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初學攝影者要想輕而易舉地搶拍一張好照片，談何容易。江青那時的攝影技術遠遠沒有達到準確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間的水平，對選景也欠整體審美構思，拍攝時需要主席身邊的攝影記者幫助她選景、對焦距，然後由她按動快門。（資料圖）
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愛好廣泛，愛動植物、愛打兵乓球、愛打撲克、愛看電影、愛騎馬，尤其愛好攝影。我想說說她在學習攝影活動中的一些故事，供讀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
名師指點，悟性頗高
江青的攝影指導老師，據我了解有吳印咸、石少華、徐大剛等中國著名的攝影藝術家。
影團，吳印咸是這個團的技術及攝影負責人。那時候，他和電影團的同志們克服物質條件的匱乏，在延安寶塔山下、延河之濱舉辦了攝影訓練班，吳印咸主持，並主講攝影課程。江青聽過他講課，從此認識了吳印咸。可以說吳印咸是江青攝影的啟蒙老師。
1970至1972年，江青對拍攝人像著了迷，先後在釣魚台10號樓、17號樓設了照相室，邀請吳印咸到她的住地釣魚台10號樓指導拍攝。那時，她把許多中央領導人請到釣魚台10號樓或17號樓照過相，其中有周總理、李先念、紀登奎、許世友、譚啟龍、謝富治、林彪、葉群、李德生、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江青給她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都照過相。
石少華，1918年生，卒於1998年。他從事攝影工作半個世紀，多次舉辦攝影作品展覽並曾榮獲國際大獎。江青1961年從廬山回到北京，決定再次拜師學藝，請石少華當她的指導老師。石少華對她怪僻的個性早有耳聞，以工作太忙為由婉言謝絕了。後來，江青把她的真實心思報告了毛主席。還是毛主席出面，將石少華請到了中南海菊香書屋。毛主席說：「石少華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學生吧。江青她身體不好，有病，不能從事緊張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調劑調劑她的生活，二也能學習一點東西。」還是毛主席的面子大，石少華同意收這個徒弟了。他給江青的第一課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場景。江青很認真地接受了石老師的建議，經常到天安門廣場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進行拍攝。後來，石少華給江青調整了拍攝主題，讓她多拍些花草樹木、庭院建築等靜物風景，重點掌握層次感，注意曝光準確，取景角度新穎等。
江青這個人還是比較聰明的，很有悟性，做事專心認真，很快就喜歡上了拍攝風光、靜物，像日出、日落，還有湖面月亮倒影等。
1964年國慶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節日焰火時，江青還向時任總理攝影記者的杜修賢虛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攝出焰火的最好效果。杜修賢毫無保留地指導她。結果，當晚她拍攝的焰火效果很不錯。我見過幾張，確實是繁花似錦、光彩奪目。
徐大剛，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從事攝影工作，被稱為「上海新聞攝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調到中南海，任毛主席的專職攝影師。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1961年7月要上廬山開會，由於主席歷來不想坐飛機，因此徐大剛和江青一同乘專機前往廬山。飛機上，兩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攝影。當聊到如何在攝影過程中抓住動態物體的瞬間攝像時，徐大剛根據平時積累的經驗，告訴江青如何運用快門速度捕捉動態物體的最佳瞬間，如何拍攝高速物體，如何使用閃光燈等。江青聽得津津有味。直到飛機在九江平穩降落，江青才止住詢問。
上了廬山之後，江青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攝風景照，並拿給徐看，讓他提意見。一天下午，徐大剛正在休息，江青派人來叫他，讓他陪著去仙人洞拍照。仙人洞是懸崖絕壁上的天生石洞，洞深約3丈，相傳是呂洞賓修仙成佛的地方。那天，徐大剛和江青等人遊玩，從山洞出來，走到洞口時，突然看到夕陽初現，遠處山壁上的銜碑亭別有一番風姿。江青特別興奮，立即詢問拍攝方法。徐大剛說：「拍攝這種照片，一定要運用動靜對比的方法，方能顯出意境的效果。拍攝時，照相機不能有絲毫晃動，否則會造成被攝的晚霞呈模糊現象。」還說：“選擇快門宜慢不宜快，速度過快會使原先呈動態的晚霞‘凝住’而喪失動感，還應注意陪襯物，盡量加大活動幅度，做到晚霞不動，影像背景模糊，才能獲得好的效果。”徐大剛將隨身帶的兩架照相機設置好，讓江青從鏡頭裏看整個晚霞映襯的銜碑亭情景。江青在畫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會有的圖案。她還叫隨行警衛拔掉雜草，砍掉兩根擋住鏡頭的樹枝。江青一直等到在畫面上看到一縷縷的雲霧從遠處飄來時，才按下了快門。這張照片在采景、用光和快門速度上都恰到好處。幾天後，江青拿著沖洗出來的照片，笑逐顏開。從畫面上看，不僅酷似大自然，更兼具常人無法揣摩的意境。於是，她把它稱為習作，興緻勃勃地拿給毛主席欣賞，並請主席提出批評意見。起初，毛主席可能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看；也可能是看了沒有想好，一直沒有迴音。江青等得很著急。兩周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這幅「仙人洞」照片的意境，表示對這張照片很滿意。他還聯想到國內外的政治形勢，觸發詩興，為此，1961年9月9日，欣然題寫了一首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拿著這首詩，細細地欣賞和品味，樂得合不攏嘴。以後這張照片連同這首詩，成了她炫耀的資本。
痴迷於攝影的江青（資料圖）
刻苦練習，幾近痴迷
「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江青在攝影藝術上取得一定成績，除了名師指點以外，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開。
我給她當秘書時，一天清晨，她在釣魚台10號樓門前擺弄照相機，準備拍攝盛開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緒不錯，就試著小聲問：「江青同志，您喜歡照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她說：“是在延安的時候開始的，那個時候，前線的部隊打了勝仗，從敵人那裏繳獲了一架舊照相機，交給了主席，主席叫我試一試，看還能不能用，主席、總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轉戰陝北的時候，在行軍的路上，我用這架照相機還給主席照了好幾張照片呢。解放戰爭勝利後，我把那架舊照相機交公了--一切繳獲要歸公嘛。”
江青對攝影達到了幾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為了拍幾朵牡丹，不辭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園、中山公園、香山公園、天壇公園、頤和園等當時種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個小時。為了拍出晶瑩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點鐘就趕去了。去後，她精心地挑選花開得最大的，顏色最好的，花瓣層次最豐富的，選好後，她親自或用手沾上水，揮灑在花朵和葉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葉上噴洒。然後，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機，對好焦距，調好速度，就開始等陽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時候等半個小時，有時候等一兩個小時。江青是個急性子的人，有時急得滿頭是汗。但是，拍照時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對攝影師們說：「北京的春秋季，色彩豐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膽地用逆光，我喜歡用側逆光、頂逆光，用輔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細節有時能畫龍點睛。」等到有陽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開始飛舞了，她才放心滿意地按下快門。
江青為了在釣魚台拍一張「月夜哨兵」的照片，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衛局二處挑選“模特”，精心選中了警衛參謀王進良同志。他身體高大魁梧，濃眉大眼，精明強健。然後，她又到處挑景點，選中了釣魚台17號樓南側一棵繁茂蒼勁的大松樹旁。選中了人，選好了景，就開始等了。等月亮圓，等天氣好。所謂天氣好，就是無雲霧，無風塵，空氣爽，溫度宜。一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圓，天空乾淨如水，無風無塵。江青叫人搬去了照明燈具，一切都準備好了，她才充滿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門。
她為了拍一張滿意的「高度警惕」的備戰照片，叫一位警衛戰士潛伏在一個隱蔽處，手持鋼槍，睜大眼睛，聚精會神，目視前方。為了拍攝清楚戰士銳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講究衛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後是跪在地上，最後趴在地上拍攝，一拍就是一個多小時。
1970年11月，她在海南島休息，為了拍照魚雷快艇後邊的浪花，在快艇高速行駛時，她不顧顛簸及海風吹打，站在甲板的木凳上，由四個人扶著不停地拍攝。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對我說：「小楊，最近一兩年，我從新華社拿的膠捲，沖洗的小樣，放大的照片，還沒有交錢，你去新華社找石少華，請他幫助我算算欠他們多少錢，我一次性還給他們，欠人家的錢老是還不了，心裏不安。」一周後，石少華送來了一張單子，成本費一共3000多元。江青一看這麼多錢發愁了，於是向毛主席要了3000元的稿費，才還了錢。1970年代初，300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
交了錢以後，江青懷疑石少華敲她的竹杠。有一天，她對葉群說：「石少華不地道，敲竹杠，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費用，不少呀！」葉群勸她：“我給您在畫報上、報紙上多登幾張照片，收點稿費，彌補一下。”
1972年暑期，江青到北戴河避暑，為拍攝日出，連續四五天凌晨三四點鐘就出來爬上聯峰山，選好位置，還要等到霞光出現才開拍，一直拍到太陽露點、露邊、露臉、海天一色才收場。如果有點兒雲霧，遮擋了太陽，她便收拾器材，無精打采地離開，等到下次再去。
1973年6月11日，我離開她之前，親眼看見她自建國以來所拍攝的底片和小樣裝滿三四個大木箱。
孤芳自賞，影展夢碎
毛主席說，江青沒有自知之明，就是批評她缺乏謙虛謹慎的態度，往往對自己估計過高。毛主席批評得很對，切中要害。這不僅表現在她的思想作風上，也表現在她的日常生活上。
1972年夏，美國一位年輕的女作家維特克夫人（比江青小24歲）來我國訪問。江青在接見她時說：「近幾年我拍的照片一萬張左右，銷毀了三四千張，還有很多要去掉。我對照相是有研究的，也稱得上半個專家吧。我是時常發表作品的，當然不是用真名發表，不然又不得了。他們還要為我搞影展，我不要。」江青說的“他們”，一個是指葉群，另一個指姚文元。
1973年9月，毛主席接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江青把在京的新聞記者叫到釣魚台審查新聞紀錄片樣片，片長只有三四分鐘。看完片子，江青對那些攝影師們說：「你們，拍新聞紀錄片的時間也不短啦，翻來覆去老樣子呀！」還給他們放了一場英國的《花園》，江青指指點點地說：“人家變化多端，講究色彩，推、拉、移、搖，活得很啦。你們呢，眼界不廣，技術又不全面。所以拍出來的東西就死啦！”
江青到處贈送她的得意之作。她送給維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仙人洞」照，將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體寫上毛主席的題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落款“江青攝”。另一張是江青在廬山拍攝的“漢陽峰”照片，在大照片的背面題寫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詩：“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落款“江青攝，詩贈維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劇團時，興高采烈地送給日本劇團領隊清水正夫一張風景照。日本客人認出這就是那張著名的「仙人洞」照片，照片背後是毛澤東那首氣勢非凡的詩，題詞是“贈李進”。江青帶著炫耀的神氣，揮筆在照片背面寫了三個字“江青攝”。這一大膽的舉動，一下子震動了舞劇團，人們目瞪口呆後，這才知道“李進”原來就是江青。
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請示主席同意不同意舉辦這個影展。一天後，徐秘書回電話：「主席說‘習作可以，搞影展不可’。」還叫她立即取消這個計劃。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召開，江青又一次萌動了影展的念頭，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從會議室到客廳都懸掛著江青拍攝的大幅照片。從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張羅她的正式影展，還想了個主意——和攝影師聯合舉辦展覽。結果，毛主席知道後，仍然是兩個字：“不行！”至此，江青的影展夢徹底破滅了。
本文原載於 《同舟共進》2013年第10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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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在延安（資料圖）
一、毛澤東緊握李先念的手笑稱：果真英雄出少年
令紅四方面軍由川陝革命根據地向西出擊，以策應和配合中央紅軍作戰。3月，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轉而進軍川西北。
報：
一、我們已派一小隊向西南進佔懋功與你們取聯繫。你之先頭部隊確取聯繫後，請即飛示以後行動總方針。我方情況請問我先遣之指揮員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帶情況有利於我們消滅敵人作戰鞏固之後方根據地……。
國燾、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來電如一陣春風，迅即傳遍中央紅軍各部，一片歡呼。
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隊目前應如何配合兄方行動，請直接示之。
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築的天主教堂內，會見了在那裏迎接他們的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
毛澤東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緊緊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連聲說道：「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顯得十分激動。
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對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表示親切的慰問，同時充分肯定四方面軍的成績。他說，過去兩支紅軍獨立作戰，力量分散，現在好了，兩支力量合在一起，我們的力量就更大了。
隨後，毛澤東打開桌上的軍用地圖，邊看邊問，岷（江）嘉（陵江）地區的氣候怎樣？地理條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狀況？毛澤東以十分親切的目光望著李先念，期待著回答。
李先念如數家珍：岷、嘉兩江之間地區，山間平壩子多，物產豐富，人煙稠密，居民以漢族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隊的給養與兵源估計都不成問題。從戰略地位上看，東連川陝老根據地，北靠陝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進可退，迴旋餘地大。紅軍如果進入這一地區，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補充，恢復體力，再圖發展。趁現在茂縣、北川還在我軍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則，再打過岷江就難了。
毛澤東聽得很投入，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李先念補充道：「我們來懋功的路上，人煙稀少，只看到少數藏族牧民，籌糧很難，大部隊久駐無法解決給養。大小金川和邛崍山脈一帶，高山連綿，谷深流急，大部隊很難行動，不容易生根立腳。向西北去條件更差。」“依我看，無論從地理條件、群眾基礎，還是紅軍急需休整的實際情況和發展前途看，兩軍會師後應向東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區發展比較有利。”李先念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說得好，很有見解，真知灼見呀！」毛澤東對李先念大加讚許。“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們相見恨晚嘍！”
1984年6月15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對索爾茲伯里回憶當年的情形說：「我們到後，他們（指紅一方面軍）跟著就到了，沒想到他們來得這麼快。儘管我們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給他們補充了一千多人。確切地說，做得太不夠了。當時一、四方面軍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可爭吵的。」
1937年12月26日，經過「西路軍」征戰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車離開蘭州，經西安到達延安，住在中央軍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澤東接見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晚飯後，在十分詳和的氣氛里，毛澤東和李先念他們談起了西路軍。他指出：西路軍是失敗了，但西路軍廣大的幹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他們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沒有棉衣，沒有醫藥，沒有子彈，但堅持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拼殺，他們的犧牲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還鼓勵大家說：西路軍戰鬥到最後，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任何軍隊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知道李先念是工農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著意培養。入學不到兩個月，抗大第三期結業，李先念又轉入馬列學院學習。
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延安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
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這是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沒有想這些，此時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槍打擊日本侵略者，幹什麼都行。所以他堅定地回答：「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譚政同李先念談了工作分配問題之後，不久，毛澤東把李先念找去，問：「聽說安排你到一二九師當營長，有這個事嗎？」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澤東說：「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湧出熱淚。毛澤東的這句話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評價，也是對二萬多西路軍將士們的安慰。
後來，在毛澤東的親自安排下，李先念沒有到八路軍一二九師當營長，而改任去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後又被劉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邊，參與領導中原地區的抗日鬥爭。
二、毛澤東稱讚李先念的做法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全面抗戰打響後，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領一支由160餘人組成的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確山竹溝鎮南下，向武漢外圍挺進。
中央軍委及毛澤東對李先念的南下非常關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隊應由鐵路兩側到國民黨不去之區域發展，在發展中目標盡量縮小，並多組織過渡形式武裝，多求質的鞏固。
示：「我軍每到一處，均鬚髮佈告或宣言」，“廣泛宣傳，以打擊反共頑固派”，喚起民眾，一致抗日。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傳達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廣泛地播下抗日種子，一面將各地黨組織領導的分散的抗日游擊武裝穿珠成串。繼新四軍挺進團成立後，6月，李先念和陳少敏等在京山養馬畈主持了鄂中區黨委會議，統一了大家的思想，決定在鄂中打出新四軍的旗幟，並統一豫南和鄂中黨的武裝，建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下轄5個團隊，使中原敵後產生了第一個游擊主力兵團。
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一經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領下，高舉新四軍的抗日旗幟，向鄂中、豫南、漢水和淮河兩岸的敵後挺進，機動靈活地打擊漢奸、偽軍和零星日軍，發展與鞏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創建根據地。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製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據地和人民武裝面臨著嚴峻局勢。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決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創立最堅強的抗日游擊隊伍，建立鄂東、豫南、鄂中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逐漸連成一片的決定。11月中旬，李先念與朱理治、陳少敏、任質斌等在四望山召開會議，決定撤銷鄂豫皖、豫鄂、鄂中三個區黨委，統一成立新的豫鄂邊區黨委，並將以上各地黨的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劉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務是鞏固現地策應我軍」。劉少奇根據黨中央及毛澤東的指示意圖，從蘇皖敵後給李先念發來指示：“所有在鄂中、鄂東活動，我黨所領導的部隊，統歸你們指揮節制，部隊番號改稱挺進游擊縱隊”。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建軍時，國民黨頑固派正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進行堅決自衛。
4月17日，李先念、任質斌等率縱隊主力東進，對盤踞在大小悟山地區的程汝懷部展開攻擊，擊潰了頑軍，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區，並發展了抗日武裝，在邊區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不僅充分肯定李先念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強硬的抗議「就是好例」，並明確指出“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對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對正在開展鄂豫邊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軍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同時，經中央肯定和傳播的鄂豫邊區之新鮮經驗，對發展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毛澤東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勝利第一」
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是毛澤東早就預料到並做著準備的。但它來得這麼快，卻是毛澤東所沒有想到的。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是一個矛盾而又複雜的中國。中國何處去？毛澤東在思考，蔣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內戰的陰霾又籠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實力、坐待勝利、準備內戰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劍鋒直指解放區。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傳出的當天，毛澤東就對孤懸敵後，獨撐武漢外圍抗戰局面，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的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部發來指示，對第五師和邊區進行了新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指出：「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你們所處地位，不可能奪取大城市，而應乘機擴大地區，奪取武裝，奪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偽軍反正、投降，並按指定地區駐紮，否則即予以消滅，立即投入準備對付內戰這一新的嚴重鬥爭。」
對抗戰勝利到來後所面臨的複雜形勢，李先念也憂心忡忡。他與鄭位三、陳少敏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形勢突變，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們領導機關及幹部，對此全無經驗，加之地區遼闊，難以照顧周全，深抱急憂……國內蔣軍必四方逼近，我主觀弱點太多，雖有兵4萬，但地區太大，不敷應用。且今後內戰需要正規戰、運動戰始能解決問題。我目前全力搶武器、資源，作一切準備，著重為了應付內戰。」因此建議：（一）某些地區、特別是平原喪失後，應以大別山西部、桐柏山東部為反內戰基地。（二）八路軍南下二梯隊立即星夜出發，暫在邊區待機一時，協助控制山地，調整陣容。最好能留在邊區，則可整編四至五個旅，應付內戰，更有把握。
李先念決心堅守中原、加強中原的戰略性建議，深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並決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書記。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鄭位三為副書記，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書記」。
就意味著毛澤東對李先念的建議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澤東，邀請其速到重慶「共定大計」。毛澤東在應邀去重慶談判前，與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關注東北和中原問題。
10月11日，在《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簽署的第二日毛澤東回到延安。由於過分的緊張工作，毛澤東於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澤東的健康基本恢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時的中原解放區已是大軍壓境，戰雲翻滾。經過精心部署的蔣介石，認為徹底消滅中原解放軍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密令鄭州綏署主任劉峙，統一指揮第五綏靖區和武漢行營之第六綏靖區，按既定計劃，先速殲中原李先念部，並指令擔任攻擊的各部隊，務必於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圍態勢及攻擊準備，於7月1日佔領中原軍區司令部宣化店，實施攻擊。
面對嚴峻的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以非凡的革命膽略和無比的勇氣，作出重大戰略決策，指示中原解放軍堅決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實行戰略轉移，粉碎敵人的陰謀。
報後，毛澤東立即以黨中央的名義複電：「所見甚是，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今後行動，一切由你們自己決定，不要請示，以免延誤時機。望團結奮鬥，預祝你們勝利。」
26日晚，中原軍區部隊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批准的突圍部署，分路舉行突圍，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行動，打響了解放戰爭第一槍。
10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三個月總結》中，對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圍給予高度評價：「過去三個月內，我中原解放軍以無比毅力克服艱難困苦，除一部分轉入老解放區外，主力在陝南、鄂西兩區，創造了兩個游擊根據地。此外，在鄂東和鄂中均有部隊堅持游擊戰爭。這些都極大地援助著老解放區作戰，並對今後長期戰爭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澤東笑著對李先念說，你不當財政部長，只好把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機盎然的北京，迎來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將就任國務院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李先念剛出北京前門車站，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親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飯店稍事休息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和剛卸任財政部部長、就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分別找他談話，向他傳達中央決定：李先念任財政部部長和主管財委第二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領導財政、銀行、外貿、物價等部門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這一決定，所以並不覺得突然。儘管人已經來到北京，但他內心還是感到難以勝任，所以再三誠懇地擺出種種理由，試圖說服兩位老領導、老戰友理解他，請中央另物人選。陳雲、鄧小平分別給他講了形勢，反覆強調這是中央作出的決定，毛澤東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準備。
毛澤東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電話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見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題，向主席提出，財政部長我幹不了，我沒有那個能力和水平，還是請中央考慮他人。毛澤東笑著說：你幹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讓他干好了。李先念著急了，趕緊說：主席，那還得了，那我還是服從中央的決定。
1958年，古巴國家銀行行長格瓦拉訪問中國。毛澤東安排了時任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與他見面。毛澤東對格瓦拉說：「我們剛剛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是非常缺少財政人才的。越到後來，我們越注意培養各類幹部。但是，我們培養的人手，總嫌不夠用的。」他指著李先念風趣地說，“於是，我們只好抓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陳雲向中央提議和推薦李先念任財政部長，中央接受這一建議，也是經過全面慎重考慮和反覆比較的。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為他作風正派，誠實，有政治頭腦和原則性強。
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回憶說：「開始，我真有點為他擔心。但先念同志卻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為了黨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學，努力向其他同志學習。他經常向陳雲同志請教，也時常和我交換意見。在很短時間裡，就適應了工作環境，很快進入角色。」
正是由於李先念的謙虛謹慎、兢兢業業、鍥而不捨，經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很快地由外行變為內行，在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這個職位上，幹了22年，協助周恩來、陳雲，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工作領導者。毛澤東曾稱讚陳雲、薄一波、鄧小平、李先念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廬山會議後，緊接著在全黨全國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李先念由於廬山會議上的發言，被斥為“右傾思想”嚴重，首當其衝成為國務院財貿口的批判對象。
9月25日，毛澤東為李先念的檢討報告是否下發的問題，找他談話。這次談話給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講述這次談話的情況。
李先念說：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時毛主席還沒有起床。他叫我進書房，一見面他就說，杞國人來了。接著就問我知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學習杞國人。我說，知道這個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憂幾億人開不了飯。毛主席聽我這麼一說，感到很吃驚，就坐下來讓我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情況。
李先念說：「我在你面前是不會撒謊的。今天我得知濟南市的糧店都開不了門，就將運往陽泉市的一列車糧掉頭趕運濟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澤東不僅耐心地聽，還提出一些問題，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澤東聽後，儘管心情很沉重，但對李先念的態度卻有了根本的改變，請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不僅了解了真實情況，也再次真實地了解了李先念，不僅對李先念的氣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為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所做的各項工作。
此後，李先念指導糧食部門摸清糧食的實際產量，消除虛假現象，為此還採取了生產隊生產的糧食過秤入倉的辦法。
為了保證大中城市糧食不脫銷，李先念不僅仔細研究、親自計算糧食部的每期糧食購、銷、調、存進度表，還向各省打電話詢問或者找人來聽取彙報。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來並毛澤東報告，提出先進口12億斤糧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議，以解決急需。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能進20億斤更好。後來李先念在向毛澤東的報告中說：由於搶運到國內糧食43億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銷的危險。
李先念根據黨中央的決策，採取許多重大措施保證糧食供應，不僅為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立了大功，也為扭轉經濟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澤東稱李先念是「不下馬的將軍」，保護了李先念
196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全國出現了越來越混亂的情況，以至出現了難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這個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轟」。
最早「炮轟」李先念的，是財貿口的大專院校。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當財貿口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開始揪斗學校領導幹部，貼出要打倒黨委的大字報，還驅趕製止他們這種行為的工作組時，李先念為避免混亂，從大局出發，做出指示：財貿口的大專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不准把大字報貼到街上，不能亂給幹部扣帽子，不能亂揪亂斗領導幹部，不能趕工作組走，揭發問題要獨立思考，不能亂給幹部上綱上線，不能亂說幹部有政治歷史問題。他還要求工作組不能撤，要頂住，要穩住陣腳，努力做好群眾工作。李先念的這些指示傳開後，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調過來，一齊「炮轟」李先念，攻擊他是“財貿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財貿口走資派的後台”，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們想打倒李先念，奪財貿口的大權。
周恩來發現李先念受到「炮轟」後，心裏十分焦急。他親自出面，多次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頭頭和群眾代表，說服他們不要「炮轟」李先念。周恩來說，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們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為什麼不信任他呢？我們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於有周恩來的保護，造反派們打不倒李先念，就對他進行刁難，並於1966年11月製造了所謂「出國風波」。
當時，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請中國共產黨派一個黨政代表團出席。李先念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周恩來考慮，當時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有經濟援助項目，派李先念去阿爾巴尼亞比較合適，便在中央碰頭會上確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團長。但此消息很快就傳到了財貿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們不幹了，立即張貼大字報，向中央寫「呼籲信」，開造反派頭頭的“聯席會議”，提出：李先念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自己的問題沒有徹底檢查，不能作為中國共產黨赴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副團長出國，“強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資格”。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彙報，把李先念近來工作情況和派他出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的理由講清了。毛澤東表示支持周恩來的意見。他還說了一句話：李先念在戰爭年代是「不下馬的將軍」。周恩來立即把毛澤東的這句話向“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傳達，同時，他在接見群眾代表時也向造反派們講了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向造反派們亮明：毛澤東是保護李先念的。
1972年11月22日下午，李先念懷著崇敬的心情，和湖南省的領導王治國、毛致用等人陪同尼泊爾王國年輕的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來到韶山。
一下車，李先念就轉身對尼泊爾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說：「在五十年代我就想來。六十年代也想來，可一直沒有來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終於來成了。比斯塔首相，我應該謝謝你。」
「我們尼泊爾應該謝謝中國，謝謝毛澤東。你們是一個大國，自1955年兩國建交後，我們一直和睦相處，中國給了我們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誠地說。
「你們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呀。去年中國能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就是和尼泊爾這樣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分不開的。毛主席說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李先念誠懇地說。
賓主笑意盎然，步履輕輕，走向毛澤東的故居——上屋場。座落於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沖中的毛澤東故居泥磚青瓦，土木結構,是中國南方最常見的普通農家住房。
在毛澤東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簡直不敢相信地問了兩次：「毛澤東就是在這座房子裏長大的？他的父親是農民？」大家一個個地點頭，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無話可說，他與夫人親切地耳語著。美麗的夫人聽完後，笑了起來。
首相說的是什麼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著。比斯塔首相向翻譯點點頭，示意翻譯。
原來比斯塔首相和他的夫人講的是他在美國哈佛讀書時的一次「豪賭」故事。當年比斯塔首相在哈佛大學攻讀學位時，曾與同學討論二十世紀各國領導人誰最愛讀書？誰的結論被大家共同接受，誰將獲得50萬英鎊。有的人認為是英國的丘吉爾，有的人認為是法國的戴高樂，有的人認為是美國的羅斯福，最後一個人認為是中國的毛澤東。大家互不相讓，各自擺出關於他們舉出的領導人的理由，他們的著作，他們寫第一篇文章的年齡，用他們的書治國的才華，簡直是旗鼓相當，不分伯仲。就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提毛澤東名的那個學生表示他還有話說，他問了三個問題，全球什麼職業的人最多？農民。哪個國家的古書最多？當然是中國。那麼，當今領袖哪個能夠在馬背上前有堵截，後有追兵，還能讀書寫出第一流的詩篇？這個學生說：毛澤東的偉大是無所不在的。所有的參賭者都服氣了。
比斯塔首相說：親愛的中國同志，請你們猜一猜這個贏了錢的學生是哪裏人？接著他做了一個手勢加動作。
這一下說什麼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語。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點了點額頭又捏了捏鼻樑笑了。首相相視一眼也笑了，說：「您猜對了。」
李先念解釋道：「臉面又稱檯面，鼻樑彎彎的，自然是台灣了。」李先念話一說完，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毛致用笑著對李先念說：“過去在湖南一直聽說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鐵算盤，今天看來你還是一把不動聲色的活算盤哩。”
「你說錯了，毛主席的鐵算盤是陳雲和李富春，他們教我學會了搞經濟。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師，陳雲、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經濟的老師，毛主席是我一輩子革命的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