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研究指揮解放軍反擊國民黨的進攻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曾湧現出無數以善於用兵而名垂青史的傑出人物，但影響最大的、被民間廣泛譽為用兵如神者僅有兩位。一位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一位就是一代偉人毛澤東。
《三國演義》在民間影響非常之大，但它是演義，是小說，而非史書，記載三國時期歷史的真正史書是《三國志》。筆者認為，諸葛亮是被《三國演義》高度神話了的歷史人物，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是當時最傑出的政治家，治理蜀國很有一套，但其並無過人的軍事才能。《三國演義》說諸葛亮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火燒赤壁後料到曹操必從哪條道逃走，死後安排馬岱殺死意欲造反的魏延等等，描繪諸葛亮的神機妙算太過了，魯迅先生「狀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評語，可謂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而毛澤東非凡的軍事才能是被歷史證實了的，是舉世公認的大軍事家。在漫長的戎馬生涯中，毛澤東指揮戰爭勝績多多有如神助，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戰爭奇蹟。許多人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總打勝仗，靠的是其超人的智慧與妙算。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麼神機妙算。那麼，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奧秘究竟是什麼？
如今，由於早已過了保密期，一些塵封的檔案已公之於世，那些隱蔽戰線英雄的歷史功績也終於可以大白於天下了。解密的檔案終於解開了撲朔迷離的歷史之謎：真正幫助毛澤東屢打勝仗的「法寶」是知己知彼的情報工作。
1976年深秋，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當時的中央調查部長羅青長談起了情報工作說：
「《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麼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紅軍之所以敢於在雲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雲、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並且破獲了他們的密碼。”
長征期間曾任紅三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說過：「憑著紅軍指戰員的英勇和出色的偵察工作，才免於全軍覆沒而到達陝北。」在萬里征途中，紅軍時時受敵重兵圍追堵截，卻未中過一次埋伏，在國民黨軍設置的包圍圈中都能準確地找到空隙鑽出，這主要是依靠電台偵察及時掌握了準確的情報。
在萬里長征中，敵軍從未停止圍追堵截，只有數萬人的紅軍時時有被強大的敵人「吃掉」的危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情報工作是生命線，事關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紅軍長征的先頭部隊中，有一批偵察兵，抓舌頭、化裝探路立下了大功，不過這類偵察一般只能了解到普通情報，只具有戰術價值，很難了解到敵軍高層計劃和整體部署。在長征途中不間斷地偵破國民黨的密碼，才是紅軍情報工作的重中之重。破譯密電，可掌握敵軍的動態與行蹤，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當時紅軍儘管各方面條件都很差，但諜報水平並不遜色。長征中的紅軍之所以能在無線電偵察中取得傑出成就，歸功於中共中央對電訊工作的遠見卓識。1929年，周恩來便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並委託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台工作人員。蘇聯的無線電偵破和保密技術，在世界上已處先進之列，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從建立之初，便體現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本國人員艱苦奮鬥相結合的精神。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員，也智取了敵核心部門的一些密碼本，不僅以此譯出許多重要情報，也掌握了其編碼規律。
進入上世紀30年代，中共中央在蘇聯和國內培訓的電訊人員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紅軍中，他們結合學到的技術和獲取的敵情，又結合實踐刻苦鑽研，終於掌握了破譯敵人密電碼的獨特方式。
長征之前，從1931年的第二次反「圍剿」開始，紅軍情報組織便開始截獲破譯國民黨軍的電碼，使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在指揮反第二、第三次「圍剿」時對敵情了如指掌，所以連連挫敗敵人的進剿。不過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各部大都在蘇區周圍相對固定的位置作戰，主要靠有線電話指揮，紅軍便難以全部掌握敵軍的指揮和部署情況。第五次反「圍剿」慘敗後，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紅軍被迫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開始後，敵我雙方的軍隊都在時時運動之中。由於當時國內沒有建立有線電話網，蔣介石對國民黨軍各軍、各師下達命令主要通過無線電報發送。此刻，紅軍的電碼破譯活動達到了最高潮，敵軍的電令大多數都能截獲，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例如紅四方面軍的電台台長宋侃夫，內部外號「本子」，意思是他拿到電台收到的國民黨軍電碼，不用查對密碼本，便能心中有數地把它的內容念出來，基本上不會有差錯。
每破譯敵人一個高密度的密電，中央紅軍的安全就增加一分。在中央紅軍長征時，負責電訊偵察的軍委二局提供的一個個準確情報，幫助中央擺脫了危險。如湘江之戰後國民黨軍在湘西設下口袋陣，一渡赤水後川軍以三十多個團在長河南岸準備攔截，過大渡河前敵軍在大樹堡一帶布有重兵等情報，都使毛澤東等領導人下決心迅速改變前進方向。
長徵結束後，毛澤東高度評價和讚揚曾希聖和他領導的軍委二局說，沒有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像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軍委二局在破譯敵人密電方面幹得非常出色，居功至偉，為保存紅軍實力立下了汗馬功勞。
舉世震驚的遼瀋戰役中，毛澤東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兵不厭詐隱真示假，情報工作再一次發揮了無比重要的作用。
遼瀋戰役是一場「關門打狗」的空前規模的大殲滅戰，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我北滿、東滿數十萬人的大軍南調錦州方向，以形成關閉東北大門之作戰態勢，東北野戰軍司令部通過了匠心獨具的作戰方案：
「我軍以4個師的兵力向南開進，作出佯攻瀋陽之假象，將敵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東線上來，而我攻錦大軍則趁機暗沿四平、鄭家屯、阜新西線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進入錦州地區。佯動過程中可用257號電台編造假情報，隱真示假騙敵上鉤，配合我軍攻錦行動。」“佯攻部隊則要偃旗息鼓、暗度陳倉，不准走漏任何消息。”就在電波的往來周旋之中、在國軍的分析辨別之中，人民解放軍已悄然如期完成了幾十萬大軍人員、糧秣、彈藥等軍運任務。
遼瀋戰役全面打響後，解放軍巨炮裂空，重兵卷地，取錦州，克長春，勢不可擋。當戰役發展到殲滅敵廖耀湘兵團防止其與葫蘆島之敵南北會合時，野司適時指示257號電台向敵發出「共軍有兩個縱隊向山海關開去」的假情報。電報發出後，廖耀湘兵團南逃恰與我遼南地區的獨立第2師迎頭相遇。廖耀湘誤認為與我主力部隊遭遇，匆忙轉向營口逃竄。257號電台又迅速發出假情報：“共軍有大量輕騎兵向營口開進。”目的是加重廖耀湘的顧慮，阻止敵人從海上逃跑。這些電報造成了國民黨高級指揮官決策上的顧慮，有效地牽制其軍隊，使人民解放軍能夠全殲東北之敵、取得遼瀋戰役的偉大勝利。
（本文摘自《魅力毛澤東》 劉繼興 編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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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
馬海德
愛潑斯坦
李莎
漢斯·米勒
陳必娣
理查德·傅萊
葉華
魏璐詩
2014年10月18日，美國裔全國政協委員沙博理辭世，享年99歲。沙博理是全國政協第六屆至第十二屆委員。他也是我國任期最長、年齡最大的現任外裔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再無「洋委員」
自1978年開始，全國政協吸納了十多位中國國籍的國際友人加入，其中最早一位是馬海德醫生。
沙博理的辭世也意味著，全國政協委員會中再無「洋委員」。
沙博理於1947年來到中國，並投身於中國革命 。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沙博理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之一。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沙博理關注中國改革，積極參政議政。
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周淑真看來，外裔政協委員本身的專業特長，使其能夠成為中外文化、科學、語言等交流的橋樑。
「所以一些外裔政協委員是外界觀察中國的窗口，他們說話的分量也很重。」周淑真表示。
他們被中國官方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國際主義戰士”。不過在建國初期和“文革 ”時期，他們並沒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愛潑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進監獄；李立三的蘇裔夫人李莎和蕭三的德裔夫人葉華也都經歷了長達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紀50年代末，來自奧地利的醫生傅萊為保護三個孩子被迫與夫人協議離婚，他還被康生視為“希特拉派遣的小集團”嫌疑犯……
美律師來華「投身革命」
1915年12月，沙博理生於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畢業。1947年4月，沙博理來到中國，逐漸認識了中國社會並由同情轉而投身中國革命。他曾掩護革命青年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沙博理和妻子鳳子應邀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東側的觀禮台上親歷了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國國籍。他們也是當時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自1983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在連續六屆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積极參与提案和建議工作。
1984年，沙博理獲得了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進行大會發言的機會。發言稿是他和愛潑斯坦、奧地利裔的魏璐詩 、加拿大裔的陳必娣共同起草的。由於沙博理普通話講得最好，因而被推選宣讀這份批評中國編輯的外文圖書期刊在國外銷售不力的發言。沙博理說，「它證明我們國外來的政協委員，也能夠真正參與，而且有用。」
以前幾屆兩會上，因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組討論中時常替陳必娣等委員念發言稿；但到2008年，他連念自己的講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邊的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主動擔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2012年，由於身體原因，沙博理請假缺席政協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出版界別多名委員前往美裔中國籍政協委員沙博理位於什剎海的家中慰問。
在家裏接受媒體採訪時，沙博理依然關注中國的體制改革。他說，體制改革會取得成就，「我希望能在活著的時候看到成果」。
外裔政協委員何時出現？
國際友人進政協，源自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議。馬海德出生於1910年，是阿拉伯裔美國人。
馬海德早年就投身於中國革命 ，在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他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曾任衛生部顧問，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據介紹，直到國際國內形勢劇變，馬海德才於1978年進入第五屆政協，他也是最早成為政協委員的外裔人士。任政協委員後，馬海德曾藉著一次向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彙報的機會，提出：可否讓一些外裔人士加入政協？
隨後，1983年的六屆政協新增了十多名外國血統的委員，馬海德和愛潑斯坦當選了政協常委。而沙博理、漢斯·米勒、陳必娣等都是在那一年成為政協委員。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周淑真對記者介紹，1957年開始，「反右」運動使得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改革開放後，從第五屆政協開始，我國恢復統一戰線的思想和路線，在政協中也得到了具體的體現。也就是那時，一些對我國民主革命及建設時期做出貢獻的外裔人士被推薦進入政協。
哪些外裔人士曾任政協委員？
記者梳理髮現，外裔政協委員大都經歷了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並且在某一領域頗有建樹。
如1937年1月，馬海德醫生就被毛澤東任命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並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李金河對記者介紹，政協委員一方面是政黨政治精英，另外就是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即社會精英。
在他看來 ，外裔人士被推選為政協委員與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不可分割的。
「外裔人士進入政協是一種政治安排。這就是要反映不同的訴求，促進科學執政。」李金河說。
在周淑真教授看來，外裔政協委員本身的專業特長，使其能夠成為中外文化、科學、語言等交流的橋樑。
儘管加入政協時普遍年事已高，這批「洋委員」們依然對參政議政表現出極大熱情。一個例證是：2001年初，剛病癒出院的傅萊堅持參加當年政協會議，因為“要討論‘十五計劃’，很重要”。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對沙博理 2002年提出的一項提案印象深刻。當時，這項提案被媒體稱為「兩會上最極端的意見」。它的標題是：尼古丁是對人民極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種植、生產和銷售捲煙都必須予以禁止。
這項禁煙提案顯得過於超前。黃友義認為，這跟沙博理與國外保持密切聯繫有關。
「洋委員」們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例如馬海德提出加強麻風病防治宣傳，還建議允許麻風病治癒者結婚，李莎則提出改革中國俄語教學現狀，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關部委的回應。
外裔委員去世後是否會增補？
1988年，馬海德的去世意味著外裔政協委員進入了一個告別時代。近日沙博理的離世則意味著我國現任政協委員中再無外裔人士。
周淑真教授分析，很多外裔政協委員都是民主革命時期中過來的。「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之下，一些國際上的青年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很執著。他們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後來就逐漸成為我們的一員。他們首先有了政治認同，再有了身份認同。」
而對於以後我國是否會再出現外裔委員，周淑真教授認為，政協委員要求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影響力；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並做出一定的成就。
她認為，加入中國國籍之後，外裔人士要被推選為政協委員還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和努力。
文圖均據《新京報》歷屆外裔政協委員(部分)
馬海德
馬海德1910年生於美國紐約州。1933年來到中國。曾任衛生部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1988年去世。
愛潑斯坦
1915年生在波蘭，兩歲移居中國，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83年起歷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委。2005年去世。
李莎
原名伊麗莎白·基什金娜，著名俄語教育家。1914年出生於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已故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1983年起，李莎連續四屆任全國政協委員。
漢斯·米勒
內科專家。生於德國。1939年7月來中國。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198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12月去世。
陳必娣
1915年生在加拿大，1936年到中國。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2006年去世。
理查德·傅萊
1920年生於奧地利。1939年1月到中國上海。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11月去世。
葉華
1911年生於德國，1934年在蘇聯與中國著名翻譯家蕭三相遇，次年結婚。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去世。
魏璐詩
1918年生在奧地利，1955年加入中國國籍，著名德語專家。全國政協第六屆、第七屆委員。2006年3月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