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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何評點黨內重要領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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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何評點黨內重要領導幹部?

2019年02月15日 17:23 最後更新:17:40

1945年和毛澤東在延安(資料圖)

早期著名的共產黨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點鮮明,有的還因此獲得一些外號或雅號。

例如,毛澤東年輕時的外號叫「毛奇」,因他主張「丈夫要為天下奇,讀奇書,交奇友,做奇事,做一個奇男子」。周恩來有「周公」之稱,緣於文化界和黨外人士,有時連毛澤東也這樣稱呼。以「公」相稱,顯尊敬之意,也是周恩來有凝聚力的表現。朱德則是眾所周知的「紅軍之父」,這大概是外國人的說法,在黨內多稱「朱老總」,推其德高望重。任弼時的外號是「駱駝」,葉劍英在一篇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他是我們黨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葉劍英則被人呼為「參座」,因他長期在軍隊總參謀部工作,是難得的參謀人才。劉伯承有「當代劉伯溫」或「軍神」之謂,畢現其軍事家風采。徐海東有「徐老虎」或「中國的夏伯陽」之稱,喻其作戰之勇敢。劉亞樓被說成是「雷公爺」,因其英俊瀟洒,性烈如火。譚震林一直被稱為「老闆」,因他在蘇南開闢抗日根據地時,經常穿長衫西褲,化裝成綢布店老闆穿越日偽封鎖線。潘漢年被稱為「小開」,因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總是風度翩翩,如同小老闆,上海人把老闆的公子稱為「小開」。舒同在長征途中書寫標語出名,獲「馬背書法家」稱號。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處理不少文稿,被稱為「黨內一枝筆」。

以上這些稱謂,緣起不一,或反映才能,或刻畫出性格,或標示志向,或彰顯業績,或透露作風,由此使他們成為黨史上個性鮮明的「這一個」。

作為這個精英群體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對他們大都有過詳略不一的評點,有時候,毛澤東還把自己擺進去,認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領導人。例如,1949年12月第一次訪蘇時,他曾對蘇聯方面的人說,自己談判不如周恩來,搞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要等周恩來來了以後再具體談。1957年11月第二次訪蘇時,毛澤東又對赫魯曉夫說:我們有很多同志,可以擔當領導責任。第一是劉少奇,這個人原則性很強,在我們黨內很有威信;朱老總年紀大了,但威望很高;鄧小平、周恩來都比我強,什麼矛盾都能解決,有缺點勇於當眾作自我批評。這些,雖然是在外交場合出於某種需要講的,卻也反映出毛澤東平時對黨內其他領導人的特點察識於胸。

更詳細的情況,還可羅列一些。

關於周恩來。毛澤東1949年12月2日給柳亞子的信中曾說:「周公確有吐哺之勞。」我們知道,曹操有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名句,毛澤東藉此點明周恩來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談到新中國政府未來組成時,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澤東獨獨談到:周恩來一定會參加政府工作,其性質相當於內閣總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來身患絕症,在籌備四屆人大時,毛澤東仍然認為,周恩來是總理角色的不二人選,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

關於劉少奇。毛澤東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少奇在領導群眾鬥爭和處理黨內關係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他系統地指出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1963年起草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時,原稿講,從30至40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毛澤東審閱時特意改為“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樣的評價,在黨內是絕無僅有的。

關於朱德。毛澤東對他最精當的評價是在延安說的兩句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慶祝朱德60大壽時,毛澤東親筆題寫了“人民的光榮”。1973年開軍委擴大會議時,毛澤東依然堅稱:“我是朱身上的毛,朱不能沒有毛,毛不能沒有朱。”他還針對“文革”中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的誣陷之詞,稱之為“紅司令”。

關於鄧小平。毛澤東1956年推薦他當中共中央總書記時的評價是人們熟知的。毛澤東說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在“文革”中,他還講鄧小平是“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又當面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關於陳雲。毛澤東1950年4月談到陳雲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主持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的工作時,曾在一張紙上寫下一個「能」字。這是借諸葛亮《前出師表》里敘述劉備評價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毛澤東後來還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功不下於淮海戰役。在1956年推薦陳云為中央副主席時,毛澤東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到陳云: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堅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這個同志還是經驗比較多一點。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裏。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談話時,談到“大躍進”的失誤,毛澤東又講: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

關於瞿秋白和張聞天。他們兩人在非常時期都擔任過中共中央的總負責人。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和蕭三談到黨的文化工作時,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說:如果秋白同志還活著,就好了。他懂得文藝,文化素養高,讓他來管文藝,再好不過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時,毛澤東欣然為該書題詞,說瞿秋白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 “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這段話點出瞿秋白三個特點:文化素養、不屈意志、善於思考。關於張聞天,毛澤東1943年稱道他“不爭權”,還說:“洛甫這個人很講民主,延安整風以前,他是中央總負責人,我封他一個雅號,叫‘開明君主’。”從這個角度評價張聞天,毛澤東是有切身體會的。正是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期間,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領導地位。

關於新中國的元帥。毛澤東也各有評點。他1935年寫給彭德懷詩中的名句:「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是大家熟悉的。後來,毛澤東還說過彭德懷是“猛張飛”,但也是“粗中有細”。1929年,上海中央曾要求朱德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毛澤東指名的接替人選是劉伯承和惲代英,可見對劉的軍事才幹的看重。聶榮臻在抗戰初期率部到五台山一帶開闢出一大塊根據地,毛澤東1938年在一次演講中說:大鬧五台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以後,又稱讚聶榮臻是“厚道人”。1963年羅榮桓逝世當天,毛澤東評價說:“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後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在《吊羅榮桓同志》一詩中寫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表達了對他的倚重和痛惜之情。1966年9月,賀龍受到衝擊時,毛澤東對他講:“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徐向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毛澤東對人說,徐向前是有功勞的,後又當面對徐說:你是好人啊!1972年陳毅逝世時,毛澤東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貢獻,是立了大功勞的。對葉劍英,毛澤東借用明代李贄的自題聯語“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來評價,亦為眾所周知。

毛澤東的上述評點,起因不一,背景相異,重點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這些領導同志給人印象深刻的特點和貢獻。雖無「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卻也諳察於胸。當然,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時候,對一些領導幹部的評價發生了變化,把工作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看成是路線鬥爭。對此,鄧小平1980年談到毛澤東晚年對待一些幹部的情況時說:“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越整越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總之,“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這些話,見諸《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資料圖)

視台的《口述歷史》節目中作了一場關於「《紅都女皇》事件」的採訪談話。

由於張穎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如戰爭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國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時,她一曾任外交部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她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晉的夫人,並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隨同章文晉赴美履新),遂能夠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歷史疑案,例如當年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

據張穎在兩本書中敘述,她記憶中的「《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跟一些相關的傳聞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她的這些回憶,可以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相關的歷史疑惑。

《紅都女皇》一書與維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

傳聞中的「《紅都女皇》事件」,起始於1972年8月。當時有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中有一位在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維特克,要求在中國會見江青。江青聞訊後很感興趣,隨即會見了她,並在會見中希望維特克夫人能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書,以便把自己介紹給美國人民,維特克夫人欣然應允。此後,江青還帶著許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後來又到廣州,與維特克夫人多次長談,談話的時間累計長達60多個小時。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並沒有立即動筆寫書。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於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這本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說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

據筆者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個叫范思的人翻譯過來,並由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另據看到過此書的人說,此書的書名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書中的標題和內容則是:江青「早期生活的開始」、“從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國藝壇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塵埃落定之後,如今人們已對過往的歷史煙雲失去了好奇心,、何況有關江青的書籍也早已數不勝數,已經不能再吊起讀者的胃口,所以,這本《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許多。

1975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被提起,並且越鬧越離奇。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於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由於維特克夫人的漢語聽寫水平不高,當時江青的講話主要靠王海容和唐聞生來翻譯,並且只能揀重要的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用英文記錄下來的則只是一個大概。談話結束之後,維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讓有關人員按全部錄音整理出來一份全稿,並譯成英文,交給她。江青爽快地答應了。

結束了在廣州的談話返回北京之後,當時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全體人員分工整理了幾個月,終於完成了中文整理稿,並列印了10份。隨後不知什麼原因,上級突然決定不再將之譯成英文,並將10份中文列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是否有不妥的內容,抑或是否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呢

在「文革」後期,有一特殊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政治謠言」往往不脛而走。具體到「《紅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來表示對江青等人的不滿,並由此揣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內部分歧與鬥爭,以至於有追查「政治謠言」的舉動。至於說當時有人據此指責江青與“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之嫌”的維特克夫人合作,讓這本書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黨和國家大量機密”,如今看來,卻並非事實,真的不過是謠言而已。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要說有不妥的內容可以,但說她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則言過其實。其實,當初一些參加談話的中方接待人員(如張穎等),之所以很快就對江青談話的內容表示出驚訝和不滿,甚至馬上反映給周恩來,主要是因為江青在談話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婚姻和家庭,這些也可以稱為是領袖的私隱。張穎回憶,那時她「深感驚訝,本能地感到不妥」,“至於對其他內容並沒有在意,更沒有什麼覺察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一說”。

「文革」結束後,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曆數江青的罪狀,也提到了她與維特克夫人的講話,說江青“貶低主席,內容下流”。看來,問題就出在這裏。

為了挽回影響,當時有關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記錄稿。華國鋒在那次講話中回憶說:記錄稿,「‘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了。張穎則回憶說: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雖然很不得體,影響很壞,不過,因為記錄稿沒有流傳出去,並未立即產生風波。只是後來《紅都女皇》的出版,這才成為導火線,講話和書被聯繫起來,以至讓毛澤東震怒」,等等。此後,“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這就是「《紅都女皇》事件」發生後,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當時中央處理這一事件的過程,至於更加具體的所謂“內部處理”的內容,我們現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於江青談話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機密的內容,大概就是江青還講了賀子珍的一些話,如說毛澤東同她的分離是「她要求離婚的」,“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賀“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等等。關於她自己,江青也說了一些自己從前的緋聞。此外,就是說了關於批判《武訓傳》,乃至閑話《紅樓夢》等。上述內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不妥的,至於是否構成了機密,恐怕還談不到。

後來在追查謠言中,曾問那位香港女作家寫《紅都女皇》的資料是從何而來。從張穎提供的情況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員泄露的可能性。現在有人聯想:這或許是當時江青的對手所為,即他們藉此向江青發難,以及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的囂張氣焰。

那麼,對手會是誰呢?有人認為是周恩來,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軍人派”。如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後還咒罵江青是“大流氓”。或許因此會有人向香港有關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講話的內容,並指使人寫下這本《紅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後,在吳法憲的交代材料中記錄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談話,那是江青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釣魚台江青住處的一次談話。當時江青從自己的出身談起,說自己從延安時代就一直是毛澤東的革命助手,並且“肆無忌憚披露了毛澤東延安時期和解放後婚姻家庭方面的私隱”。其中的細節,大大超過了後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容。

當然,以上皆是揣測,或許也不妨被認為是當年追查「政治謠言」的一個背景說明,至於它與歷史事實相去的遠近,則非筆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論。

說到當年相關的追查謠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從1972年開始重新印刷和發行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一時在社會上掀起了熱讀「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時,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講話等也在廣泛流傳。據張穎回憶:到1974年,因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中提到過《紅樓夢》的內容,於是,被人從秘檔中抄寫了出來(後來還被人印成油印稿擴散)。恰好這時正是「《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江青得知後,立刻要人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怕將兩碼事搞混了,授人以柄。於是,遂有在社會上追查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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