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人們印象中的「日本鬼子」，想必少不了這樣一幅場景：
（圖為喜劇電影《舉起手來》片段）
這是文學藝術作品刻意「黑」日軍嗎？還真不是，歷史上真實的侵華日軍，的確就是對中國老百姓家的雞和雞蛋“情有獨鍾”。
（圖為把兩隻雞掛在脖子上的侵華日軍，他們見啥搶啥，但搶雞是其「最愛」）
而且，這個現象並非1940年百團大戰後，日軍對根據地實施「三光政策」之後才有，而是貫穿抗日戰爭始終。
那麼，除了日軍野蠻成性、見啥搶啥的因素外，這裏面還有其他必然原因嗎？
庫叔告訴你：
還真有！
1
「王小二過年」的日軍
儘管侵華日軍從一開始就在佔領區推行「以戰養戰」政策，瘋狂地對中國進行無情的經濟掠奪，並且對本國人民出進行變本加厲的榨取，但仍遠遠彌補不了戰場上的巨大消耗。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被迫追加實施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並採取了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廢品，乃至降低產品規格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質量的辦法來滿足對數量的需求。儘管如此，日本在軍需物資的供應上仍捉襟見肘。1938年6月，日軍甚至將本國中學裏的教練步槍都收回加以利用。
而日軍從中國掠奪軍需供應的方式，也在變得愈加困難。
因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敵後抗日軍民亦採取了一系列經濟鬥爭方式，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粉碎侵華日軍「經濟開發」、「以戰養戰」的戰略企圖。
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內，我軍民實行統制貿易，設置關卡，杜絕物資外流資敵；發行貨幣，禁止敵鈔流入。
在敵戰區，中共發動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和控制的工廠、礦山，抵制日貨，使敵人對中國經濟侵略的計劃破產，同時使它越來越多的財力、物力消耗在中國戰場。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的那樣：
日本國度比較小，其國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使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
日本軍事經濟衰竭、戰爭財政拮据，這在侵華日軍的身上有著明顯反映，主要表現為後勤供給狀況惡化，日軍士兵生活待遇直線下降。
侵華日軍士兵的月薪（日元）
從該表看，侵華日軍士兵的工資，從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名義上有著兩倍以上的增長。但是，這個數據卻是具有欺騙性的。
侵華日軍內部實行強迫儲蓄制度，即「貯金」制。每次發薪水時，規定的貯金先被扣下，戰時不得支取。
侵華日軍士兵歷年貯金（日元）
簡單算一算就不難發現，僅扣除貯金這一項，就使侵華日軍士兵的薪水額仍停留在戰爭初期的水平上，所謂的「增長」不過是一種假象。
此外，物價不斷上張、貨幣不斷貶值，也直接影響了士兵的實際收入。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費，是直接從到手的薪金里抽取，交給在聯隊裏保管倉庫和負責出納的士官，或交給負責烹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統一採買主副食。剩下的錢才能由士兵個人支配。
日軍侵華初期，各部隊中隊以上均設有「酒保」。所謂「酒保」，就是專賣生活日用品的隨軍小賣部，為日軍官兵服務。其物價較市場價便宜，煙、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應，士兵有閑錢就可隨意購買。但從1940年開始，由於日用品供應不足，大隊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到1944年，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始局部反攻，日軍實際控制區域不斷縮小，交通線受襲擾的頻率越來越高，導致日軍「酒保」供應品的售價像斷了線的風箏般扶搖直上。其中，麵包價格較1943年上漲了3倍多，紙煙的價格上漲了10多倍，白糖價格更是上漲了100多倍。
（圖為正在吃飯的日軍，戰爭前期，他們面對伙食還能笑得出來，越往後越笑不出來了）
具體的伙食，我們來看這麼一則資料。
1931年，日本陸軍頒佈了修改後的《戰時給與規則》，首度將甜食列入軍人口糧當中。根據該規則，戰時陸軍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
主食：精米640克、精麥200克；代用品為精米855克，或麵包1020克，或餅乾675克。
肉類：罐頭肉150克。代用品為帶骨鮮肉或鹹肉200克，或無骨鹹肉、帶骨幹肉150克，或雞蛋150克，或無骨幹肉120克。
蔬菜類：干蔬菜110克，或新鮮蔬菜500克。
漬物類：梅干40克或福神漬40克；代用品為糠漬醬菜或鹽漬醬菜60克（所謂「糠漬」，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來發酵腌漬蔬菜的方式）。
調味料：濃縮醬油20克、食鹽12克、味噌粉40克、砂糖15克；代用品為醬油0.1升或味噌75克。
飲料：茶葉3克。
加給品：每人每天清酒0.4升或燒酒0.1升，甜食120克，紙捲煙20支。
看起來似乎還相當豐富，各種營養物質門類齊全，是吧？
然而，全面抗戰爆發後，這項規定其實就沒怎麼真正落實過。
（圖為日軍野戰伙食，飯盒裏除了米飯，就只有幾塊梅干佐餐）
前侵華日軍東史郎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日軍的戰場後勤保障能力很差。在部隊出發的前幾天，還可以就士兵自帶的口糧過日子，然後就開始節食減肥。1天吃不到1合（1合約0.18升）大米，菜就是鹹菜什麼的，一點奶糖都是十分珍貴的，基本上看不到什麼動物食品。只有在部隊到後方休整時，才有可能吃能按軍部標準發放的基本伙食，或是部隊「就地徵發」——實際就是搶劫。
根據日軍戰史資料及倖存士兵戰後回憶，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官兵的主食中大米佔70%，後來遞減為50%（1940年6月後，日軍部隊普遍以麵條、饅頭為主食），主食中摻雜了大豆、小米與雜糧。供應量也由原來的每天6合減為5合（約700克）。每餐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應上，剛開始為豬、牛肉及雞、蛋等，後來逐步為生魚、腌魚、海帶等代替。至1943年後又代之以醬、蔬菜、南瓜、蘿蔔等。
士兵連飯也吃不飽。
2
軍官吃香喝辣，士兵飢腸轆轆
戰爭期間，供應緊張是常事，交戰各方往往都要面對相似的困難局面。但「缺糧」的問題在日軍身上表現得尤為激烈，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日軍中等級劃分森嚴，官兵在伙食方面極不平等。
原駐膠東的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第19大隊上等兵小林清，於1939年秋末在與八路軍作戰中被俘，經過教育後轉變思想，成了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著名的「日本八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他對39年駐山東日軍的伙食情況有非常形象的回憶：
「在生活方面按規定每人每頓糧二合（約半斤），煮成飯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夠吃，如有演習或者長宮們舞弊，把糧食私自賣給日本僑民時，那麼士兵們就更加遭殃了。老兵還能想點辦法而新兵們卻餓得夠嗆，往往偷老兵們的殘羹剩飯。尤其是晚上站崗的時候，肚子餓得特別難受，一般都是兩人站崗，肚子餓時一個站崗，一個人到外面街上去找東西吃。」
（圖為日軍軍官用餐，日軍等級森嚴，軍官的伙食不是士兵們能比的）
「規定雖然是每頓二合糧，但是中隊長往往借口說：‘打仗時，吃不飽肚子怎麼辦？為了做到在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也能打仗，平常就應該經常多練習練習餓肚。’為了練習餓肚子，中隊長便下命令把該發的糧食減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這就叫做實行‘減食’訓練。另外，由於戰爭的延長我們的給養也越來越困難。過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現在因國內大米缺少，便給我們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細糧一半雜糧。即使打仗時，也不過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類的東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圖為搗鳥蛋的日軍，到戰爭中後期，這種頑童乾的事，日軍也不顧體面地幹上了。為啥？餓呀）
「過去發的罐頭，裏面裝的是豬肉，牛肉以及魚肉和雞肉，而現在發的罐頭裏面裝的卻是豆類，要不就是那些既無營養又無滋味的‘昆布’（海帶）。長官們平常都要吃好幾樣菜，不是日本的肴饌，就是中國的特產，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軍用飛機從日本運來的。與長官們相反，士兵們下飯的菜卻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湯、茄子湯、白菜湯。」
（圖為日軍打獵，為了填飽肚子，侵華日軍也經常干這獵人的活）
「此外，長官們還經常會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會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費，這樣我們的伙食就更壞了。」
「在營房駐守的時候，一星期只有兩次大米飯和兩次白面，其餘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飯和麵條時，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饅頭時，一人兩個，根本就吃不飽。」
而前面提到的「酒保」，供應的物品中，物美價廉的優先供應給軍官，質次價高的都由軍官下令強制士兵購買。
瞧瞧，這就是侵華日軍的伙食狀況，長官的大手大腳更加劇了士兵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上峰沒有下達「三光」的命名，這幫子餓紅了眼的豺狼還不得見啥搶啥？
當年中國窮，雞是作為一種主要靠散養、可從自然界自行獲取食物、不太消耗寶貴糧食的家禽，自然成了農民養殖的首選。這些放養的雞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雞，那滋味豈是養雞場裏被飼料催出來的速生雞所能比的？
而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因為品種及產量的原因，雞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價，一碗拉麵售價0.1日元，一條鯛魚售價0.15日元，而一隻雞卻賣到3.6日元。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過節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雞肉。
下鄉掃蕩見到土雞，焉有不搶之理？
3
飢餓的日軍：槍炮換糧食、給中國人打工、認人當「爹」。。。。。。
不過，搶雞的日子並沒能真正扭轉日軍的飢餓危機。
搶著搶著，到1944年及以後，日軍漸漸搶不動了。
這一方面是因為淪陷區百姓的物資給糟蹋得差不離了，另一方面侵華日軍不僅戰鬥力下降明顯，而且戰鬥意志也大不如前，加上長年半飢半飽，體力也跟不上，動手搶掠已經不像戰爭初期那樣信手拈來，十拿九穩。
那咋辦呢？肚皮餓著咕咕叫，總得想點辦法吧。於是在敵後戰場上的侵華日軍中，啥光怪陸離的事兒都發生了。
日本和平學研會曾採訪過200多侵華日軍倖存老兵，他們回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部隊伙食就已經很糟糕了。
為增加份量，吃搶來的麥子時經常不去麩殼，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樹掏鳥窩的事屢見不見。青黃不接時，甚至連地里的青苗也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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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糧食給養上，敵人就更加狼狽了。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當然吃不飽是事實，於是便只好出來搶劫。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於肉，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
（圖為正在做飯糰的日軍，但光見飯糰，沒見下飯菜）
抗戰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誕生了一條新的歇後語：日本人吃茭子----沒辦法了！
所謂茭子就是高粱。當地日軍孤立的據點由於補給不暢，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會做麵食，結果小鬼子吃得面黃肌瘦，沒幾天就投降了。這一景象就成為了一句新的歇後語，用於形容窮途末路。
1944年，駐蘇南地區日軍每月發了肥皂牙粉，到點心鋪交換點心；
還有日軍拿軍大衣換地瓜吃；
山東諸城的日軍吃野菜糰子的照片，登上了日偽的報紙；
北平郊區有日軍向農民討要蔬菜果腹，狀如乞丐；
戰爭末期，侵華日軍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紀的手藝人，這些人為解決吃飯問題，開小店，做買賣，修農具，出租軍馬換糧食，生意做得是風聲水起。
這些行為可能稍顯滑稽，但還算相對本分。有些膽兒肥的日軍行為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1944年冬天，為籌集過冬的柴火和糧食，河北邢台的廣宗件只、核桃園，南宮高家寨、南便村、蘇村等地的日軍甚至不惜「通敵」，拿出部分槍械彈藥來和自衛團、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鋒隊）做交易。
不僅小地方的日軍，就連北平日軍也這麼干過。清華園附近的1個早點攤實際上是個交易所。雙方談判代表身著便衣同桌吃早點，吃著吃著就把交易談妥了。上到輕重機槍、擲彈筒，下至步槍、子彈，換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議價。交易雙方都只收實物，不要現金。
1945年農曆春節過後，駐河北冀縣的日軍集中了2個小隊外帶1挺重機槍，想打劫（偽政權）地方維持會長，「吃大戶，打牙祭」。這股日軍年齡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歲，以及45歲至50歲之間，是標準的老幼殘兵。加之長年營養不良，體力很差，結果幾十號人反被維持會長手下堵在院子裏，用棍子好一頓胖揍。最後雙方經過“友好協商”，達成了用1挺重機槍換1頓豬肉水餃的協議。
交易完成，兩撥人各自歡天喜回家。
有強搶不成的，也有巧取成功的。
有些「腦筋活絡」的日軍官兵，整天為了當上中國地主、富農的“乾兒子”而努力奮鬥，說穿了就為了蹭飯吃。而一些中國地主、富農為了自家少受襲擾，也樂於這麼做。
其實，日本文化是極為鄙視「上門女婿」的。在日本，上門女婿必須改姓女方家的姓，公開聲明效忠女方家，與自己家斷絕關係。如有違反，全社會就會把這人當作不守信用之人，這在日本比死還難熬，絕對沒他的好。可河南商丘1個日軍中隊長不但自己倒插門，還派手下幾個鬼子到老泰山家當長工。老泰山吃飯管飽，還發些零用錢，結果沒被派上活的鬼子那個羨慕嫉妒恨，就甭提了。
不光是中國地主們開始僱傭日本士兵，1944年，淪陷區的中國工廠里出現了大量日本「工人」，其實都是來打工餬口的鬼子兵。
敵後戰場上曾經不可一視、四處劫掠如家常便飯的侵華日軍，最後混成了這副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與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不斷觸發侵華日軍內部矛盾的激化與擴大，加速了其由強轉弱的衰敗進程。
現在有很多人十分關注戰場上與日軍的交戰情況，卻忽視了其他戰線上對日軍的打擊。無論是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國共戰士，還是在敵後戰場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千千萬萬的英烈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前赴後繼，付出了難以想像的犧牲，其豐功偉績自當永遠被後人銘記。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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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和黃吳李邱在一起； 左起：李作鵬、吳法憲、林彪、黃永勝、邱會作。
1971年9月12日，是個平靜的星期天。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沒有想到，就是被卷進「九一三」漩渦中的黃吳李邱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即將發生震動新中國歷史的大事件。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天——從9月13日起，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控了，接著是10年鐵窗生涯。1980年開始審理「兩案」時基本搞清：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與林彪的出逃有關係。
那麼，1971年9月12日，黃吳李邱都在幹什麼呢？
黃永勝理了發
9月12 日，星期天，黃永勝上午先到理髮室理髮，然後大兒子黃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回來，接著就是看孫子。孫子1971年5月出生，已經4個月了，正是好玩的時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飯後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黃吳李邱並不知道。周恩來通知黃永勝晚上到人民大會堂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那時政治局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般上午睡覺，中午起來吃早飯，下午三點開會或辦公，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吃午飯，開會到夜裏兩三點，然後回去睡覺。那個晚上黃永勝就滯留在人民大會堂。
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回憶，那一天比較平靜，直到晚上快8點，黃永勝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為什麼晚上快8點才走？ 因為周總理召集會議一般都是在八點半，提前五六分鐘到就行了。黃永勝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鐘，時間由費四金掌握。
費四金隨黃永勝到了人民大會堂，首長在裏面開會，他在外面大廳坐著，看見周總理兩次出來接保密電話，雖然福建廳里有電話，但沒有加密。周總理第二次出來接保密電話時大約夜裏12點多。12點以後，周恩來和警衛員走了，事後知道是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夜裏一兩點，華國鋒從人民大會堂北門進來了，四五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直到第三天費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被抓時，大叫冤枉。那聲音慘極痛極，很多人都聽到了。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會作的孫女12天了，邱家十分熱鬧。按老百姓的說法，嬰兒出生第10天要好好慶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會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黃吳李邱在廬山上摔了跤，之後風聲一陣緊似一陣。邱會作雖然按規定每天讀馬列的六本書，但心裏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運如何。他上午在總後召開國防工辦會議，下午在京西賓館開會，會後約吳法憲在京西賓館見面（後來沒見成）。得到毛澤東南巡的消息後，幾個人都沒和吳法憲通氣，怕他再捅婁子。家人吃完晚飯已是傍晚六七點鐘，邱會作回來了，和大兒子邱路光說了會兒話，就送客人走。嬰兒和邱路光的愛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隊在新鄉，他是特意請假回來的，因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親胡敏下山回了總後大院。
邱會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裏煩，多喝了幾口酒，就睡了。黃吳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藥「保駕」，睡前公務員小張給邱會作吃了兩三片安眠藥。剛睡著沒多久，凌晨三點左右，邱會作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會堂，說有個重要的會。邱會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會堂時，安眠藥的勁還沒過呢。
邱會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緊急會議幹什麼，聽說周總理、黃永勝他們在人民大會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那也用不著半夜開會啊，會不會是「廬山」又發作了？從北戴河那邊的情況看，也不大像。幾個小時前，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祝賀邱家有了孫女，稱讚他給孫女起的名字好，還說女兒豆豆訂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個電話給豆豆祝賀。看來，不會有什麼麻煩事，要不，葉群哪有心思給女兒辦婚事……可為什麼半夜開緊急會議呢？狐疑的邱會作被服務員引到會議廳，也沒注意是新疆廳還是四川廳。他小聲問李作鵬，知道什麼事嗎？因為李作鵬接過周恩來的電話，不讓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起飛，所以李猜到一點情況，說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會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麼事呢？
4點，周恩來宣佈，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們幾個不會感到突然吧？接著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對於「這一夜」，黃吳李邱四大將中只有邱會作最“乾淨”，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獨邱會作對「這一夜」一無所知。 1980年審理「兩案」，老戰友萬毅探監時對邱會作說，你沒什麼事，宣判完你就會出去了。邱會作相信了，連律師也沒請。
李作鵬忙著「種自留地」
9月12日這一天，李作鵬在忙著「種自留地」。
他的大兒子李冰天回憶，軍委辦事組沒有集體活動，各自回去「種自留地」。所謂“自留地”，就是各自處理本單位的事情。黃吳李邱除軍委辦事組的職務外，還都兼著各大單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鵬8月陪江青到青島去了段時間，8月底到連雲港處理兩派的問題。回到北京，又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的吳振宇到長沙、武漢等地，9月7日、8 日還在武漢。「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亂，幾天不在家，就會堆積山一樣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閑”的星期天，正是大種“自留地”的好時光。
李作鵬在海軍大院47樓「種」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來電話時，他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董其採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
處理完山海關的電話，李作鵬又吃安眠藥睡了，因為吃了雙倍的葯，睡得比較踏實。但一聽說開會，他馬上清醒了：政治局開會從來沒有用過後半夜，是不是與晚上總理那個不讓飛機起飛的電話有關？
9月13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傳達「九一三」事件，張、江、姚特別高興，姚文元馬上讓工作人員拿茅台酒慶祝。葉劍英說，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是一種恥辱，你們還有心慶祝？姚文元這才作罷。李作鵬支持葉劍英的觀點。
毛澤東曾評價李作鵬不卑不亢。確實，李作鵬在法庭很硬，認為是他的錯都認，不是他的問題，他死也不認賬。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三叉戟是強行起飛。李作鵬不服氣：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麼不下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
吳法憲嚇得魂飛魄散
9月12日，對吳法憲來說是最混亂的一天。在黃吳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嚇得最厲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會議，吳法憲參加了。會一直開到凌晨一點，這已經是9月12日了。吳法憲回到西郊駐地，打了一陣乒乓球。臨睡前他告訴夫人陳綏圻，快要開三中全會了，我要準備在會上再檢討。因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情，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作了檢討，黃和邱的檢討過了關，只有吳法憲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後，吳法憲叫車與陳綏圻、張秘書回到空軍大院。因為寫檢討的事情比較急，要馬上動筆，而吳法憲的前兩個檢討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軍大院。陳綏圻找出前兩次的檢討材料，琢磨怎麼幫助吳法憲寫第三次檢討。而吳法憲按周恩來的指示，仔細閱讀印發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然後抽時間處理了一些空軍事務。
下午就這樣緊張地過去了。9月12日晚8點，吳法憲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薛少卿找開會的八航校校長政委談話。約定的談話結束後，還有一些時間，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6個指導員談話，解決派性問題。談話結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點多，紅機子響了，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事件」開始了：
周總理來電話，問我是不是調一架大飛機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說沒有。周總理又問，究竟有沒有？我更加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因為周總理已經從北戴河了解到來了一架大飛機，他說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放下電話，我馬上給三十四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打電話，時念堂正在家裏睡覺，他也說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電話問時念堂，時念堂說，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軍副參謀長，還兼著三十四師黨委書記。最後我了解是胡萍調的飛機。平時任何專機都經過我，這次我卻不知道，而且又是總理查問，非同小可。胡萍說，飛機改裝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問，為什麼去山海關，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沒有答覆。
吳法憲把調動三叉戟的責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則是另一種說法。胡萍回憶，吳法憲對他說：林彪在北戴河，林要專機就不要通過我（吳法憲）了，你（胡萍）就以訓練的名義，主要是為了保密。
吳法憲回憶：
當時（即得知一架大飛機被調到北戴河後）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把飛機調回北京，胡萍說好。5分鐘後，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准帶任何人。周總理說要去北戴河與林彪談話，我問要不要準備飛機，周總理說準備一下，我馬上讓時念堂準備了兩架飛機。
不久，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等一會兒，周總理打電話叫你來，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在住院，還是時念堂來。葉群對時念堂不熟，提出還是胡萍來。在這種時候，關於調動飛機，我不能決定，我還要請示周總理。這時胡萍還沒回醫院，正與三十四師參謀長龍振泉說話。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我感到情況嚴重，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個把小時的車程，我馬上叫張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飛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可是飛機還是起飛了。
話問，飛機到什麼地方了？我回答，離中蒙邊境還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飛出國境，雷達看不見了。周總理又來電話，決不允許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有飛機來，你我都要掉腦袋，要我用腦袋擔保。我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打電話傳達：打開所有的雷達，決不允許飛機到北京來。接著周總理下達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飛機起飛。如起飛，要毛周李邱吳五人的命令。我將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北空、沈空，這是兩個重要方向，其他軍區空軍由航行調度室傳達。我向時念堂交代，三個機場，都不准飛機起飛。凌晨兩點，周總理打電話問我在什麼地方，我說在西郊機場。周總理說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我明白這是監視我了。這時，時念堂報告，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我命令不准起飛，打下來，周總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費四金
「九一三」之後，專案組只查到林立果“小艦隊”的活動，卻沒有黃永勝等人的“大艦隊”活動。搞政變，怎麼不依靠既是“死黨”又掌握軍隊大權的“大艦隊”呢？
專案組著重調查了9月12日白天黃永勝是否在京西賓館接見林立果，要警衛參謀費四金證實。費四金是黃永勝的「貼身保鏢」，黃永勝到哪，費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離。如果黃永勝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與林立果見面，這可是一次極其關鍵的“接見”，說明黃永勝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內幕。但當時費四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大，他每小時每分鐘地認真回憶那一天。因為事件沒有過去幾天，費四金實事求是地說：黃永勝這一天沒有去過京西賓館。林立果我認識，9月12日，黃永勝也沒在別的地方見過林立果。
專案組大失所望，以後又多次審問費四金。但費四金堅決地說，黃永勝沒接見林立果，我是黨員，是軍人，我要對中央負責，對黃永勝負責，也對我自己負責。費四金非常明白，黃永勝被抓起來了，不可能再給他什麼好處，堅持下去，自己的結局可能會很悲慘；如果「作證」，馬上會被釋放，還將有一個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個人即使被開除黨籍軍籍，他也應該有良心。
為了攻下費四金這個「堡壘」，專案組把他押到京西賓館對質。京西賓館的幹部、服務員眾口一詞，說黃永勝和林立果9月12日確實見面了，還拿出當時的值班記錄。費四金是保衛幹部，學過專業知識。他一看，馬上說這不是當時的記錄，是事後補記的。這個值班日記跨度好幾個月，不僅鋼筆水顏色一樣，就是字跡也一樣，一眼可以看出是一個人抄的，不可能好幾個月都是一個人值班吧？費四金說，我認為這不是原始記錄，不符合當時的情況。
專案組組長紀登奎對費四金說，別人都揭發了，就你沒揭發。費四金說，我懂，我是組織上調來的，過去與黃永勝並不認識，我沒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為黃永勝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沒有的事情說成有。如果黃永勝9月12日見了林立果，我決不會包庇他。
費四金始終不改口：黃永勝9月12日這天沒到京西賓館，更沒有見林立果。由於費四金的堅持，最後在黃永勝的起訴書上，沒有「兩謀」這一條。
至於黃永勝到廣州「另立中央」，費四金也堅決否認。專案組拿出繳獲的飛機編組名單，上面有黃吳李邱的名字。費四金說不知道去廣州這回事，黃永勝根本沒說要出差。一般黃永勝出差，都要提前告訴費四金，瞞誰也瞞不過費四金，因為出差在外，黃永勝起碼要帶換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葯。每次出差前黃永勝都要說，小費，要出差。費四金就準備行李，把要帶的裝進旅行箱。但這一次，黃永勝一句話也沒說。費四金肯定地說，黃永勝不知道到廣州，也沒想到廣州。其實專案組已經從“小艦隊”那裏搞清了，黃吳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廣州，準備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們，說林彪要在廣州召開會議。如果黃吳李邱不走，就兩個人“招呼”一個。
費四金告訴家裏臨時出差，哪知「臨時」了4年，原準備回蘇州老家結婚買的喜糖全長了毛。解除關押後費四金在基層部隊過渡一下，轉業到地方，最後的職務是北京汽車製造廠再就業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隊還是在地方，背著黃永勝這個“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黃永勝之子黃春光的回憶
黃永勝的大兒子黃春光（時任北京軍區空軍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副主任）回憶：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參謀報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機上有誰不知道。怎麼會出這麼大的事？我馬上問我家秘書，他也不知道。又問父親回來沒有，說沒有回來，我搞不清怎麼回事。
話，說父親出事了，讓搬家。過完10月1日，我在辦公室，把我弄起來，參加學習班，老有人跟著。我分析，幫助父親燒照片是抓我的原因。為什麼燒？主要是怕說不清楚，有些東西就清理了，我幫著燒了很多照片。因為走廊有兩個門，晚上11點多，秘書看見，就揭發了，說我劃不清界限。紀登奎、郭玉峰找我談話，9月16日晚，你幫你父親燒什麼東西？我說我沒幫。你父親燒了很多東西，把花盆都燒裂了，燒的是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的專案，還有一些策反信。紀登奎說，心不虛，燒它幹什麼？
和費四金一樣，我也被關了4年。李作鵬的女婿、王秉璋的秘書、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我們都在一起。為什麼不放？因為對父親定不了罪。
父親一直沒有消息，1976年我們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我們反覆要求去看。終於說可以看了，母親卻在外地勞改，去不了。我們兄弟四人約好，老婆孩子十幾口人，浩浩蕩蕩到了秦城。父親不見，說，我不能以這種身份見孩子，還我清白以後再見。
不見到父親我們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寫了一封信，懇求父親，說你可以不見兒子，應該見見兒媳婦，你都沒有見過，更沒有見過孫子孫女。父親終於同意了。我第一個進去，父親非常蒼老，說你不該給我寫這樣的信，摧毀了我的感情防線。以後我們又去探過父親幾次，每次半天。
父親後來說，我怎麼知道他們要跑？請律師有什麼用？他不相信律師。其實應該請律師，父親不懂，沒請，他自己為自己辯護。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麼會與他們是一夥？在「兩案」公開審理的現場，父親還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節前父親被發現肺癌，4月去世。
我問過父親，一生中最好的領導是誰？他答，當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被劫持的3685號直升機
「九一三」事件實際上牽涉兩架飛機：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號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機，被林立果的師傅周宇馳打著林彪旗號騙飛並劫持。飛行員陳修文和陳士印與周鬥智斗勇，最終將飛機迫降在北京市郊懷柔。
這一切要從周宇馳40多歲學習「雲雀」直升機開始。
周宇馳，河北樂亭縣姜各庄鎮柳林村人，1946年參軍，調到空軍一航校後，特別想學飛行，但身體檢查不合格，只能長期擔任一航校宣傳科科長，能說會寫，很有一套。後來是空軍副參謀長姚克佑調他來當劉亞樓秘書，沒多久劉亞樓就要周宇馳下部隊。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周宇馳重新回到空軍司令部辦公室，擔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間，大學都不上課了，林彪的兒子林立果離開北大物理系，被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安排到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當秘書。吳法憲指定周宇馳當林立果的「師傅」，又和周宇馳一起介紹林立果入了黨。
1969年10月17日，24歲的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有人向吳法憲彙報林立果下部隊的事情，吳法憲隨口說林立果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而周宇馳在空軍常委會上傳達，去掉了限定詞，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吳法憲啞巴吃黃連，不敢糾正，就這樣林立果在空軍“暢通無阻”，周宇馳也因此牛氣衝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師傅」周宇馳打著林彪旗號，要學「雲雀」直升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統帥只有一個獨生子，摔著了怎麼辦？但吳法憲怕得罪林彪、葉群，只好勉強同意。因為周宇馳打著林辦的旗號，空軍34師為他配了最強的機組，都是直升機各機種的分隊長一級，教員是空軍34師副師長王煥今，指揮員是副大隊長陳士印。
話，說北上。這時周恩來已經下令必須由幾人聯合才能放行飛機。周宇馳搞不到大飛機，決定用直升機出境，叫於新野立即到西郊機場找陳士印。
話。
周宇馳問：直-5最多能飛多遠？能飛650公里嗎？陳士印回答：帶上副油箱，加滿油最多飛700公里。周宇馳說：現在有重要任務，你到門外等著，我派車接你。於新野用車把陳士印接到空軍學院的將軍樓，周宇馳給陳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周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吳法憲搞政變，我們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現在形勢很緊張，你送我們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裏去彙報。陳士印說：我很長時間沒有飛直-5了，沒有把握。周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擔風險。陳土印說：我再找一個技術好的飛行員。這事要向胡萍副參謀長報告。周宇馳說：現在他被困住了，沒有辦法同他聯繫。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對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陳士印說：我沒有帶圖囊。周宇馳說：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9月13日凌晨1時40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將一些箱子裝上汽車，拉著陳士印開向沙河機場。在停機坪卸下東西及於新野、李偉信兩人，周宇馳拉著陳士印去找人。陳士印首先去敲團長劉景祥家的門，因為周宇馳催促，沒有敲開，陳士印只好上樓去叫直-5中隊長陳修文。
3時15分，3685號直升機亮著紅色尾燈，向北起飛了。團參謀長李丕成等被砸門聲驚醒，說有人偷飛機……
起飛前於新野、周宇馳都想坐進駕駛艙，但由於駕駛艙只能坐三個人，於新野只好與李偉信坐在客艙。陳修文是正駕駛，坐左座，陳士印坐右座。陳修文按常規打開電台與調度室聯絡，被周宇馳制止：要保密，不許聯絡，並命令陳修文飛320度。陳士印立刻覺得不對，質疑說：不是說去山海關嗎？應該向東，怎麼飛西北？周宇馳肯定地說就這樣做。陳修文聽他們爭論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聽誰的？一秒鐘里飛機已飛出去好遠了。周宇馳雖然沒有說去烏蘭巴托，但他堅持向北飛，陳士印聯想到周宇馳問飛機能飛多遠，難道他是想叛逃？為了摸周宇馳的底細，陳士印說沒有航行資料。周宇馳說他有，從手提包里拿出一張200萬分之一的地圖，有一條紅線從北京到蘇聯伊爾庫茨克。駕駛艙里的三個人，誰也沒有講話。
怎麼辦？飛行中的任何大動作都可能使飛機墜落。陳士印和陳修文兩人配合，不斷與周宇馳鬥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趕緊將組合羅盤迅速旋轉了180度，往回飛了。但周宇馳發現異常，惡狠狠地說：飛機怎麼轉彎了？陳修文機智地說：遭遇攔截，需要作機動飛行。
凌晨4時50分，陳修文駕駛直升機到達官廳水庫上空。接著在3300米的高度，飛越八達嶺長城。周宇馳看見北京的燈光，摘下耳機，摔在一邊，大叫上當：「你們騙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們也別想活……你們要落地，我打死你們……」陳士印沒有看見周宇馳的手槍，但感覺他已經把手槍握在了手裏。
陳士印示意陳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馳阻止，命令飛北京西郊的釣魚台。陳士印說，那是空中禁區，地面有高射武器。這時直升機飛到沙河機場，陳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於周宇馳瘋狂阻止，直升機重新被拉起來，搖搖晃晃飛向西郊機場，也沒有落下去。
直升機飛向懷柔縣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備降場。周宇馳看見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沒有阻止飛行員的落地動作。降到80米時，陳修文向周宇馳撲去，周宇馳開了槍。飛機完全失控，突然仰頭，進入最危險的「尾沖」。陳士印試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兩次駕駛桿，都沒有將飛機改出來，第三次重複操縱，終於緩解了飛機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機最終還是尾部和右機輪先著了地，陳士印迅速關閉發動機及放火開關，好在沒有側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機。
於新野未待落穩，就從客艙中跳出，爬到前艙外面，將槍口緊貼窗口玻璃向陳士印開槍。陳士印憑感覺迅速躲了一下。於新野的子彈在陳士印的兩件飛行服中穿了四個洞，擊中周宇馳的手腕，鮮血濺到陳士印的臉上。周、於、李一起慌亂中逃向莊稼地，但很快被包圍。自知走投無路，三人商定自殺，周宇馳、於新野用槍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唯李偉信朝天開槍，得以苟活……
1980年審判「兩案」時，關押審查的陳士印被無罪釋放。現在，距離審判「兩案」已30年，曾任空軍34師副師長的中國直升機鼻祖王煥今說：實事求是地說，陳士印也是英雄。
陳士印從監獄出來後，回到瀋陽工作，曾任全國機床廠協會秘書長。
康廷梓現場目擊:「三叉戟」強行起飛
康廷梓是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第二副駕駛，時任空軍34師100團三大隊二中隊隊長。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號去北戴河時，康廷梓隨機組一起抵達山海關機場。9月13日凌晨，機組9人只有4人登機，康廷梓和另外4人沒有來得及上飛機。以下是他的回憶：
1971年9月13日零時30分左右，嘭、嘭、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驚醒，聽到門外有人急呼「首長到機場了，快起床」……我顧不得系鞋帶，也沒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衝出屋子。黑暗中，藉著微弱的燈光，我看到第一副駕駛陳聯柄和通信員陳松鶴已經跑在我的前面。我繼續向東跑，當視線從右前方能看到停機坪時，256號隨著一聲增大的發動機轟鳴，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機場的保障人員及已跑到停機坪的機組人員，不約而同地望著離去的飛機，緊張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正在此刻，我發現一隊人馬佔據了停機坪。一輛卡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戰士，在停機坪的中央停住。與此同時一輛吉普車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嘎一聲剎住，從車上動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開外的陸軍軍官。他看我上身穿著夏季飛行服，認定我是機組人員，就左手拉著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指點著遠處滑行的飛機，操著一口山東腔，非常著急地對我說：「你、你……快把飛機給攔住!」在當時的緊張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裏，怎麼能把飛機攔住？我趕緊追問誰在飛機上，“這架飛機不能起飛!把它攔住!”他答非所問。
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用手指著那輛車反過來「命令」那位軍官：“快！快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對正飛機，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
當那位軍官按我說的登上吉普車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東頭，機頭已經調轉過來對正了起飛方向。飛機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鐘之後，消失在機場西南方。和我一樣呆站在那裏的領航員，習慣地低頭看了一下手錶，當時的時間是9月13日零時32分。
……在調度員呼叫的同時，雷達標圖員頭戴耳機，在一張較大的地圖板上埋頭標著飛機的航跡。我和調度室主任不約而同地集中在標圖員的筆尖，看他筆尖一點一點地移動，紅顏色的筆在地圖上畫出一條弧形的軌跡……這條弧線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的244度，緩慢轉向正西，即270度。這時，我馬上想到可能是飛回北京了，因為從山海關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飛行。然而，飛機的航跡在270度的位置上並沒有穩住，而是繼續增大，直到約300度（中蒙邊境二連方向）中斷。
這條航跡與正常飛行的航跡相差甚大。正常情況下，飛機起飛後，飛行員果斷壓坡度轉彎，使飛機迅速進入預定的航向上……第一轉彎本應是折線，但卻形成了一個過程較長的弧線，究竟什麼原因？因為誰也不知道起飛後駕駛艙里發生的事情，所以這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可以做兩種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飛一段時間，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飛前只知道飛往廣州的航線，而不知道飛往外蒙……
1971年9月13日2時25分，256號三叉戟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墜毀。
（作者系文史學者）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