「陝北一枝花」的姑娘，嫁給校長時，只有18歲。不久，他們的第一個男孩子出生了，年輕幼稚的媽媽不會餵養，孩子很快夭折了。

平型關大捷後，年輕智慧的指揮官林彪身負重傷，帶著妻子赴蘇聯治療，生下了他們第二個孩子—就是林曉霖。女兒長得很像父親，林彪十分珍愛。不放心妻子哺養，他天天守在搖籃旁，精心餵養。

林曉霖長到四個月大時，林彪奉命回國，臨走時，答應年輕的妻子，不久就會接她們母女回國。

林彪走了五年，音訊全無。

五年後，林彪托訪問蘇聯的羅榮桓給張梅帶去一封短訊，寥寥數語，說他已經在國內結婚，又有了一個女兒。他通知張梅，可以再嫁。

年輕單純的張梅，猶如晴空霹靂，不知所措。

林曉霖被送往蘇聯保育院生活。媽媽張梅要工作，還要學習，要養活自己。

新中國成立後，媽媽張梅已經再婚，林曉霖被高崗夫婦接到東北。不久高崗夫人將九歲女孩林曉霖送到北京，父女相見。

初見父親那一天，林曉霖十分狼狽，不適應國內氣候，她頭上長了疥瘡，索性剃成了光頭，身上還是穿著女孩子的花色布拉吉。

光頭小女孩兒，怯怯地害羞地站在父親和後媽面前，不知所措。

葉群是個陰險的女人，又略通幾句俄語，搶先做起父女間對話的翻譯。

按照媽媽囑咐，曉霖禮貌地問候了父親。

葉群卻對林彪說：小姑娘太沒禮貌！她用俄語罵你是混蛋。

葉群又轉身用俄語對曉霖說：「爸爸說你沒有教養！」

林曉霖害怕地哭了起來，父女間的相見就這樣不愉快地開始並結束了。

曉霖住到了爸爸家裏，小小的孩子很快就懂得了後媽的陰險，她從不開口叫媽媽。葉群愛穿很高的高跟鞋，她領著妹妹，跟在後媽身後，學著扭捏作態……

有一天，林曉霖將一張自己和張梅媽媽的合影照片藏在身上，照片後面寫著：「你還記得她嗎？」

她悄悄地拿給了爸爸。林彪看了照片，很是動情，感慨地說：「她也老了！」

這件事後來讓葉群知道了，她不能允許丈夫前妻的女兒，背著她干這樣的事，她跳著腳罵人，林曉霖嚇得到處躲藏。

林曉霖長年累月生活在後媽的陰影里，很難得到父親的關愛。

林曉霖封閉起自己，變得憂鬱、羞澀而孤獨。雖然她很聰慧，曾獲得師大女附中學習優良金質獎章，但當年的她，卻像一個灰姑娘……

2007年，北京軍軍事博物館，掛上了林彪的照片。林彪的長女林曉霖表示，30多年來林彪照片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軍事博物館，是一種官方認可。

上著紫色小碎花襯衣、下著黑色裙子，脖子上套著一頂遮陽帽，腳上是白色涼鞋套肉色絲襪。昨天上午，林彪之女林曉霖以這身裝束出現在公眾面前。此次，她應主辦單位邀請，來到梅州大埔縣參加「八一」起義軍三河壩戰役紀念活動。

在參觀三河壩戰役紀念館時，不斷有人邀請林曉霖一起合影，她總是欣然應允。林曉霖還在紀念館內陳列的林彪元帥照片前留影。期間，林曉霖接受了記者採訪。

「身上的一個包袱，終於卸下了」

記者：上月中旬，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舉行的紀念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成果展》，林彪列為「十大開國元帥」之一的照片赫然在列。在敘述林彪的經歷時，展覽使用“出色的作戰指揮才能”形容他早年的軍事貢獻。

林曉霖：對。這是自「九·一三」(註：林彪駕機叛逃事件)之後，30多年來，林彪的照片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裏，而且是按照1955年元帥授銜時的順序出現。這是一種官方的認可。

作為林彪的女兒，我感到非常欣慰。身上的一個包袱，終於卸下了。

30多年了……(哽咽)很不容易……

這體現我們黨越來越實事求是，全面、客觀，尊重歷史事實、歷史人物。這對中國走向民主、法制，我認為是大有希望的。

記者：作為林彪的女兒，您如何評價父親？

林曉霖：我認為，功是功，過是過。他在幾十年中曾立下了赫赫戰功，這不能掩蓋他後來發生的「九·一三」事件的結局。同樣，「九·一三」事件，也不能把他過去為中國革命立下的功勞完全抹殺掉。

「我有一個很壞的後媽—葉群」

記者：您與父親的關係怎麼樣？

林曉霖：我和父親沒有矛盾，但是我有一個很壞的後媽—葉群。我認為，我父親後來有「九·一三」事件這樣的悲慘結局，與葉群有很大的關係。

在「文革」中，我是“保守派”的骨幹，(主張)保護黨中央，保護老同志，當時各級黨委幹部都靠邊站了。而我的想法與那時“打倒一切、砸爛一切”的口號是針鋒相對的。因此，有人認為我是「文革」的“絆腳石”。出於政治的需要，就把我拋出來了。

記者：有一本書，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校友滕敘袞花了5年時間寫的本校史《哈軍工傳》，當中提到了您與父親在「文革」中的恩怨。那些講述是否確實？

林曉霖：那本書我有，但是我還沒有仔細看。

記者：來大埔參加這次紀念活動，您的心情如何？

林曉霖：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八一」起義軍三河壩戰役紀念活動。我父親林彪當時是一個連長，還不到20歲。他的很多戰友在這次戰役中犧牲了。我感到，革命勝利真是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