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毛澤東（資料圖）
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基辛格走後，發生了一個所謂「批周」會議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澤東指示，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集團乘機對周、葉進行大肆攻擊。周恩來被迫進行了違心的、甚至是過分的檢查。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批評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了空缺。除了年齡稍大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周恩來都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班人選。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把周當作接班人考慮。其原因，是他認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是表現得“右”。毛澤東擔憂的是，他死後周恩來會否定他的“文革”路線。因此，1973年，毛澤東提出了實際是針對周恩來的一系列批評。
6月25日，周恩來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指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按照周恩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蘇聯東歐司蘇聯處幾人討論，副處長張再執筆，寫成了一篇文章《對尼克遜——勃烈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簽定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
7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說是「放屁一通」。
20世紀70年代，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幾乎相等，出現了一種相持狀態，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是兩國更加尖銳的鬥爭。20世紀後期以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美蘇之間的聯合主宰是暫時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直至蘇聯瓦解。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了更高人一籌的戰略眼光。
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情況後，7月3日，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及美大組負責人寫信，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誠懇地承擔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
7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張春橋及兩個女翻譯王海容、唐聞生進行了一次談話，仍然針對周恩來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評說：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都說此文（指外交部《新情況》簡報）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不要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批周」會議風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開始了他的第六次訪華。基辛格走後的第二天，翻譯王海容、唐聞生拿著周、基最後一次會談的記錄稿，將劃有杠杠之處念出來，問周恩來：「您是這樣講的嗎？」周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
王、唐從張玉鳳那裏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沒有見毛澤東也沒有來電話。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什麼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
11月17日，聽了兩位女翻譯彙報，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的談判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雷霆震怒」。當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首先發難，斥責周恩來迴避實質，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拍案而起與之爭辯：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江青冷笑說：走著瞧！會後，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開會批評周恩來和以前與美國國防部長會談的葉劍英的錯誤。會議中，江青和張春橋等人肆無忌憚地批判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給美國人下跪”。範圍已經擴大到從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以來的所有外交活動，繼而上升到權力之爭。江青說，這是繼林彪事件之後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錯誤路線的頭子”。與會者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對周恩來進行了批評。周恩來本人進行了過分的自我檢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淚。
12月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後，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來和翻譯王、唐談話，指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他還說：不能搞紅衛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那一套，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幾個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於人世的了。毛澤東還握著周的手，指著女翻譯說：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於是，「批周」會議宣告結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來負責。
但是，毛澤東既然肯定了「批周」會議，周恩來面臨的態勢就不可能馬上得到改變。12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彙報根據毛澤東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批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提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對周恩來的“批評”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他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裏來。”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接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後，對陪同接見的周恩來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毛澤東笑著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這年夏天，毛澤東會見外賓，因為沙發不夠，周恩來便坐到椅子上，把沙發讓給女翻譯。毛看到了，對外賓說：總理可憐哪，被這些娘們整得這個樣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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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和毛澤東在延安（資料圖）
早期著名的共產黨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點鮮明，有的還因此獲得一些外號或雅號。
例如，毛澤東年輕時的外號叫「毛奇」，因他主張「丈夫要為天下奇，讀奇書，交奇友，做奇事，做一個奇男子」。周恩來有「周公」之稱，緣於文化界和黨外人士，有時連毛澤東也這樣稱呼。以「公」相稱，顯尊敬之意，也是周恩來有凝聚力的表現。朱德則是眾所周知的「紅軍之父」，這大概是外國人的說法，在黨內多稱「朱老總」，推其德高望重。任弼時的外號是「駱駝」，葉劍英在一篇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他是我們黨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葉劍英則被人呼為「參座」，因他長期在軍隊總參謀部工作，是難得的參謀人才。劉伯承有「當代劉伯溫」或「軍神」之謂，畢現其軍事家風采。徐海東有「徐老虎」或「中國的夏伯陽」之稱，喻其作戰之勇敢。劉亞樓被說成是「雷公爺」，因其英俊瀟洒，性烈如火。譚震林一直被稱為「老闆」，因他在蘇南開闢抗日根據地時，經常穿長衫西褲，化裝成綢布店老闆穿越日偽封鎖線。潘漢年被稱為「小開」，因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總是風度翩翩，如同小老闆，上海人把老闆的公子稱為「小開」。舒同在長征途中書寫標語出名,獲「馬背書法家」稱號。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處理不少文稿，被稱為「黨內一枝筆」。
以上這些稱謂，緣起不一，或反映才能，或刻畫出性格，或標示志向，或彰顯業績，或透露作風，由此使他們成為黨史上個性鮮明的「這一個」。
作為這個精英群體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對他們大都有過詳略不一的評點，有時候，毛澤東還把自己擺進去，認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領導人。例如，1949年12月第一次訪蘇時，他曾對蘇聯方面的人說，自己談判不如周恩來，搞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要等周恩來來了以後再具體談。1957年11月第二次訪蘇時，毛澤東又對赫魯曉夫說：我們有很多同志，可以擔當領導責任。第一是劉少奇，這個人原則性很強，在我們黨內很有威信；朱老總年紀大了，但威望很高；鄧小平、周恩來都比我強，什麼矛盾都能解決，有缺點勇於當眾作自我批評。這些，雖然是在外交場合出於某種需要講的，卻也反映出毛澤東平時對黨內其他領導人的特點察識於胸。
更詳細的情況，還可羅列一些。
關於周恩來。毛澤東1949年12月2日給柳亞子的信中曾說：「周公確有吐哺之勞。」我們知道，曹操有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名句，毛澤東藉此點明周恩來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談到新中國政府未來組成時，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澤東獨獨談到：周恩來一定會參加政府工作，其性質相當於內閣總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來身患絕症，在籌備四屆人大時，毛澤東仍然認為，周恩來是總理角色的不二人選，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
關於劉少奇。毛澤東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少奇在領導群眾鬥爭和處理黨內關係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他系統地指出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1963年起草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時，原稿講，從30至40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毛澤東審閱時特意改為“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樣的評價，在黨內是絕無僅有的。
關於朱德。毛澤東對他最精當的評價是在延安說的兩句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慶祝朱德60大壽時，毛澤東親筆題寫了“人民的光榮”。1973年開軍委擴大會議時，毛澤東依然堅稱：“我是朱身上的毛，朱不能沒有毛，毛不能沒有朱。”他還針對“文革”中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的誣陷之詞，稱之為“紅司令”。
關於鄧小平。毛澤東1956年推薦他當中共中央總書記時的評價是人們熟知的。毛澤東說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在“文革”中，他還講鄧小平是“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又當面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關於陳雲。毛澤東1950年4月談到陳雲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主持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的工作時，曾在一張紙上寫下一個「能」字。這是借諸葛亮《前出師表》里敘述劉備評價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毛澤東後來還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功不下於淮海戰役。在1956年推薦陳云為中央副主席時，毛澤東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到陳云：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堅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這個同志還是經驗比較多一點。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裏。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談話時，談到“大躍進”的失誤，毛澤東又講：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
關於瞿秋白和張聞天。他們兩人在非常時期都擔任過中共中央的總負責人。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和蕭三談到黨的文化工作時，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說：如果秋白同志還活著，就好了。他懂得文藝，文化素養高，讓他來管文藝，再好不過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時，毛澤東欣然為該書題詞，說瞿秋白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 “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這段話點出瞿秋白三個特點：文化素養、不屈意志、善於思考。關於張聞天，毛澤東1943年稱道他“不爭權”，還說：“洛甫這個人很講民主，延安整風以前，他是中央總負責人，我封他一個雅號，叫‘開明君主’。”從這個角度評價張聞天，毛澤東是有切身體會的。正是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期間，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領導地位。
關於新中國的元帥。毛澤東也各有評點。他1935年寫給彭德懷詩中的名句：「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是大家熟悉的。後來，毛澤東還說過彭德懷是“猛張飛”，但也是“粗中有細”。1929年，上海中央曾要求朱德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毛澤東指名的接替人選是劉伯承和惲代英，可見對劉的軍事才幹的看重。聶榮臻在抗戰初期率部到五台山一帶開闢出一大塊根據地，毛澤東1938年在一次演講中說：大鬧五台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以後，又稱讚聶榮臻是“厚道人”。1963年羅榮桓逝世當天，毛澤東評價說：“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後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在《吊羅榮桓同志》一詩中寫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表達了對他的倚重和痛惜之情。1966年9月，賀龍受到衝擊時，毛澤東對他講：“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徐向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毛澤東對人說，徐向前是有功勞的，後又當面對徐說：你是好人啊！1972年陳毅逝世時，毛澤東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貢獻，是立了大功勞的。對葉劍英，毛澤東借用明代李贄的自題聯語“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來評價，亦為眾所周知。
毛澤東的上述評點，起因不一，背景相異，重點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這些領導同志給人印象深刻的特點和貢獻。雖無「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卻也諳察於胸。當然，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時候，對一些領導幹部的評價發生了變化，把工作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看成是路線鬥爭。對此，鄧小平1980年談到毛澤東晚年對待一些幹部的情況時說：“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越整越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總之，“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這些話，見諸《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