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陳松年（左二）和陳長璞找到陳獨秀的墓，此時只剩一堆黃土，碑已不知去向。
年近退休的陳長璞快言快語、為人直率，不過在談論家史時，她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
安慶江邊，陳家的老屋早被拆毀，老屋的遺址歸屬當地的自來水廠，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籃球場，原址上豎立著一塊碑，說明這是革命烈士陳延年、陳喬年家的舊址，並沒提到他們的父親陳獨秀。
陳長璞沉浸在回憶里，面帶遺憾地說，當年老屋是安慶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有五進三個天井，宅前宅後都有花園，大門樓有一丈多寬，儼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氣勢。
老屋旁殘留的一角是當年陳延年、陳喬年的讀書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門就面對著一個公共廁所。有關部門曾經在牆上鑲了塊「文物保護單位」的招牌，可是裏面還有幾家住戶，住戶們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這是一個被忽略、被遺忘的角落，如同安慶城的氣質。很少有人記得，這個三級城市一個世紀前是安徽的省府，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城市，這裏產生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創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牽連，陳獨秀的子女們，自然處於被遮蔽的狀態。葉尚志少時離陳家故居南水關只隔幾條巷子，他初中時雖偶然聽說陳獨秀蹲在南京“模範監獄”的消息，但沒聽說過他的兩位公子陳延年、陳喬年的任何情況。在延安、在華北根據地的時候，他也未曾聽聞過這兩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點信息是在解放之後，曾與陳延年在廣州一起工作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訴我，說陳延年是‘小列寧’」，葉說。
葉尚志從工作崗位離休後，多次回到故鄉安慶，見到了陳松年。那時陳松年已經是79歲，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長女長璞在身邊照顧。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於1990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副主席。
在回憶自己的父母時，陳長璞溫情地說，他們都是和善、溫潤的人。陳松年安徽大學化學系肄業，1950年，這個原來的教書先生沒有接受安慶二中的聘書，而是去窯廠做工人，謹慎的他擔心，他的身份會給他帶來風波——「陳獨秀的兒子」帶給他的不是本應的榮耀與驕傲，而是緊張與憂慮。
陳長璞的母親竇珩光安徽高師畢業，來自書香門第的她堅持兒女應受教育，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學費，她去窯場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
「鄰居們不知道我們和陳獨秀的關係，如果不是政審，學校里也沒人知道我是‘黑五類’子女。」陳長璞說。
年近退休的陳長璞快言快語、為人直率，不過在談論家史時，她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
延年、喬年
陳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慶度過了私塾、尚志小學、全皖中學的求學生活。他自小窮經究理，不苟言笑，對舊書掌故、新書知識都有興趣。
他與小其四歲的胞弟喬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陳獨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凱的親信倪嗣沖奉袁世凱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陳獨秀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還聲明要斬草除根。陳獨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後後逃至懷寧鄉下躲過，免遭毒手。
陳松年晚年回憶，他的祖父陳昔凡剛去世，靈柩還停在家中，倪嗣沖派來的一批打手突然來到家中，沒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還搶走了陳家珍藏的一批字畫，並揚言要抓走陳獨秀的三個兒子。
此時延年、喬年聽說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牆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歲，翻牆時不慎跌落在鄰居家的澡盆里。鄰家的一婦女見松年掉進澡盆後，急忙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順勢裝出要給松年洗澡的樣子，就這樣松年才沒被抓走。為此，官兵卻將陳獨秀的長兄陳孟吉的兒子陳永年當做陳獨秀的兒子抓去了，還讓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歲，喬年13歲，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學，讓他們見見世面，意在培養見識，開闊眼界。兩年後，雙雙考取震旦大學。
陳獨秀有一種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現在對兩位親子的嚴酷要求上。他讓小兄弟倆睡在亞東圖書館發行部門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倆勤工儉學，常常吃大餅、喝自來水，平日衣衫襤褸，面色憔悴。
延年、喬年的繼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讓孩子回家吃住。獨秀不以為然。高君曼改請友人潘贊化從中說情，陳獨秀剖析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發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事實上，兄弟二人的倔強個性也酷似其父。連經濟條件寬裕、十分疼愛他們的祖母從皖抵滬來看他們，流淚要給以補助照顧，均被拒絕，兩兄弟聲言決不依靠任何接濟。
陳獨秀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對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並無直接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陳獨秀不顧凡俗，與姨妹高君曼意氣相投，終於同居結婚。陳延年站在生母高曉嵐一邊，對其父缺乏聯繫和感情。
在當時中外各種複雜思潮影響下，陳延年因為能閱讀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赴法勤工儉學之後，陳延年兄弟放棄無政府主義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產黨旅歐支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陳延年與趙世炎、周恩來等同被選為委員；後來回國在上海、廣州，他是與趙世炎、周恩來齊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於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喬年兄弟同趙世炎等人從法國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年後，因國共合作的需要，陳延年等奉命回國往上海黨中央報到，隨即被派往廣東工作。
回國後，兄弟倆都成為中央委員，陳延年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
鄭超麟回憶，某次，陳延年自外地來滬，鄭陪他往見總書記。原以為相別數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激動人，但爺兒倆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正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裏等候，見到兒子出現，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談起了工作。
昆仲雙烈
陳喬年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
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後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
這些都是鄭超麟記憶中陳延年、陳喬年的模樣，「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
1927年，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大批軍警包圍了恆豐里104號，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
陳延年在獄中沉著冷靜，說是這家主人雇的燒飯師傅，審訊他的特務看他黑黑的臉，穿著破衣，也信以為真。一天，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江孟鄒先生突然收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寄來的一封字跡潦草的信，他拆開一看大驚失色。信上寫道：「鄙人於6月26日被捕，現拘押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燒飯司務當然不會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訊明釋放，現在我的衣衫褲都破爛了，天氣又熱，請先生替我買一套衫褲來。謝謝！」
汪孟鄒托胡適疏通，胡適想起蔣介石的紅人吳稚暉，便請吳稚暉幫忙，不料好心辦成了壞事。吳稚暉本來與陳獨秀、胡適都熟，又因信仰無政府主義，幫助過延年、喬年兄弟赴法勤工儉學。但陳獨秀文筆不留情，罵過吳稚暉為老狗，又因延年、喬年兄弟在法國已公開放棄無政府主義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父子與吳政治上裂痕很深。
吳稚暉得悉陳延年被捕，驚喜若狂，立即向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告密，誣陳延年「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陳延年的身份暴露。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在龍華刑場站著被被劊子手亂刀砍死。
次日，國民黨的報紙在顯著的位置刊登《剷除共黨巨憝》，大肆吹噓「清黨」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並披露了吳稚暉給楊虎的親筆“賀函”。
陳松年晚年回憶，當時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轟頂，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其妹陳玉瑩、其弟陳松年前去處理後事，當時不僅不讓收屍，而且連看都不讓看。
第二年6月，二哥陳喬年被捕，年僅26歲，又在龍華遇害。又是陳玉瑩、陳松年去處理後事，仍然不能看到遺體，其慘烈之情，難於言表。以至陳玉瑩受到嚴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年僅28歲。
延年未婚，但喬年卻與一位革命伴侶相戀之後結婚。在上海生有一女，在襁褓中其父喬年被捕遇害，其母只得隱姓埋名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濟會撫養，至今七十年，雖有些線索，但不知確訊。
沒有人知道陳獨秀得知兒子死訊時的情形。「托派」骨幹濮清泉後來回憶，在“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進南京監獄的大牆裏後，陳獨秀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松年一家
葉尚志還記得安慶東南角上陳松年的破舊蝸室，牆上掛著其父陳獨秀四十多歲的相片，陳獨秀留了一撮短須，目光炯炯。旁邊掛著生母高曉嵐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閨秀氣質。高曉嵐1930年在安慶病逝，她撫養了親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殤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慘死，家破人亡，處境艱辛險惡。在漫長的歲月里，陳松年一家只得韜光養晦，使他養成謙恭本分、與人無爭的性格，與兩位兄長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將佔領安慶之時，28歲的陳松年弄了幾條小船將家中的財產全部搬到鄉下，藏在陳家的祠堂里，結果日本人還是將祠堂里的財物幾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幾件破傢具。隨後，陳松年夫婦帶著祖母謝氏和剛滿1歲的大女兒長瑋從安慶乘船到武漢，見到了剛剛獲釋的父親陳獨秀和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繼母潘蘭珍。
雖然日子十分艱難，但是陳松年一家的到來，給陳獨秀平添了不少的歡樂。在陳獨秀人生最後歲月里，陳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兒子。
解放後，由於其父身份和其他複雜因素，延年、喬年兩位烈士的名字也不為人知，松年一家處境沒有什麼變化，甚至生活也無法維持。
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登艦迎接主席下地。談話間，毛澤東遂問：“陳獨秀家裏還有誰？”傅說：“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
當得知陳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最高領袖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地方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30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學有功底、見多識廣的陳松年才被安排為市文史館員，後為省文史館員。1979年，正值撥亂反正之際，陳松年斗膽致信給安慶有關部門，要求重修陳獨秀墓，很快得到了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錢由官方出。重壘一座如百姓無異的墳頭、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幣。於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復政策後，陳松年子女陳長琦、陳長璞等作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陳長琦現為合肥工業大學教授。陳長璞潑辣、開朗，曾任安慶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安慶僑聯副主席等職，對家史非常鍾情。
1981年，如先祖一樣直率的陳長璞為陳獨秀「歷史遺留問題」上書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領導就墳墓一節做出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重修，並望報中央。
安慶市財政再撥款2萬元，第二次修墓。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墳頂卻未封，依舊黃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蓋棺而論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極簡略地鐫著安徽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題寫的「陳獨秀之墓」五個字。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眼瞅著為陳獨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遙了，不知為何卻又杳無音信。陳長璞卻堅信冰雪終將消融。1998年，在李鐵映、曾慶紅的批示下，安慶的「陳獨秀工程」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
在歷代後人的推動下，碑上的銘文從「乾生」到“仲甫”、再到“獨秀”，公理在一年年復甦。
同父異母的兄妹們
陳鶴年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他與三個哥哥延年、喬年、松年是同父異母的兄妹，與姐姐陳子美為高君曼所生。在他10歲的時候，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就離開了父親，來到了南京，從此他們與父親分居了。
陳鶴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學，考入北京大學政法系，在北大讀書期間，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妻子許桂馨則組織婦女為游擊隊做一些後勤工作。但由於其父陳獨秀等複雜原因，陳鶴年不為各方所容，後遠走香港。陳鶴年在香港改稱「陳哲民」，埋頭度日。
反右開始後，陳鶴年的大女兒陳禎祥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最後卻成了右派分子。據說就是因為她的祖父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父陳鶴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境外之嫌。
為了保護好幾個孩子，無奈之下，許桂馨與在香港的丈夫陳鶴年宣佈解除了婚約，以表示她與丈夫劃清了界限。
即便如此，子女們還是未能走出陰影。二女兒陳禎榮在彙報思想時，天真地說了句「對祖父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便被定罪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三女兒年幼無知，到商店買毛主席紀念像章時認為價格太高，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又成了反革命。小兒子禎祺1968年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一去就是13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鶴年的幾個子女都陸續落實了政策。除了陳禎榮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陳鶴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餘生，時年77歲。家人本著他一貫的低調，不予公告。
而陳獨秀的次女子美，早年半工半讀，進入職業學校，先學收發電報技術，後又學婦產科，經歷不詳。
上個世紀，陳子美落難成了牛鬼蛇神，走投無路之下，她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與兒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個醬油桶漂泊10小時到達香港。
在陳子美失蹤後，世人都以為她已自盡，有的陳獨秀傳記中還註明「陳子美死於十年動亂中」。
誰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環球時報》上，竟刊發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對陳子美老人的專訪。
原來，在成功抵達香港後，因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內地，未等見其弟(陳鶴年)，陳子美便又經千辛萬苦亡命美國，直至1989年才成為美國公民。豈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後，卻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被兒子拿走，從此只好靠政府補助金過活，因積欠房租一萬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若不在規定的期限內繳足欠款，88歲的她就只能流落街頭。老人只籌得兩千美元，但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當地報紙披露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後，紐約市政當局已應其本人要求提請法院延期審理此案，並資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國內主持陳獨秀研究會的唐寶林聞此訊後，一邊發動會員捐款，一邊上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籲請緊急救助，後得上級通知：「中華海外聯誼會」已將九千美元匯給了陳子美老人。
話求助。陳子美遂於次日在住處召見記者，發表書面聲明對中國總領事館致謝。
2002年，陳長璞去美國探親時曾見過陳子美，她評價這位姑姑說，「她是個相當獨立、相當堅強的女性，一直能獨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2月25日，陳子美突然發病被送進醫院，此間無任何親人來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時，陳子美客死紐約。她在美國紐約皇后區聖約翰醫院冷清離世，少有人過問，後事拖了一月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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