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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中共高層曾連降6級 毛澤東稱「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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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中共高層曾連降6級 毛澤東稱「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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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中共高層曾連降6級 毛澤東稱「太不公平」

2019年02月18日 17:32 最後更新:17:40

李先念在延安(資料圖)

一、毛澤東緊握李先念的手笑稱:果真英雄出少年

令紅四方面軍由川陝革命根據地向西出擊,以策應和配合中央紅軍作戰。3月,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轉而進軍川西北。

報:

一、我們已派一小隊向西南進佔懋功與你們取聯繫。你之先頭部隊確取聯繫後,請即飛示以後行動總方針。我方情況請問我先遣之指揮員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帶情況有利於我們消滅敵人作戰鞏固之後方根據地……。

國燾、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來電如一陣春風,迅即傳遍中央紅軍各部,一片歡呼。

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隊目前應如何配合兄方行動,請直接示之。

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築的天主教堂內,會見了在那裏迎接他們的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

毛澤東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緊緊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連聲說道:「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顯得十分激動。

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對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表示親切的慰問,同時充分肯定四方面軍的成績。他說,過去兩支紅軍獨立作戰,力量分散,現在好了,兩支力量合在一起,我們的力量就更大了。

隨後,毛澤東打開桌上的軍用地圖,邊看邊問,岷(江)嘉(陵江)地區的氣候怎樣?地理條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狀況?毛澤東以十分親切的目光望著李先念,期待著回答。

李先念如數家珍:岷、嘉兩江之間地區,山間平壩子多,物產豐富,人煙稠密,居民以漢族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隊的給養與兵源估計都不成問題。從戰略地位上看,東連川陝老根據地,北靠陝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進可退,迴旋餘地大。紅軍如果進入這一地區,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補充,恢復體力,再圖發展。趁現在茂縣、北川還在我軍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則,再打過岷江就難了。

毛澤東聽得很投入,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李先念補充道:「我們來懋功的路上,人煙稀少,只看到少數藏族牧民,籌糧很難,大部隊久駐無法解決給養。大小金川和邛崍山脈一帶,高山連綿,谷深流急,大部隊很難行動,不容易生根立腳。向西北去條件更差。」“依我看,無論從地理條件、群眾基礎,還是紅軍急需休整的實際情況和發展前途看,兩軍會師後應向東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區發展比較有利。”李先念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說得好,很有見解,真知灼見呀!」毛澤東對李先念大加讚許。“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們相見恨晚嘍!”

1984年6月15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對索爾茲伯里回憶當年的情形說:「我們到後,他們(指紅一方面軍)跟著就到了,沒想到他們來得這麼快。儘管我們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給他們補充了一千多人。確切地說,做得太不夠了。當時一、四方面軍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可爭吵的。」

1937年12月26日,經過「西路軍」征戰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車離開蘭州,經西安到達延安,住在中央軍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澤東接見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晚飯後,在十分詳和的氣氛里,毛澤東和李先念他們談起了西路軍。他指出:西路軍是失敗了,但西路軍廣大的幹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他們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沒有棉衣,沒有醫藥,沒有子彈,但堅持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拼殺,他們的犧牲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還鼓勵大家說:西路軍戰鬥到最後,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任何軍隊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知道李先念是工農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著意培養。入學不到兩個月,抗大第三期結業,李先念又轉入馬列學院學習。

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延安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

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這是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沒有想這些,此時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槍打擊日本侵略者,幹什麼都行。所以他堅定地回答:「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譚政同李先念談了工作分配問題之後,不久,毛澤東把李先念找去,問:「聽說安排你到一二九師當營長,有這個事嗎?」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澤東說:「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湧出熱淚。毛澤東的這句話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評價,也是對二萬多西路軍將士們的安慰。

後來,在毛澤東的親自安排下,李先念沒有到八路軍一二九師當營長,而改任去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後又被劉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邊,參與領導中原地區的抗日鬥爭。

二、毛澤東稱讚李先念的做法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全面抗戰打響後,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領一支由160餘人組成的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確山竹溝鎮南下,向武漢外圍挺進。

中央軍委及毛澤東對李先念的南下非常關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隊應由鐵路兩側到國民黨不去之區域發展,在發展中目標盡量縮小,並多組織過渡形式武裝,多求質的鞏固。

示:「我軍每到一處,均鬚髮佈告或宣言」,“廣泛宣傳,以打擊反共頑固派”,喚起民眾,一致抗日。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傳達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廣泛地播下抗日種子,一面將各地黨組織領導的分散的抗日游擊武裝穿珠成串。繼新四軍挺進團成立後,6月,李先念和陳少敏等在京山養馬畈主持了鄂中區黨委會議,統一了大家的思想,決定在鄂中打出新四軍的旗幟,並統一豫南和鄂中黨的武裝,建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下轄5個團隊,使中原敵後產生了第一個游擊主力兵團。

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一經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領下,高舉新四軍的抗日旗幟,向鄂中、豫南、漢水和淮河兩岸的敵後挺進,機動靈活地打擊漢奸、偽軍和零星日軍,發展與鞏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創建根據地。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製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據地和人民武裝面臨著嚴峻局勢。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決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創立最堅強的抗日游擊隊伍,建立鄂東、豫南、鄂中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逐漸連成一片的決定。11月中旬,李先念與朱理治、陳少敏、任質斌等在四望山召開會議,決定撤銷鄂豫皖、豫鄂、鄂中三個區黨委,統一成立新的豫鄂邊區黨委,並將以上各地黨的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劉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務是鞏固現地策應我軍」。劉少奇根據黨中央及毛澤東的指示意圖,從蘇皖敵後給李先念發來指示:“所有在鄂中、鄂東活動,我黨所領導的部隊,統歸你們指揮節制,部隊番號改稱挺進游擊縱隊”。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建軍時,國民黨頑固派正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進行堅決自衛。

4月17日,李先念、任質斌等率縱隊主力東進,對盤踞在大小悟山地區的程汝懷部展開攻擊,擊潰了頑軍,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區,並發展了抗日武裝,在邊區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不僅充分肯定李先念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強硬的抗議「就是好例」,並明確指出“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對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對正在開展鄂豫邊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軍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同時,經中央肯定和傳播的鄂豫邊區之新鮮經驗,對發展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毛澤東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勝利第一」

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是毛澤東早就預料到並做著準備的。但它來得這麼快,卻是毛澤東所沒有想到的。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是一個矛盾而又複雜的中國。中國何處去?毛澤東在思考,蔣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內戰的陰霾又籠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實力、坐待勝利、準備內戰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劍鋒直指解放區。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傳出的當天,毛澤東就對孤懸敵後,獨撐武漢外圍抗戰局面,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的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部發來指示,對第五師和邊區進行了新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指出:「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你們所處地位,不可能奪取大城市,而應乘機擴大地區,奪取武裝,奪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偽軍反正、投降,並按指定地區駐紮,否則即予以消滅,立即投入準備對付內戰這一新的嚴重鬥爭。」

對抗戰勝利到來後所面臨的複雜形勢,李先念也憂心忡忡。他與鄭位三、陳少敏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形勢突變,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們領導機關及幹部,對此全無經驗,加之地區遼闊,難以照顧周全,深抱急憂……國內蔣軍必四方逼近,我主觀弱點太多,雖有兵4萬,但地區太大,不敷應用。且今後內戰需要正規戰、運動戰始能解決問題。我目前全力搶武器、資源,作一切準備,著重為了應付內戰。」因此建議:(一)某些地區、特別是平原喪失後,應以大別山西部、桐柏山東部為反內戰基地。(二)八路軍南下二梯隊立即星夜出發,暫在邊區待機一時,協助控制山地,調整陣容。最好能留在邊區,則可整編四至五個旅,應付內戰,更有把握。

李先念決心堅守中原、加強中原的戰略性建議,深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並決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書記。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鄭位三為副書記,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書記」。

就意味著毛澤東對李先念的建議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澤東,邀請其速到重慶「共定大計」。毛澤東在應邀去重慶談判前,與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關注東北和中原問題。

10月11日,在《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簽署的第二日毛澤東回到延安。由於過分的緊張工作,毛澤東於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澤東的健康基本恢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時的中原解放區已是大軍壓境,戰雲翻滾。經過精心部署的蔣介石,認為徹底消滅中原解放軍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密令鄭州綏署主任劉峙,統一指揮第五綏靖區和武漢行營之第六綏靖區,按既定計劃,先速殲中原李先念部,並指令擔任攻擊的各部隊,務必於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圍態勢及攻擊準備,於7月1日佔領中原軍區司令部宣化店,實施攻擊。

面對嚴峻的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以非凡的革命膽略和無比的勇氣,作出重大戰略決策,指示中原解放軍堅決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實行戰略轉移,粉碎敵人的陰謀。

報後,毛澤東立即以黨中央的名義複電:「所見甚是,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今後行動,一切由你們自己決定,不要請示,以免延誤時機。望團結奮鬥,預祝你們勝利。」

26日晚,中原軍區部隊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批准的突圍部署,分路舉行突圍,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行動,打響了解放戰爭第一槍。

10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三個月總結》中,對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圍給予高度評價:「過去三個月內,我中原解放軍以無比毅力克服艱難困苦,除一部分轉入老解放區外,主力在陝南、鄂西兩區,創造了兩個游擊根據地。此外,在鄂東和鄂中均有部隊堅持游擊戰爭。這些都極大地援助著老解放區作戰,並對今後長期戰爭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澤東笑著對李先念說,你不當財政部長,只好把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機盎然的北京,迎來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將就任國務院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李先念剛出北京前門車站,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親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飯店稍事休息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和剛卸任財政部部長、就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分別找他談話,向他傳達中央決定:李先念任財政部部長和主管財委第二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領導財政、銀行、外貿、物價等部門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這一決定,所以並不覺得突然。儘管人已經來到北京,但他內心還是感到難以勝任,所以再三誠懇地擺出種種理由,試圖說服兩位老領導、老戰友理解他,請中央另物人選。陳雲、鄧小平分別給他講了形勢,反覆強調這是中央作出的決定,毛澤東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準備。

毛澤東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電話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見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題,向主席提出,財政部長我幹不了,我沒有那個能力和水平,還是請中央考慮他人。毛澤東笑著說:你幹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讓他干好了。李先念著急了,趕緊說:主席,那還得了,那我還是服從中央的決定。

1958年,古巴國家銀行行長格瓦拉訪問中國。毛澤東安排了時任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與他見面。毛澤東對格瓦拉說:「我們剛剛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是非常缺少財政人才的。越到後來,我們越注意培養各類幹部。但是,我們培養的人手,總嫌不夠用的。」他指著李先念風趣地說,“於是,我們只好抓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陳雲向中央提議和推薦李先念任財政部長,中央接受這一建議,也是經過全面慎重考慮和反覆比較的。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為他作風正派,誠實,有政治頭腦和原則性強。

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回憶說:「開始,我真有點為他擔心。但先念同志卻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為了黨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學,努力向其他同志學習。他經常向陳雲同志請教,也時常和我交換意見。在很短時間裡,就適應了工作環境,很快進入角色。」

正是由於李先念的謙虛謹慎、兢兢業業、鍥而不捨,經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很快地由外行變為內行,在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這個職位上,幹了22年,協助周恩來、陳雲,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工作領導者。毛澤東曾稱讚陳雲、薄一波、鄧小平、李先念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廬山會議後,緊接著在全黨全國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李先念由於廬山會議上的發言,被斥為“右傾思想”嚴重,首當其衝成為國務院財貿口的批判對象。

9月25日,毛澤東為李先念的檢討報告是否下發的問題,找他談話。這次談話給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講述這次談話的情況。

李先念說: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時毛主席還沒有起床。他叫我進書房,一見面他就說,杞國人來了。接著就問我知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學習杞國人。我說,知道這個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憂幾億人開不了飯。毛主席聽我這麼一說,感到很吃驚,就坐下來讓我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情況。

李先念說:「我在你面前是不會撒謊的。今天我得知濟南市的糧店都開不了門,就將運往陽泉市的一列車糧掉頭趕運濟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澤東不僅耐心地聽,還提出一些問題,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澤東聽後,儘管心情很沉重,但對李先念的態度卻有了根本的改變,請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不僅了解了真實情況,也再次真實地了解了李先念,不僅對李先念的氣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為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所做的各項工作。

此後,李先念指導糧食部門摸清糧食的實際產量,消除虛假現象,為此還採取了生產隊生產的糧食過秤入倉的辦法。

為了保證大中城市糧食不脫銷,李先念不僅仔細研究、親自計算糧食部的每期糧食購、銷、調、存進度表,還向各省打電話詢問或者找人來聽取彙報。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來並毛澤東報告,提出先進口12億斤糧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議,以解決急需。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能進20億斤更好。後來李先念在向毛澤東的報告中說:由於搶運到國內糧食43億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銷的危險。

李先念根據黨中央的決策,採取許多重大措施保證糧食供應,不僅為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立了大功,也為扭轉經濟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澤東稱李先念是「不下馬的將軍」,保護了李先念

196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全國出現了越來越混亂的情況,以至出現了難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這個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轟」。

最早「炮轟」李先念的,是財貿口的大專院校。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當財貿口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開始揪斗學校領導幹部,貼出要打倒黨委的大字報,還驅趕製止他們這種行為的工作組時,李先念為避免混亂,從大局出發,做出指示:財貿口的大專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不准把大字報貼到街上,不能亂給幹部扣帽子,不能亂揪亂斗領導幹部,不能趕工作組走,揭發問題要獨立思考,不能亂給幹部上綱上線,不能亂說幹部有政治歷史問題。他還要求工作組不能撤,要頂住,要穩住陣腳,努力做好群眾工作。李先念的這些指示傳開後,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調過來,一齊「炮轟」李先念,攻擊他是“財貿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財貿口走資派的後台”,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們想打倒李先念,奪財貿口的大權。

周恩來發現李先念受到「炮轟」後,心裏十分焦急。他親自出面,多次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頭頭和群眾代表,說服他們不要「炮轟」李先念。周恩來說,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們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為什麼不信任他呢?我們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於有周恩來的保護,造反派們打不倒李先念,就對他進行刁難,並於1966年11月製造了所謂「出國風波」。

當時,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請中國共產黨派一個黨政代表團出席。李先念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周恩來考慮,當時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有經濟援助項目,派李先念去阿爾巴尼亞比較合適,便在中央碰頭會上確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團長。但此消息很快就傳到了財貿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們不幹了,立即張貼大字報,向中央寫「呼籲信」,開造反派頭頭的“聯席會議”,提出:李先念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自己的問題沒有徹底檢查,不能作為中國共產黨赴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副團長出國,“強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資格”。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彙報,把李先念近來工作情況和派他出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的理由講清了。毛澤東表示支持周恩來的意見。他還說了一句話:李先念在戰爭年代是「不下馬的將軍」。周恩來立即把毛澤東的這句話向“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傳達,同時,他在接見群眾代表時也向造反派們講了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向造反派們亮明:毛澤東是保護李先念的。

1972年11月22日下午,李先念懷著崇敬的心情,和湖南省的領導王治國、毛致用等人陪同尼泊爾王國年輕的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來到韶山。

一下車,李先念就轉身對尼泊爾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說:「在五十年代我就想來。六十年代也想來,可一直沒有來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終於來成了。比斯塔首相,我應該謝謝你。」

「我們尼泊爾應該謝謝中國,謝謝毛澤東。你們是一個大國,自1955年兩國建交後,我們一直和睦相處,中國給了我們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誠地說。

「你們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呀。去年中國能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就是和尼泊爾這樣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分不開的。毛主席說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李先念誠懇地說。

賓主笑意盎然,步履輕輕,走向毛澤東的故居——上屋場。座落於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沖中的毛澤東故居泥磚青瓦,土木結構,是中國南方最常見的普通農家住房。

在毛澤東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簡直不敢相信地問了兩次:「毛澤東就是在這座房子裏長大的?他的父親是農民?」大家一個個地點頭,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無話可說,他與夫人親切地耳語著。美麗的夫人聽完後,笑了起來。

首相說的是什麼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著。比斯塔首相向翻譯點點頭,示意翻譯。

原來比斯塔首相和他的夫人講的是他在美國哈佛讀書時的一次「豪賭」故事。當年比斯塔首相在哈佛大學攻讀學位時,曾與同學討論二十世紀各國領導人誰最愛讀書?誰的結論被大家共同接受,誰將獲得50萬英鎊。有的人認為是英國的丘吉爾,有的人認為是法國的戴高樂,有的人認為是美國的羅斯福,最後一個人認為是中國的毛澤東。大家互不相讓,各自擺出關於他們舉出的領導人的理由,他們的著作,他們寫第一篇文章的年齡,用他們的書治國的才華,簡直是旗鼓相當,不分伯仲。就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提毛澤東名的那個學生表示他還有話說,他問了三個問題,全球什麼職業的人最多?農民。哪個國家的古書最多?當然是中國。那麼,當今領袖哪個能夠在馬背上前有堵截,後有追兵,還能讀書寫出第一流的詩篇?這個學生說:毛澤東的偉大是無所不在的。所有的參賭者都服氣了。

比斯塔首相說:親愛的中國同志,請你們猜一猜這個贏了錢的學生是哪裏人?接著他做了一個手勢加動作。

這一下說什麼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語。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點了點額頭又捏了捏鼻樑笑了。首相相視一眼也笑了,說:「您猜對了。」

李先念解釋道:「臉面又稱檯面,鼻樑彎彎的,自然是台灣了。」李先念話一說完,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毛致用笑著對李先念說:“過去在湖南一直聽說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鐵算盤,今天看來你還是一把不動聲色的活算盤哩。”

「你說錯了,毛主席的鐵算盤是陳雲和李富春,他們教我學會了搞經濟。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師,陳雲、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經濟的老師,毛主席是我一輩子革命的導師。」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今年2月19日,是鄧小平同志逝世22周年的日子。為緬懷偉人的豐功偉績,《解放軍報》特推出回顧鄧小平同志在抗日戰爭歲月的一組故事。

鄧小平在太行山的艱苦歲月

■王惠平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狂言要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在這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

▲1937年9月,八路軍總部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左四)與朱德(左三,站立拿望遠鏡者)、任弼時(左二)、羅榮桓(左 一)等從陝西省韓城縣芝川鎮乘船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抗日前線。 羅東進 攝

9月16日,鄧小平隨八路軍總部東渡黃河,向烽火連天的華北抗日前線進發。1938年1月5日,中央軍委正式下達鄧小平任第129師政治委員的命令。1月16日,八路軍總部公佈這項命令。18日,鄧小平到達第129師師部駐地——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太行山南麓的西河頭村。太行山,古稱「天下之脊」,山高峰險,溝壑縱橫,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毛澤東曾說過“扼太行者扼天下。”

鄧小平到任不久,就和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一起部署指揮了長生口、神頭嶺和響堂鋪3次對日軍的伏擊戰。其中,響堂鋪伏擊戰是鄧小平和徐向前親臨前線指揮的。

響堂鋪大捷巧運籌

1938年2月,日軍集中3萬多兵力向晉南、晉西等地區進攻。日軍佔領涉縣、黎城、潞城、長治、晉城、臨汾等地後,邯長線及向西延長至臨汾的公路,成為日軍汽車運送兵員和作戰物資的重要交通線。為了破壞日軍的戰略計劃,遲滯其行動,鄧小平與劉伯承、徐向前決定在涉縣的響堂鋪一帶打一場伏擊戰。

3月21日,劉伯承動身去八路軍總部開會,並出席在沁縣小東嶺由國共雙方聯合召開的東路軍將領會議。鄧小平和徐向前做了詳細的戰鬥部署。26日,鄧小平和徐向前率部隊向響堂鋪隱蔽運動。31日凌晨4時,部隊全部進入伏擊區域。徐向前指揮所設在後狄村山坡上,鄧小平率直屬隊設伏在佛堂溝。伏擊區以響堂鋪為中心,西起東陽關,東至椿樹嶺,長達15公里。戰前,鄧小平還親自到第769團作了戰鬥動員。

▲1938年春,鄧小平同志在山西省黎城縣向部隊進行戰鬥動員。 《解放軍畫報》資料室提供

春寒料峭,山風襲人。官兵們在山坡上趴了半夜,不見日軍車隊的影子,只是偶爾有零星汽車開過,許多人都沉不住氣了。鄧小平指示大家要耐心等待。8時半,從東陽關方向傳來了汽車的轟鳴聲,公路上揚起滾滾塵土,日軍的汽車像蜈蚣一樣沿著公路排成一條彎曲的長線。9時許,日軍第10師團輜重部隊的180輛汽車全部進入伏擊區。

只聽一聲令下,響堂鋪山谷立刻響起了密集的槍炮聲和震天動地的手榴彈爆炸聲,八路軍的迫擊炮、機關槍和步槍一齊發射,日軍頓時亂作一團。靠前的汽車被迎頭截住,靠後的汽車被堵住退路,日軍的車隊全被卡在公路上。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有的像沒頭的蒼蠅開著汽車瞎跑亂撞;有的鑽到汽車底下胡亂射擊;有的揮舞著東洋刀「哇哇」亂叫……

八路軍伏兵四起,在嘹亮的衝鋒號聲中,向日軍車隊發起猛烈進攻。戰士們揮動著步槍、大刀、長矛,猛虎般撲向敵人,同日寇展開白刃格鬥;有的戰士刺刀折斷了,就抱住日軍用嘴咬,把牙齒都咬脫了;有的將手榴彈投向頑抗的敵群。敵人鬼哭狼嚎,一片片倒下。公路上,橫七豎八躺著日軍的屍體;被焚燒的汽車爆炸聲此起彼伏,火光衝天,濃煙滾滾,蜿蜒著像一條火龍。

激戰正酣,800多名日軍從黎城和涉縣東西兩路向響堂鋪增援,被鄧小平預設的伏兵一舉擊潰,狼狽逃回據點。經過兩個多小時激戰,戰鬥勝利結束了。下午4時多,日軍出動18架飛機在響堂鋪上空狂轟濫炸。這時,鄧小平和徐向前早已率部隊轉移到10公里以外的安全地區。這一仗,共殲滅日軍400餘人,摧毀汽車180輛,繳獲迫擊炮4門,長短槍130餘支,還有大量彈藥等軍用品。

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現藏有一份當時的戰鬥詳報)。這次伏擊戰,是鄧小平到任第129師後參與部署和指揮的第一場戰鬥,遏制了日軍向黃河防線進攻的勢頭,堅定了根據地軍民堅持敵後抗戰的決心和必勝信念。

百團大戰中的鄧政委

1939年9月,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妄圖將抗日根據地網狀分割後,用重兵各個殲滅。面對凶殘的日軍,劉伯承和鄧小平決定實施對敵交通線的破擊作戰。1940年5月,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指揮下,第129師首先對白晉路發動破襲。5日至7日,鐵路沿線各縣的兩萬多名自衛隊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隊參戰,撬鐵軌,扛枕木,拆橋樑,燒倉庫,兩天時間就把日軍苦心經營的白晉鐵路徹底破壞了50餘公里,拉開了百團大戰的序幕。

7月22日,八路軍總部發出「戰役預備命令」。劉伯承和鄧小平立刻行動起來,在作戰室里徹夜不眠,全力投入指揮作戰。8月18日,在和順縣石拐鎮,第129師召開三路突擊部隊指揮員會議,做了作戰的詳細部署。政治委員鄧小平在會上簡明扼要地說:“對正太路破壞得越徹底,我們就越主動,這一仗必須打好。堅決粉碎日寇的‘囚籠政策’,擴大並鞏固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自8月20日夜到9月10日,第129師參戰部隊在民兵、群眾的大力支援下,如期完成了戰役第一階段的任務。

第二階段,第129師的作戰任務是收復榆社至遼縣公路上的日軍據點。9月23日23時,劉伯承和鄧小平指揮部隊對榆社日軍各據點發起強攻。八路軍與敵人徹夜激戰,佔領城西及西南角。24日下午,發起第二次攻擊,突入10多米高的母堡,經4小時激戰,攻下日軍核心陣地榆社中學的多數碉堡。當夜,發起第三次強攻,喪心病狂的日軍施放了毒氣。25日下午,八路軍利用坑道爆破發動強攻,突入榆社中學,經白刃格鬥,全殲殘敵。

命令第129師次日凌晨4時發起總攻,不惜一切犧牲,堅決消滅關家堖、東庄、中村之敵。從總攻開始到中午,戰鬥一直在激烈地進行著,敵機狂轟濫炸,企圖掩護日軍突圍,八路軍的傷亡數字也在不斷增大。

在距離關家堖不遠的指揮所內,劉伯承和鄧小平守在電話機旁,密切關注前線戰況,氣氛極度緊張。這時,參謀將電話交給劉伯承。陳賡報告說,因為傷亡太大,有的連隊只剩下十餘人,已經有些頂不住了。劉伯承對著話筒大聲說:「……同志!無產階級的隊伍,難道我不心疼嗎!」說完,氣沖沖地把話筒一摔。這時,鄧小平拿起電話,十分嚴肅地對陳賡說:“同志!全局!全局!要從全局出發!要不惜一切代價拿下來!打大仗不可能無傷亡,問題是要把火力組織好,一鼓作氣,減少傷亡。”聽到這幾句簡短有力的話,陳賡心服了。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有力指揮下,前線指戰員拚死殺敵,打得敵人抱頭鼠竄,狼狽逃命。在歷時3個半月的百團大戰中,第129師參戰兵力達38個團,共進行大小戰鬥529次。總計破壞鐵路491里,公路1052里,碉堡59個,橋樑187座,車站30個;燒毀火車2列、汽車47輛;擊落日軍飛機4架;斃傷日偽軍7507人。日軍的「囚籠政策」宣告破滅。

橫掃反共頑軍

1938年10月,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在蔣介石的授意下,不斷在我抗日根據地製造摩擦,破壞抗日政權。1939年1月,為貫徹統一戰線方針,鄧小平於16日、25日,兩次和國民黨第10軍團司令石友三會談,表明八路軍堅持與國民黨軍團結抗日的主張,並嚴正聲明堅決保衛抗日根據地的立場,使石友三暫時保持中立,孤立了其他頑固派的反共行為。同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又確定以「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方針,並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

1940年2月初,朱懷冰糾合龐炳勛等部,與平漢路東的石友三等反共頑軍遙相呼應,企圖待蔣介石增派的援軍到達後,由南而北向我抗日根據地進攻。朱懷冰迫不及待地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層層築堡挖溝,斷我交通補給,並於2月18日以兩個團的兵力,打死打傷八路軍150餘人,搶走價值2.7萬餘元的軍用物品。

日寇侵華,國民黨頑軍不去抗日,卻在自家背後捅刀!彭德懷拍案而起,憤怒地說:「把朱懷冰這個‘摩擦’專家給我收拾掉!」朱德總司令氣憤地說:“由小平同志來干,到時候好說話。”鄧小平堅定地說:“朱懷冰是進攻我們的急先鋒,我們應集中主力殲滅朱懷冰部,監視鹿鍾麟和孫殿英部,儘可能爭取他們中立。”

3月5日凌晨2時,鄧小平一聲令下,反頑戰役打響。頑軍第94師和第24師結合部防禦薄弱,在八路軍的進攻下,紛紛逃竄。八路軍攻佔沿途全部碉堡,殲滅其補充團大部,迫使頑軍主力敗退。次日晨,八路軍中央隊、左翼隊南北夾擊頑軍,使其棄下全部輜重急渡漳河,向林縣潛逃。鄧小平命令部隊全線追擊。經3天激戰,殲滅朱懷冰第97軍及其游雜武裝1萬餘人,生俘7千餘人。朱懷冰丟盔棄甲,率殘部兩千餘人潰逃至河南修武縣境內。

至此,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派代表同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進行談判,爭取雙方休戰,以共同抗日。3月中旬,雙方議定以臨屯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一線為界,八路軍主動退出大片地區。5月,同國民黨軍簽約,以漳河為界劃分了作戰區。鄧小平率部後撤,把頑軍俘虜全部移交國民黨軍。

反摩擦鬥爭的勝利,鞏固了晉冀魯豫根據地,改變了八路軍被日軍、頑軍夾擊的危險局面。不久,太行軍政委員會成立,鄧小平任軍政委員會書記。

籌建漳南大渠

1942年,第129師司令部駐地赤岸村一帶連年旱災,春天播不上種,眼看秋天也收成無望,就連村裡群眾日常生活飲水也成了難題。

鄧小平和劉伯承在油燈下連續熬了幾個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條「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來的方案。隨後,鄧小平會同地方政府,親自主持召開各種會議,研究施工方案,緊縮其他開支,又讓根據地政府貸款60萬元冀鈔,用“以工代賑”的方式開山修渠。

為解決技術問題,鄧小平派人從河南請來二三十個手藝好的石匠幫助修渠,還派人從敵占區買來一台水利測量儀器,讓政治部的兩名幹部專門負責搞測量。為解決修渠民工的吃飯問題,鄧小平又想方設法給每人每天發3斤小米,全部經費由師政治部付給。鄧小平還親自到工地與民工一起抬石頭、壘石堰,經常親臨現場指揮,與施工人員共同商議解決各方面的難題。師首長的實幹精神,帶動了修渠民工的積極性,經過14個月的艱苦奮戰,終於在1944年4月勝利建成通水。

這條渠流經8個村莊,全長27華里,使沿渠3500多畝旱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水澆田,為涉縣老百姓和駐軍抗災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線發揮了巨大作用。至今,在當地還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水流南山頭,吃飯不發愁;沒有八路軍,這水怎能流?」汩汩流淌的漳南渠水,流不盡涉縣人民對八路軍第129師的感激之情。老百姓稱之為“救命渠”“幸福渠”。

這條渠流經8個村莊,全長27華里,使沿渠3500多畝旱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水澆田,為涉縣老百姓和駐軍抗災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線發揮了巨大作用。至今,在當地還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水流南山頭,吃飯不發愁;沒有八路軍,這水怎能流?」汩汩流淌的漳南渠水,流不盡涉縣人民對八路軍第129師的感激之情。老百姓稱之為“救命渠”“幸福渠”。

▲八路軍第129師主要領導在一起。左起:參謀長李達、政委鄧小平、師長劉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樹藩。高帆 攝

開展軍民大生產

1943年,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日子。日軍不斷地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實行「經濟封鎖」,加上這一年太行山又遭受了罕見的旱災和蝗災,糧菜歉收,抗戰軍民一天吃不上半斤糧食,只得用糠皮、樹皮、槐樹葉等充饑,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摻進飯里填肚子。生活處於極端困苦之中。

面對困難,鄧小平一邊號召部隊帶頭節約度荒,吃飯定量,並帶頭堅持每頓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飯,省下糧食送給駐地赤岸村貧窮多病的群眾;一邊還帶頭開荒種地,發展生產,實行自救,度過災荒。一天清晨過後,在村邊的沿河石灘上,出現了七八個衣著整齊的軍人,他們扛著鐵鍬和鋤頭,擔著籮筐,有說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鄧小平和劉伯承。這是他倆帶領師部工作人員前來亂石灘上帶頭包片開荒墾地。正在石灘上勞動的群眾,沒想到師首長在百忙中還來帶頭墾荒。鄧小平和劉伯承脫掉外衣,穿著粗布襯衣揮鍬掘土,汗水浸濕了他們的衣衫。當天下午,鄧小平又帶著大批戰士來到這裏熱火朝天地勞動,他還虛心向老農請教,為大家做出了榜樣。

在師首長的帶動下,大家把亂石灘墊成了5畝可以水澆的良田。如今,這片良田成了村裏的果園,每當村民們摘下那豐收的果實時,禁不住要回憶起鄧小平、劉伯承當年在這裏開荒的情景。

早在1940年6月,第129師師部駐紮在常樂村。一有空閑,鄧政委、劉師長就和師直屬隊的戰士們在房前屋後、路邊樹下、灘頭河畔開荒耕地。不久,就開墾出大大小小30多塊地。

大家一塊兒在地里栽上白菜、蔓菁等。鄧政委親手給緊密參差的小白菜間苗,擔起水桶給菜苗澆水。地里長出野草,他又像老農一樣躬腰把鋤,鬆土除草。在鄧政委和戰士們的精心侍弄下,蔬菜青翠繁茂,長勢喜人。特別是白菜,個個肥大瓷實,令人咂舌。群眾圍在地邊,稱讚鄧政委是種菜的好把式。

收穫的季節到了,師部突然決定遷往赤岸村,大家請示白菜怎麼辦?鄧政委爽快地說:「留給常樂村的群眾。」

鄧政委他們種的白菜足足收穫了一萬多斤。冬天,常樂村家家戶戶吃著鄧政委留給的菜,心裏暖洋洋的。至今還有這樣一首歌謠在村裡流傳:「自古兵匪是一家,不是搶來就是抓,如今八路軍到咱村,一不搶、二不抓,一針一線也不拿,還把白菜送咱家,劉鄧部隊人人誇!」

在太行山上,鄧小平不僅自己帶頭開荒種地,還動員幹部家屬們也來一起種地。

一天凌晨,鄧小平夫人卓琳和孩子們住的院子的房東張大娘,聽見廁所里有響動聲,她穿衣起床一看,見卓琳正在淘大糞準備往地里送。張大娘勸卓琳天亮後再干,可是卓琳只是笑笑不吱聲,生怕說話吵醒了別人。隨後,卓琳擔起大糞,朝田地走去。

原來,鄧小平和劉伯承帶領司令部的一些幹部家屬,在村西邊的楸樹林旁開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澆灌,種成了碧綠如茵的菜園。這天,幹部家屬們都約好清晨往地里送肥。

菜園裏長滿了品種多樣的蔬菜:辣椒、小蔥、菠菜、韭菜、茄子、絲瓜和黃瓜等。鄧小平最喜愛的是辣椒,他還讓後勤部門的同志從外地引來了西紅柿(當地群眾稱「洋柿子」),並親自動手栽種、剪枝打杈,試種成功後又幫助村裏的群眾在地里種出了一片片紅綠相映的「洋柿子」園。

堅持以身作則

在太行山上,鄧小平以身作則,嚴於律己,每天堅持按定量供應吃飯,堅決不答應警衛戰士為他增加營養的請求。平日,鄧小平堅持與司令部、區黨委的幹部同吃一鍋飯。紅高粱或黑豆面加野菜樹葉和在一起蒸成的菜窩窩,又黑又硬,大家詼諧地稱為「磚頭」。一次,鄧小平生病了,炊事員另給他煮了一碗麵條湯,被婉言謝絕了。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八路軍的幹部,要像普通戰士一樣,不能搞特殊化。

有一回,司務長給鄧小平小孩的奶媽發奶孩米,秤高了一些,司務長就把秤繩向後挪移了一點,沒想到這一細微的動作正巧被鄧小平看在眼裏。鄧小平走過去仔細看了一下秤星,是15斤半,就毫不客氣地說:「這是公家的小米,不要因為她是我孩子的奶媽,就可以多一點。八路軍要求官兵一致,誰也不能搞特殊化!」又把小米掬回半斤,在場的幹部群眾無不為之敬佩。

司令部駐地山上有很多榆樹,1941年春天,由於糧食不夠吃,赤岸村的老百姓都捋榆錢子吃。當時,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就住在山下村民家裏,正懷著孩子,警衛員怕卓琳營養不足,就從山上捋了榆錢子給她補充伙食。鄧政委知道後,嚴肅地說:「趕快還給老鄉,咱們困難,老百姓比咱更困難。越是困難,越要想著老百姓,不然的話,咱還叫啥子弟兵呢?」

據鄧小平身邊工作人員楊殿魁回憶:在太行山上,鄧小平始終穿著和普通戰士一樣的服裝。有一年,供應處的同志給師首長們每人定做了一套細灰棉軍裝。鄧小平堅決退回,說:「這不是對我們的愛護,是要我們脫離群眾。」

重視科學技術

1944年11月,鄧小平在黎城縣南委泉村舉行的太行區首屆殺敵英雄和勞動英雄大會上說:「科學的力量是很大的。以改良種子一項來說,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穀子、麥子好種的傳播,預期兩三年後,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萬石以上的糧食,今後主要是深耕細作,更需要使經驗和科學結合起來。」

在赤岸村生活期間,鄧小平經常虛心向當地農民請教農業種植及一些土經驗,倡導部隊拿起槍桿能打仗,拿起鋤頭種好地。他親自挑選了30多個優良品種,加以推廣,如五葉北瓜,60天玉米,早稻等,還親手將金皇后玉米和西紅柿種植在涉縣的農田裏。

1940年以前,涉縣婦女紡花都是用手捻,勞動強度大且效率不高。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縣政府決定推廣使用紡花車,還舉辦了木工培訓班,專門學制紡花車。車子有了,鄧小平又協調從延安請來女同志當老師,先教各村的婦救會主任學,婦救會主任再教各村婦女學。這一技術的推廣,給駐地人民帶來了大收益。婦女紡花由原來日捻1兩,提高到日紡3兩,快者可紡到半斤,能掙1斤小米,可維持3口之家的生計。

鄧小平在太行山的經濟建設中,把科學技術的應用擺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使科學為根據地的工農業生產發揮了巨大作用。如今,回眸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論斷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太行山,就得到了早期的實踐和證明。

鄧小平在太行山有兩個突出的歷史貢獻:一是根據地建設,二是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除建立完善了黨委行政領導體系,更關鍵的是搞活了根據地的經濟。以金融建設為例。當時貨幣發行混亂,他就大膽提出讓根據地自辦銀行發行貨幣,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貨幣流通的原則是「只要能把群眾的事辦成就行」。在軍隊建設上,他特別注意收編、改編抗日武裝力量,擴大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數量和質量。從赤岸村到整個晉冀魯豫根據地,從第129師到劉鄧大軍,從紅軍改編時的不足萬人,到抗戰勝利時的30萬雄師勁旅,鄧小平不單是從軍事上執行了黨中央的抗日游擊戰爭方針,更是從思想政治及組織上積極培養了八路軍的許多優秀指戰員和地方黨組織幹部。

如今偉人已去,但他為民族解放、改革開放立下的豐功偉績,中國人民永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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