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曆數江青罪狀：「貶低主席，內容下流」

周恩來、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資料圖）

視台的《口述歷史》節目中作了一場關於「《紅都女皇》事件」的採訪談話。

由於張穎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如戰爭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國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時，她一曾任外交部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她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晉的夫人，並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隨同章文晉赴美履新)，遂能夠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歷史疑案，例如當年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

據張穎在兩本書中敘述，她記憶中的「《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跟一些相關的傳聞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她的這些回憶，可以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相關的歷史疑惑。

《紅都女皇》一書與維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

傳聞中的「《紅都女皇》事件」，起始於1972年8月。當時有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中有一位在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維特克，要求在中國會見江青。江青聞訊後很感興趣，隨即會見了她，並在會見中希望維特克夫人能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書，以便把自己介紹給美國人民，維特克夫人欣然應允。此後，江青還帶著許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後來又到廣州，與維特克夫人多次長談，談話的時間累計長達60多個小時。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並沒有立即動筆寫書。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於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這本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說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

據筆者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個叫范思的人翻譯過來，並由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另據看到過此書的人說，此書的書名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書中的標題和內容則是：江青「早期生活的開始」、“從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國藝壇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塵埃落定之後，如今人們已對過往的歷史煙雲失去了好奇心，、何況有關江青的書籍也早已數不勝數，已經不能再吊起讀者的胃口，所以，這本《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許多。

1975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被提起，並且越鬧越離奇。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於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由於維特克夫人的漢語聽寫水平不高，當時江青的講話主要靠王海容和唐聞生來翻譯，並且只能揀重要的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用英文記錄下來的則只是一個大概。談話結束之後，維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讓有關人員按全部錄音整理出來一份全稿，並譯成英文，交給她。江青爽快地答應了。

結束了在廣州的談話返回北京之後，當時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全體人員分工整理了幾個月，終於完成了中文整理稿，並列印了10份。隨後不知什麼原因，上級突然決定不再將之譯成英文，並將10份中文列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是否有不妥的內容，抑或是否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呢

在「文革」後期，有一特殊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政治謠言」往往不脛而走。具體到「《紅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來表示對江青等人的不滿，並由此揣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內部分歧與鬥爭，以至於有追查「政治謠言」的舉動。至於說當時有人據此指責江青與“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之嫌”的維特克夫人合作，讓這本書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黨和國家大量機密”，如今看來，卻並非事實，真的不過是謠言而已。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要說有不妥的內容可以，但說她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則言過其實。其實，當初一些參加談話的中方接待人員(如張穎等)，之所以很快就對江青談話的內容表示出驚訝和不滿，甚至馬上反映給周恩來，主要是因為江青在談話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婚姻和家庭，這些也可以稱為是領袖的私隱。張穎回憶，那時她「深感驚訝，本能地感到不妥」，“至於對其他內容並沒有在意，更沒有什麼覺察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一說”。

「文革」結束後，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曆數江青的罪狀，也提到了她與維特克夫人的講話，說江青“貶低主席，內容下流”。看來，問題就出在這裏。

為了挽回影響，當時有關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記錄稿。華國鋒在那次講話中回憶說：記錄稿，「‘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了。張穎則回憶說：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雖然很不得體，影響很壞，不過，因為記錄稿沒有流傳出去，並未立即產生風波。只是後來《紅都女皇》的出版，這才成為導火線，講話和書被聯繫起來，以至讓毛澤東震怒」，等等。此後，“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這就是「《紅都女皇》事件」發生後，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當時中央處理這一事件的過程，至於更加具體的所謂“內部處理”的內容，我們現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於江青談話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機密的內容，大概就是江青還講了賀子珍的一些話，如說毛澤東同她的分離是「她要求離婚的」，“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賀“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等等。關於她自己，江青也說了一些自己從前的緋聞。此外，就是說了關於批判《武訓傳》，乃至閑話《紅樓夢》等。上述內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不妥的，至於是否構成了機密，恐怕還談不到。

後來在追查謠言中，曾問那位香港女作家寫《紅都女皇》的資料是從何而來。從張穎提供的情況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員泄露的可能性。現在有人聯想：這或許是當時江青的對手所為，即他們藉此向江青發難，以及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的囂張氣焰。

那麼，對手會是誰呢？有人認為是周恩來，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軍人派”。如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後還咒罵江青是“大流氓”。或許因此會有人向香港有關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講話的內容，並指使人寫下這本《紅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後，在吳法憲的交代材料中記錄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談話，那是江青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釣魚台江青住處的一次談話。當時江青從自己的出身談起，說自己從延安時代就一直是毛澤東的革命助手，並且“肆無忌憚披露了毛澤東延安時期和解放後婚姻家庭方面的私隱”。其中的細節，大大超過了後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容。

當然，以上皆是揣測，或許也不妨被認為是當年追查「政治謠言」的一個背景說明，至於它與歷史事實相去的遠近，則非筆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論。

說到當年相關的追查謠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從1972年開始重新印刷和發行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一時在社會上掀起了熱讀「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時，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講話等也在廣泛流傳。據張穎回憶：到1974年，因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中提到過《紅樓夢》的內容，於是，被人從秘檔中抄寫了出來(後來還被人印成油印稿擴散)。恰好這時正是「《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江青得知後，立刻要人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怕將兩碼事搞混了，授人以柄。於是，遂有在社會上追查的舉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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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資料圖）

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張春橋，88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後十九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此前，張春橋曾經「死」過幾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聞》宣稱，「據說張春橋死了」。

過了十年，一位當年參加過審判張春橋的人士稱，「張春橋於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終年七十七歲」。這消息曾經廣為傳播，以至某些介紹張春橋的條目寫成“張春橋（1917~1994）”。作為《張春橋傳》的作者，我不斷接到方方面面的媒體的詢問：“張春橋死了嗎？”我的答覆一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公安部獲悉，張春橋仍健在。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麼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後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鬱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雲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

靠著柯慶施的提拔，張春橋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為了抓「樣板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協助，於是江青與張春橋開始共同工作。

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要在上海尋找「筆杆子」，張春橋推薦了姚文元，於是江、張、姚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江、張、姚都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為副組長，姚文元為組員。

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的看家本事是揣測毛澤東的思想動向。自從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之後，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知毛澤東在思考什麼。1965年9月15日張春橋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正是張春橋得知毛澤東幾度在會議中談及這一話題而寫成，當然深得毛澤東的欣賞，囑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從此張春橋引起毛澤東注意。張春橋曾說，他一生的最大願望是寫一本《毛澤東傳》，足以看出他對於毛澤東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慶施，接著依靠第一夫人，最後博得毛澤東的信任，張春橋終於在中國政壇顯山露水。

張春橋去世之際，我應香港《鳳凰周刊》之約，發表了《「四人幫」的靈魂張春橋》一文，內中寫及：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覆吟誦《紅樓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樣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後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採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並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後，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後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佈，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後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後，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張春橋走了。「四人幫」這四顆災星，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張春橋之死，在中國大陸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這一消息，只是說：“哦，張春橋死了！”年輕人則不知道張春橋是誰，他們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幫」是哪四個人。

對於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杆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