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
1945年2月，美國因為要蘇聯參戰，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羅斯福總統與斯大林訂了《雅爾塔協定》。我們當時為著要打退壓境的強敵——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據《雅爾塔協定》，和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了中蘇條約。
1945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塔協定》公佈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
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見面。起初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止下流，隨後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著和他們談判了。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指蔣介石）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及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斯大林談判，要我以私人資格去看斯大林，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
當見到斯大林時，他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幾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我說完了之後，斯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他當時態度非常倨傲，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他乾脆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我又對他說：「現在你用不著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古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25年，我們再加5年，則30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佔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我就追問他說：“為什麼呢？”他答道：“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佔領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我又接著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究還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5年以後就會起來。”我說：“給美國人管，5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5年。”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的確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只顧目的，不擇手段，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接下去，他又說：「你說，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這個力量是誰？他先故意不說。我就反問他：「是不是美國？」他回答說：“當然！”我心裏暗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而在斯大林眼中，還忘不了美國是他的敵人！
最後，經過許多次的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終於簽訂了。不過，父親當時對於簽訂這個條約，有個原則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許‘獨立’，但一定要註明，必要經過公民投票，並且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來投票。」這原則，斯大林總算是同意了。
我還記得，在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條約上附一張地圖，並在旅順港沿海一帶區域，畫了一條黑線，大概離港口有20海里的距離，在這線內，要歸旅順港管轄。照國際法的觀點，公海範圍是有一定的規定，就是離開陸地有一定的距離，俄方此一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了半天，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還沒有解決。我很不耐煩地說：「你要畫線，你畫你的，我是不能畫的。」他說：“不畫這個線，條約就訂不成！”我說：“訂不成，我不能負責，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他說：“我是有根據的。”我說：“你有什麼根據？”他拿出一張地圖，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畫了一條黑線的，並且指著說：“根據這張圖，所以我要畫這一條線。”
我覺得非常滑稽，因此譏諷他們說：「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你們不是早已宣佈，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條約都廢止了嗎？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不是等於還承認為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他有點著急說：“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我說：“你為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你們還是同沙皇政府一樣嗎？”他說：“你不要吵鬧，你的火氣太大。”我說：“你要訂約可以，但無論如何這一條線是不能畫下的！”
經過一番力爭之後，這一張地圖，雖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條線始終沒有畫出。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完全了解，斯大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
本文摘自《蔣經國自述》，蔣經國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蔣經國對1945年夏隨宋子文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回憶。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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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資料圖）
視台的《口述歷史》節目中作了一場關於「《紅都女皇》事件」的採訪談話。
由於張穎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如戰爭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國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時，她一曾任外交部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她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晉的夫人，並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隨同章文晉赴美履新)，遂能夠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歷史疑案，例如當年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
據張穎在兩本書中敘述，她記憶中的「《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跟一些相關的傳聞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她的這些回憶，可以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相關的歷史疑惑。
《紅都女皇》一書與維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
傳聞中的「《紅都女皇》事件」，起始於1972年8月。當時有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中有一位在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維特克，要求在中國會見江青。江青聞訊後很感興趣，隨即會見了她，並在會見中希望維特克夫人能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書，以便把自己介紹給美國人民，維特克夫人欣然應允。此後，江青還帶著許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後來又到廣州，與維特克夫人多次長談，談話的時間累計長達60多個小時。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並沒有立即動筆寫書。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於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這本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說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
據筆者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個叫范思的人翻譯過來，並由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另據看到過此書的人說，此書的書名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書中的標題和內容則是：江青「早期生活的開始」、“從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國藝壇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塵埃落定之後，如今人們已對過往的歷史煙雲失去了好奇心，、何況有關江青的書籍也早已數不勝數，已經不能再吊起讀者的胃口，所以，這本《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許多。
1975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被提起，並且越鬧越離奇。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於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由於維特克夫人的漢語聽寫水平不高，當時江青的講話主要靠王海容和唐聞生來翻譯，並且只能揀重要的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用英文記錄下來的則只是一個大概。談話結束之後，維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讓有關人員按全部錄音整理出來一份全稿，並譯成英文，交給她。江青爽快地答應了。
結束了在廣州的談話返回北京之後，當時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全體人員分工整理了幾個月，終於完成了中文整理稿，並列印了10份。隨後不知什麼原因，上級突然決定不再將之譯成英文，並將10份中文列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是否有不妥的內容，抑或是否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呢
在「文革」後期，有一特殊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政治謠言」往往不脛而走。具體到「《紅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來表示對江青等人的不滿，並由此揣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內部分歧與鬥爭，以至於有追查「政治謠言」的舉動。至於說當時有人據此指責江青與“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之嫌”的維特克夫人合作，讓這本書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黨和國家大量機密”，如今看來，卻並非事實，真的不過是謠言而已。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要說有不妥的內容可以，但說她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則言過其實。其實，當初一些參加談話的中方接待人員(如張穎等)，之所以很快就對江青談話的內容表示出驚訝和不滿，甚至馬上反映給周恩來，主要是因為江青在談話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婚姻和家庭，這些也可以稱為是領袖的私隱。張穎回憶，那時她「深感驚訝，本能地感到不妥」，“至於對其他內容並沒有在意，更沒有什麼覺察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一說”。
「文革」結束後，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曆數江青的罪狀，也提到了她與維特克夫人的講話，說江青“貶低主席，內容下流”。看來，問題就出在這裏。
為了挽回影響，當時有關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記錄稿。華國鋒在那次講話中回憶說：記錄稿，「‘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了。張穎則回憶說：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雖然很不得體，影響很壞，不過，因為記錄稿沒有流傳出去，並未立即產生風波。只是後來《紅都女皇》的出版，這才成為導火線，講話和書被聯繫起來，以至讓毛澤東震怒」，等等。此後，“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這就是「《紅都女皇》事件」發生後，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當時中央處理這一事件的過程，至於更加具體的所謂“內部處理”的內容，我們現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於江青談話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機密的內容，大概就是江青還講了賀子珍的一些話，如說毛澤東同她的分離是「她要求離婚的」，“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賀“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等等。關於她自己，江青也說了一些自己從前的緋聞。此外，就是說了關於批判《武訓傳》，乃至閑話《紅樓夢》等。上述內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不妥的，至於是否構成了機密，恐怕還談不到。
後來在追查謠言中，曾問那位香港女作家寫《紅都女皇》的資料是從何而來。從張穎提供的情況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員泄露的可能性。現在有人聯想：這或許是當時江青的對手所為，即他們藉此向江青發難，以及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的囂張氣焰。
那麼，對手會是誰呢？有人認為是周恩來，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軍人派”。如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後還咒罵江青是“大流氓”。或許因此會有人向香港有關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講話的內容，並指使人寫下這本《紅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後，在吳法憲的交代材料中記錄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談話，那是江青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釣魚台江青住處的一次談話。當時江青從自己的出身談起，說自己從延安時代就一直是毛澤東的革命助手，並且“肆無忌憚披露了毛澤東延安時期和解放後婚姻家庭方面的私隱”。其中的細節，大大超過了後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容。
當然，以上皆是揣測，或許也不妨被認為是當年追查「政治謠言」的一個背景說明，至於它與歷史事實相去的遠近，則非筆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論。
說到當年相關的追查謠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從1972年開始重新印刷和發行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一時在社會上掀起了熱讀「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時，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講話等也在廣泛流傳。據張穎回憶：到1974年，因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中提到過《紅樓夢》的內容，於是，被人從秘檔中抄寫了出來(後來還被人印成油印稿擴散)。恰好這時正是「《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江青得知後，立刻要人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怕將兩碼事搞混了，授人以柄。於是，遂有在社會上追查的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