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外裔人士曾任政協委員？

沙博理

馬海德

愛潑斯坦

李莎

漢斯·米勒

陳必娣

理查德·傅萊

葉華

魏璐詩

2014年10月18日，美國裔全國政協委員沙博理辭世，享年99歲。沙博理是全國政協第六屆至第十二屆委員。他也是我國任期最長、年齡最大的現任外裔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再無「洋委員」

自1978年開始，全國政協吸納了十多位中國國籍的國際友人加入，其中最早一位是馬海德醫生。

沙博理的辭世也意味著，全國政協委員會中再無「洋委員」。

沙博理於1947年來到中國，並投身於中國革命 。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沙博理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之一。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沙博理關注中國改革，積極參政議政。

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周淑真看來，外裔政協委員本身的專業特長，使其能夠成為中外文化、科學、語言等交流的橋樑。

「所以一些外裔政協委員是外界觀察中國的窗口，他們說話的分量也很重。」周淑真表示。

他們被中國官方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國際主義戰士”。不過在建國初期和“文革 ”時期，他們並沒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愛潑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進監獄；李立三的蘇裔夫人李莎和蕭三的德裔夫人葉華也都經歷了長達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紀50年代末，來自奧地利的醫生傅萊為保護三個孩子被迫與夫人協議離婚，他還被康生視為“希特拉派遣的小集團”嫌疑犯……

美律師來華「投身革命」

1915年12月，沙博理生於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畢業。1947年4月，沙博理來到中國，逐漸認識了中國社會並由同情轉而投身中國革命。他曾掩護革命青年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沙博理和妻子鳳子應邀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東側的觀禮台上親歷了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國國籍。他們也是當時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自1983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在連續六屆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積极參与提案和建議工作。

1984年，沙博理獲得了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進行大會發言的機會。發言稿是他和愛潑斯坦、奧地利裔的魏璐詩 、加拿大裔的陳必娣共同起草的。由於沙博理普通話講得最好，因而被推選宣讀這份批評中國編輯的外文圖書期刊在國外銷售不力的發言。沙博理說，「它證明我們國外來的政協委員，也能夠真正參與，而且有用。」

以前幾屆兩會上，因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組討論中時常替陳必娣等委員念發言稿；但到2008年，他連念自己的講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邊的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主動擔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2012年，由於身體原因，沙博理請假缺席政協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出版界別多名委員前往美裔中國籍政協委員沙博理位於什剎海的家中慰問。

在家裏接受媒體採訪時，沙博理依然關注中國的體制改革。他說，體制改革會取得成就，「我希望能在活著的時候看到成果」。

外裔政協委員何時出現？

國際友人進政協，源自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議。馬海德出生於1910年，是阿拉伯裔美國人。

馬海德早年就投身於中國革命 ，在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他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曾任衛生部顧問，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據介紹，直到國際國內形勢劇變，馬海德才於1978年進入第五屆政協，他也是最早成為政協委員的外裔人士。任政協委員後，馬海德曾藉著一次向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彙報的機會，提出：可否讓一些外裔人士加入政協？

隨後，1983年的六屆政協新增了十多名外國血統的委員，馬海德和愛潑斯坦當選了政協常委。而沙博理、漢斯·米勒、陳必娣等都是在那一年成為政協委員。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周淑真對記者介紹，1957年開始，「反右」運動使得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改革開放後，從第五屆政協開始，我國恢復統一戰線的思想和路線，在政協中也得到了具體的體現。也就是那時，一些對我國民主革命及建設時期做出貢獻的外裔人士被推薦進入政協。

哪些外裔人士曾任政協委員？

記者梳理髮現，外裔政協委員大都經歷了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並且在某一領域頗有建樹。

如1937年1月，馬海德醫生就被毛澤東任命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並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李金河對記者介紹，政協委員一方面是政黨政治精英，另外就是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即社會精英。

在他看來 ，外裔人士被推選為政協委員與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不可分割的。

「外裔人士進入政協是一種政治安排。這就是要反映不同的訴求，促進科學執政。」李金河說。

在周淑真教授看來，外裔政協委員本身的專業特長，使其能夠成為中外文化、科學、語言等交流的橋樑。

儘管加入政協時普遍年事已高，這批「洋委員」們依然對參政議政表現出極大熱情。一個例證是：2001年初，剛病癒出院的傅萊堅持參加當年政協會議，因為“要討論‘十五計劃’，很重要”。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對沙博理 2002年提出的一項提案印象深刻。當時，這項提案被媒體稱為「兩會上最極端的意見」。它的標題是：尼古丁是對人民極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種植、生產和銷售捲煙都必須予以禁止。

這項禁煙提案顯得過於超前。黃友義認為，這跟沙博理與國外保持密切聯繫有關。

「洋委員」們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例如馬海德提出加強麻風病防治宣傳，還建議允許麻風病治癒者結婚，李莎則提出改革中國俄語教學現狀，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關部委的回應。

外裔委員去世後是否會增補？

1988年，馬海德的去世意味著外裔政協委員進入了一個告別時代。近日沙博理的離世則意味著我國現任政協委員中再無外裔人士。

周淑真教授分析，很多外裔政協委員都是民主革命時期中過來的。「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之下，一些國際上的青年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很執著。他們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後來就逐漸成為我們的一員。他們首先有了政治認同，再有了身份認同。」

而對於以後我國是否會再出現外裔委員，周淑真教授認為，政協委員要求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影響力；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並做出一定的成就。

她認為，加入中國國籍之後，外裔人士要被推選為政協委員還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和努力。

文圖均據《新京報》歷屆外裔政協委員(部分)

馬海德

馬海德1910年生於美國紐約州。1933年來到中國。曾任衛生部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1988年去世。

愛潑斯坦

1915年生在波蘭，兩歲移居中國，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83年起歷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委。2005年去世。

李莎

原名伊麗莎白·基什金娜，著名俄語教育家。1914年出生於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已故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1983年起，李莎連續四屆任全國政協委員。

漢斯·米勒

內科專家。生於德國。1939年7月來中國。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198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12月去世。

陳必娣

1915年生在加拿大，1936年到中國。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2006年去世。

理查德·傅萊

1920年生於奧地利。1939年1月到中國上海。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11月去世。

葉華

1911年生於德國，1934年在蘇聯與中國著名翻譯家蕭三相遇，次年結婚。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去世。

魏璐詩

1918年生在奧地利，1955年加入中國國籍，著名德語專家。全國政協第六屆、第七屆委員。2006年3月去世。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國政法大學監獄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史志辦原主任徐家俊先生，在查閱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撰寫了此文。本刊現呈給讀者，希望還歷史以真實。

陳璧君與汪精衛

近十多年來，不少報紙、網路刊登過有關「陳璧君終身被囚之謎」一類的文章，其內容不僅與史實不符，而且在客觀上也抬高了漢奸陳璧君的人格地位，在海內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下面筆者根據所掌握的史料，撰寫了解放後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的真實的陳璧君一文，以期還原真相，匡正史實。

筆者自1972年10月起，一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和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工作，並於1990年1月開始，從事上海監獄的編史修志工作，主持《上海監獄志》和5本《上海監獄年鑒》的編撰出版，參與了《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等書籍的編寫，參與了上海監獄陳列館和上海公安博物館的籌建。我全面查閱了陳璧君的改造檔案，看了她在監獄中所寫的全部材料，還訪問了管理過陳璧君的有關幹部，對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的服刑情況比較了解。我還訪問過常到獄中探視陳璧君以及全程處理陳璧君後事的陳之長媳譚文素（陳璧君長子汪文嬰之妻）的弟弟譚文亮先生。為匡正史實，筆者把真實情況概述如下。

陳璧君因犯「通謀敵國、謀圖反抗本國罪」，於1946年4月被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先後關押於蘇州獅子口監獄、蘇州長春巷吳縣看守所、蘇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7月1日移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女監。她因高血壓和心臟病，並發大葉性肺炎，於1959年6月17日晚上9點15分病亡於提籃橋監獄醫院。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關押期間，先後5次在監獄醫院住院治療，累計前後共計1791天。這也就是說，她生命的最後的近10年中，有一半的時間是在監獄醫院裡度過的。當時陳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都在境外，陳璧君兄弟姐妹共11人，陳排行第四，當時在大陸的人員中，有其同父異母比她小11歲的妹妹陳舜貞，其先後住在上海巨鹿路和陝西南路，1958年11月遷南京（1963年病故）。陳璧君的後事是由譚文亮處理的。1959年6月22日，陳的遺體經屍檢，在西寶興路殯儀館火化後，由譚文亮領回骨灰，通過郵局寄往廣東。

1951年10月拍攝的陳璧君（20304系獄中番號）

宋慶齡、何香凝為陳璧君於1949年9月25日找毛澤東和周恩來一事沒有事實根據。查《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和《宋慶齡年譜》均無記載。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出席新政協會議，當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問題協商座談會。宋慶齡在1949年9月21～30日出席了新政協全體會議，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併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慶齡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和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禮堂的集會，紀念蘇聯科學家巴甫洛夫誕辰100周年。另外，各媒體上也沒有1949年9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為陳璧君特赦之事找毛澤東、周恩來的內容，亦無毛澤東、周恩來會見宋慶齡、何香凝的記載。

另外，按照監獄管理制度規定，政府機關來文或親屬來信，首先要經監獄管理人員簽收；經審閱後，再轉交給服刑的犯人。特別是對時任國家重要職務，極有社會影響的宋慶齡、何香凝的來信不可能不做記載。如果有來信，首先要通過監獄管理人員看閱後，再交給犯人。如果中央領導機關或中央領導對陳璧君有什麼具體批示，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都應該有備案。現在上海政法機關保存完好的檔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慶齡、何香凝寫給陳璧君的書信的抄件和任何線索。上海市監獄管理局保存著陳璧君服刑時的各種檔案中也反映不出宋慶齡、何香凝寫信給陳璧君的情況，更沒有要陳璧君發一個認罪聲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關的線索資料。甚至陳璧君獄中所寫的各種自傳和思想彙報中，都沒有提到宋、何向她寫信的任何情況。經核實1949年7月～1959年6月，管理過陳璧君的人員也從未聽到過宋慶齡、何香凝聯名寫信給陳璧君一事。

多年來，上海監獄系統對陳璧君的管理十分重視，提籃橋監獄及其上級部門上海市公安局勞改處常有專報、簡報上報或轉送市公安局領導，並抄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如1956年9月2日，當陳璧君病情稍有惡化，思想有頹唐傾向時，勞改處就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光池、馬敬錚送發簡報；同年9月27日，勞改處又向市公安局領導報告陳璧君的病情。當1959年6月，陳璧君病亡後，上海市公安局黨組還寫報告給上海市委。

解放後，由於種種原因，在押提籃橋監獄服刑的陳璧君等漢奸犯沒有被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他們仍持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的判決書。所以，陳璧君在監獄服刑期間最大的思想問題，是表示不接受國民政府的判決，希望能更換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她多次說過也書面寫過這樣的話：「我申請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我，我願死在人民的判決下，不願偷生在蔣介石所判的無期徒刑中。」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服刑中思想有一個轉變過程，開始她不認罪，存在「成王敗寇」的思想。後來她經過學習和通過多次的生病住院治療，切身感受到革命人道主義的待遇，感到人民政府確實是關心她、挽救她。

陳璧君獄中思想彙報手跡（片段）

在1955年7月書寫的思想彙報中，她這樣寫道：

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監。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氣和的。以為成王敗寇。但每天的解放日報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筆者注）送進來的書，令我心平氣和。知道共產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後來見到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後，我更心悅誠服了。更後來，我摯友龍榆生（江西萬載人，曾是陳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師，中國著名詞學家，解放前曾與陳璧君一起關押在南京。解放後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筆者注）又送來許多進步書來給我學習，且每月寄一封勉勵我努力改造的信來，我更加了解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了……啟發我的第一個思想轉變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龍弟（指龍榆生——筆者注）了。我從書報的學習、吸收、反省和先生們（指監獄管理人員——筆者注）的教育，更從廣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實道理了。關於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豐富，有深奧的、有通俗的，都能適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個自問很努力學習的人，也覺得恍如置身於革命大學，但可惜我的病亦隨著我的年齡增加了。

在她留下的各種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絕認罪，準備一輩子坐牢的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