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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神秘特工:閻寶航情報助二戰三大戰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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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神秘特工:閻寶航情報助二戰三大戰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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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神秘特工:閻寶航情報助二戰三大戰場(圖)

2019年01月17日 17:56 最後更新:11:40

錢壯飛

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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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壯飛

胡底

李克農

李克農

我黨歷史上秘密戰線著名特工人物除了羅青長外,還有「龍潭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及熊向暉、潘漢年、閻寶航、沈安娜等。他們是我黨情報戰線上的英雄,為我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龍潭三傑之———

錢壯飛 

錢壯飛1896年生於浙江吳興(今湖州市)。1928年在上海考入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主辦的上海無線電訓練班後,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後,就將錢壯飛留在身邊,擔任該局秘書。後任徐恩曾的私人秘書。

管理局的私人秘書錢壯飛也一塊兒帶了過去,並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秘書。

雖然徐恩曾對錢壯飛很信任,但一個專供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互發電報使用的密碼本,絕不外傳。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將其放在貼身口袋裏。一次,好色的徐恩曾從南京到上海開會時,錢壯飛見其急著去找上海灘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說:「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帶著這個怎麼行?」徐恩曾覺得言之有理,當即從小褂里掏出密碼本交給錢壯飛,並囑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後,錢壯飛立即將密碼本複製收藏。後來,就是用這個複製的密碼本,在關鍵時刻,幫助破譯了國民黨的絕密情報,保衛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報,均被錢壯飛截獲。錢壯飛立即派人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報警。周恩來、陳雲等領導採取緊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在滬機關全部迅速地安全轉移,使黨組織避免了一場特大災難,對保衛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4年10月中共被迫撤離江西蘇區,錢壯飛隨軍行動。1935年元月在行軍途中,因敵機轟炸與部隊失散。4月1日,患病的傳奇英雄錢壯飛,被圖財害命的反動民團歹徒黎叢山以帶路為名,推下金沙縣後山鄉烏江北岸的堰田岩後壯烈犧牲。

全國解放後,周恩來曾經多次談到錢壯飛和李克農、胡底打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後對黨作出的巨大貢獻。他曾說,如果沒有「龍潭三傑」,我們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龍潭三傑之———

胡底

胡底,1905年生於安徽舒城。1926年,和錢壯飛、徐光華合辦了光華影片公司。當時,他們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藉此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被張作霖殺害。胡底和錢壯飛夫婦也上了黑名單,受到通緝。同年冬天,胡底和錢壯飛一起離開北京,轉移到上海。1929年胡底打入南京的特務機構。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籌建長城通訊社,並出任社長。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北方的分支機構,歸南京長江通訊社管轄。

報:「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克”是說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病篤”意即事態嚴重,必須立即行動。胡底時在天津。接到電報後,胡底馬上乘坐外國輪船離開天津。1931年8月,胡底、錢壯飛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到達蘇區後,胡底任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預審科科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胡底任中革軍委偵察科科長。1935年9月,被張國燾殺害。

龍潭三傑之———

李克農

1898年生於安徽巢縣(今巢湖市)。1929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化名李澤田以應考方式考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不久,李克農便升任特務股股長。

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農收到錢壯飛派人從南京送來的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的密信後,急忙與黨中央取得聯繫。可這天不是與陳賡接頭的日子。於是,在夜幕下,李克農行色匆匆,找了一處又一處,最後終於找到了陳賡。接著,兩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來,迅即對有關人員進行了轉移。

此後不久,李克農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後曾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紅軍工作部部長等職。長徵到陝北後,曾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央社會部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

李克農這位中共情報、保衛戰線上的卓越領導人,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1955年,這位從沒帶兵打過仗的開國功臣,被授予上將軍銜。1962年2月9日病逝於北京。

熊向暉

「後三傑」之首———

熊向暉

「龍潭三傑」後三傑,是指熊向暉、申健、陳忠經,主要人物是熊向暉。三人都潛伏在胡宗南部擔任職務,熊向暉擔任胡貼身副官、機要秘書長達十三年。

通過周恩來精心安排,熊向暉與申健、陳忠經三人構成一張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最重要的間諜網。熊向暉成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時,正當抗戰時期。周恩來對熊指示,準備長期潛伏,做一枚國共對弈中的閑棋、布的冷子,到時自會有用。

事實證明,周恩來這一著閑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王石堅到西安主持情報工作,他的任務之一就是與熊向暉等人聯絡。1942年9月,蔣介石在西安主持召開了北方各戰區將領會議,會議的情況和胡宗南部隊的動向及實力等情況,熊向暉都通過王石堅向延安作了報告。

胡宗南,對其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強烈抗議。同時延安《解放日報》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詳細部署情況,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叫停了這次進攻。事後胡宗南雖密令追查泄密者,但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自己身邊的熊向暉。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進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國留學的熊向暉被胡宗南緊急召回為他擬訂攻佔延安後的「施政綱領」,熊向暉由此獲得了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詳細計劃。很快這一計劃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雖佔領延安,卻找不到帶著中央直屬機關在山溝里“轉悠”的毛澤東。事後,毛澤東誇讚熊向暉“一個人能頂幾個師”。這是對「後三傑」情報工作的最高評價。

潘漢年

與魔鬼打交道的人———

潘漢年

1931年春,黨中央任命潘漢年為「特科」領導人,負責情報及保衛工作。從此,他就成了一個“神秘”的特工人員,長期出沒於敵人的心臟地帶。潘漢年既做黨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層的統戰工作。這兩項工作,一項是絕密的地下活動,一項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巧妙地把公開的工作與秘密的工作結合起來,利用與社會人士的公開關係掩護黨的秘密工作,潘漢年給人留下了“變幻無常”的形象。然而,正是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裏神出鬼沒地活動,並取得巨大成績。1932年,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夫婦被國民黨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極大憤慨。潘漢年挺身而出,為營救牛蘭夫婦四處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漢口老半齋菜館“請客”,邀集了不少社會名士聯合發表致南京國民黨政府函電,表示抗議,從而迫使國民政府釋放了牛蘭夫婦。

潘漢年20多年的情報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謀、出生入死、屢建奇功。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主管政法工作。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被打成了「內奸」、“特務”、“反革命”,被投入監獄,二十二年之後,含冤離開人世。

在淮南工作期間,潘漢年擔任華中局社會部長、聯絡部長等職,主要負責上海、南京一帶敵占城市的對敵隱蔽鬥爭。他坐鎮小王莊統一部署,全盤規劃,在寧、滬、淮間,建立了一個秘密交通圖,使許多重要情報經過分析、研究後及時告之黨中央及其他部門。1943年秋,被派到上海調查日偽軍在江南的清鄉計劃和具體部署。潘漢年查知汪偽江蘇省長李士群有觀望之態,便經黨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黨員,曾任過周恩來的警衛員,但他後來被捕叛變成為汪偽特工頭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號」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偽政權不穩固,於是四面觀望,左右逢源。在潘漢年反覆勸導下,李表示願意將功贖罪,並詳細介紹了敵偽清鄉部署情況。

沈安娜

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沈安娜

1915年,沈安娜出生在江蘇泰興的一個書香門第。1932年入讀上海南洋商業高級中學,結識了在中共特科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中共黨員華明之。1934年,由於沒錢繳納學費,沈安娜選擇了收費低且學期短的中文速記學校。

沈安娜1939年入黨。1935年,打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任速記,為黨搜集情報。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來的指派下,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作速記員,以國民黨特別黨員身份作掩護,在國民黨核心機關戰鬥,在蔣介石主持的黨、政、軍、特高層會議上為黨搜集大量重要情報,並從未暴露,被譽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1946年3月,蔣介石連續兩次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策劃在半年內擊潰八路軍、新四軍主力,然後分區圍剿,會上還確定了軍事部署和兵力調配。沈安娜用速記符號仔細地記錄了下來後連夜翻譯整理,半夜由華明之交給上級吳克堅,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決策層。周恩來對於這一時期的重要情報,給予了「迅速、準確」四字口頭嘉獎。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發動全面內戰。蔣介石在國民黨的高層決策會議上,講到一些絕密問題時,會突然示意:「下面的話不要記。」這時,全場的人員都要停下筆來,沈安娜也不例外。沈安娜把蔣介石的講話牢牢記在心裏。待到休息時上廁所之際,再偷偷記錄下來。

1946年在重慶獲周恩來嘉獎,1949年獲中共中央集體通令嘉獎,1989年獲國家安全部為長期堅持在隱蔽戰線作出貢獻的無名英雄頒發的榮譽獎章及榮譽證書。1986年蕭克上將在聽了有關方面的介紹後,欣然揮筆寫下了長達百行的五言詩《無形戰線———紅岩村抒懷》,讚譽沈安娜的功勞和品節。

閻寶航

東方佐爾格———

閻寶航

閻寶航,中國戰略情報專家,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事業立下過不朽的功勛。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閻寶航利用他擔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書記、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軍委會政治部戰地黨政治設計委員、中央賑濟委員會顧問等合法身份,活動於國民黨要人之間,廣泛結交中統、軍統、黃埔系、政學系頭面人物,憑著他卓越的情報悟性,獲取了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三份舉世公認的最有價值的情報:

(1)納粹德國決定於1941年6月20日左右約一星期內開始進攻蘇聯的情報;(2)1941年11月下旬獲取日軍即將偷襲珍珠港的情報;(3)1944年夏季獲取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全部材料,包括陸海空軍的部署、設防計劃、要塞地址、兵種、武器、翻譯人數、將領姓名等。這些情報對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對日美太平洋戰爭,蘇聯出兵東北戰爭以極大幫助。

抗日戰爭爆發,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後退守大後方,閻寶航以非凡的才幹和勇氣,活躍在重慶的社會舞台上。1941年6月上旬,閻寶航在社交場合遇到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和孫科,他們告訴閻寶航:根德國準備在1941年6月22日前後進攻蘇聯。

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閻寶航聞訊後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並通過自己的助手李正文,向蘇聯大使館武官羅申報告這一重大情報。

1944年夏,閻寶航在重慶從國民黨軍委第三廳副廳長鈕先銘口中,得知第三廳存有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等地佈防的絕密情報。

閻寶航借閱後,速報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由南方局組織人員全部拍照後報送延安。在延安的周恩來看到後感到這份軍事情報十分重要,並綜合其它方面的材料,迅速向蘇聯方面通報。

由於中共方面向蘇聯提供了東北日軍部署,蘇軍統帥部對關東軍了如指掌。蘇軍在攻克柏林之後,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出兵,給日本關東軍以毀滅性打擊,淪陷近14年之久的東北人民,終於迎來了解放。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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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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