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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給葉群列舉一大串「仇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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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給葉群列舉一大串「仇人」名單

2019年02月28日 16:50

左起葉群、江青和林彪(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從到延安的第一天開始,江青一直沒有忘記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以前的熟人時不時在眼前晃動,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記過去。江青於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一方面偽造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比如,她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里的幾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張嘴改變過去的歷史,用一雙手消滅歷史的痕迹並影響將來的歷史。

影藝術家鄭君里。鄭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蘋的男儐相。除了唐納和藍蘋一對以外,還有兩對是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明潔小娟。而此時的鄭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黑線人物”。整整30年,真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世事變幻滄海桑田,唐納遠走海外,鄭君里與江青從朋友化作了敵人。張春橋和江青已成了一個戰壕里的親密戰友,要一起來對付鄭君里了。而張春橋已經是上海灘紅得發紫的頭面人物,對鄭君里這樣的對立面自然是橫眉冷對、傲然漠視。張春橋先是擺出一副嚴厲面孔教訓了鄭君里一頓,警告他在運動中站穩立場端正態度好好改造,早日回到革命群眾的隊伍中來。言談中,這位刀筆吏轉彎抹角地說到了江青同志鄭君里聽到這個名字,心裏冷得發抖,隨即直截了當地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他聲調里居然有商量的語氣,陰陰地透著一股殺氣,鄭君里當即答應了。

鄭君里誠惶誠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說:「請你處理吧。」

江青收到張春橋轉來的東西並不滿意,顯然還有什麼東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張春橋找鄭君里又談了兩次話。至於談了什麼,在妻子黃晨的追問下,鄭君里仍隻字未露,足見他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並且怕說出來會連累家人。此後,鄭君里整日精神恍惚,不言不語。有一天,他終於忍受不住內心煎熬的折磨,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江青對張春橋的辦事拖拉並不滿意,她要請葉群出面幫忙了。1966年10月4日,江青親自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林彪、葉群熱情相迎,兩個女人拉著手捨不得放下,一陣寒暄親熱之後,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語:「我們要談點女人間的事。」林彪訕訕地走開了,心裏嘀咕不知這個江青又要搞什麼名堂。

江青和葉群來到葉群的卧室開始了一次密談。

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

江青笑裏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

葉群做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

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

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心歡喜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嚴朴;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里的,請鄭君里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里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納取得聯繫,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其中另有隱情。1957年的春節,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遊仙》詞,即後來著名於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毛澤東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即寫信求助於鄭君里。鄭君里見信自知非同小可,找來幾個好朋友一起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此事決不能幹,為免日後招惹是非,當場把那封信燒掉了,鄭君里自然沒有“遵命”聯繫唐納。任憑張春橋左提醒右恐嚇,鄭君里萬般無奈怎能拿得出信件來,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獄之禍。

近三十年(從江青1937年到延安算起到1966年)時間,江青在中國政壇上被壓制而默默無聞,剛剛崛起怎甘心因幾封信而毀掉自己前程。鄭君里交來了不少信件、書報和照片,但卻沒有江青要找的東西,這怎能讓江青卧榻安睡親訪林府就是為此。江青密托葉群說:「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個電影導演鄭君裏手上,也可能在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人手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個辦法,給弄回來。」江青當然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內容,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葉群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林彪要坐上副統帥的位子還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騰蛟立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又晉見了葉群。葉群告訴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裏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裏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裏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葉群、江騰蛟為了保密,還分別給鄭君里等人編定了號碼,並規定:抄家的時候一律使用代號,抄得材料也用代號作標記。

大禍臨頭的鄭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剛找到的幾張照片,並直接寫信給江青:「我不記得還有你的信,也不記得你給我們或給趙丹和他夫人寫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動開始。上海空軍警衛排戰士化裝成紅衛兵,一些被挑選出來的空軍幹部子女也加入進去,兵分五路同時行動,直撲鄭君里、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五家。原先在名單上的周信芳、於伶被臨時勾去,躲過了一劫。周信芳的家,已被紅衛兵查抄多次,因有紅衛兵把守而放棄;於伶家住空軍招待所對面,又久病在家,因怕暴露「秘密」而擱置。江騰蛟為此專門請示了北京,被批准可不查抄周信芳、於伶兩家。

行動之前,江騰蛟下達了五條「軍紀」:一,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問就答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三,帶隊負責人暗帶手槍,但不准隨便開槍;四,軍用卡車牌照號碼換下來或用紙糊起來;五,對行動的隊員只說“空軍有一份設計藍圖或絕密文件失落到這些人家裏”,天亮前四時必須全部撤回。

江騰蛟坐鎮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彙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9日凌晨一時左右,十幾個戴著遮住大半個臉的大口罩心中有鬼想掩蓋什麼,衣服長短不一,鈕扣上下錯系顯然是臨時換裝所致,臂掛“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神神秘秘地進了武康大樓後,當即把門鎖上,由專人看押電梯司機,再控制住電話避免走漏消息又便於向江騰蛟彙報,其餘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樓,盡量小聲敲開門進入鄭君里家中。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並不像紅衛兵那樣窮凶極惡,動作和言語都很輕,生怕吵醒同一層的鄰居,聲稱只找重要文件。門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嚴絲合縫。搜查者的行動詭秘、迅速、熟練、仔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微之處都不放過,甚至連鄭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個遍。臨走時,他們露出了本來面目警告鄭君里:“不許把今晚的事情講出去,否則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找來的資料被編號後運到空軍招待所里,由江騰蛟指定的親信再進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單獨存放進一個包里。

天亮之後,上述五人所在的派出所和街道,紛紛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報警:一夥不明來歷的人,抄了一些人的家,他們半夜行動,鬼鬼祟祟,不知為何。上海有關方面接報後,馬上開始了追查,但沒有找到任何線索,還是參與其事的空軍幹部子弟向他們透了口風:是上海空軍乾的。得到這個信息之後,追查立即停止了,報告也同時傳到了被蒙在鼓裏的張春橋、姚文元那裏,當時張、姚正在南京。張、姚弄清是葉群在背後指使並與江青有聯繫後,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這時,江騰蛟已帶上所有的材料飛赴北京。一路上,江騰蛟仍然惴惴不安,憂心此次行動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滿意。

江騰蛟到達北京後,直接向吳法憲彙報。遵照葉群、吳法憲的囑咐,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進空軍保密室,不許任何人拆閱。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葉群拿走,第二天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江騰蛟說「上面非常滿意」。所謂“上面”自然是指江青,從中可知江青已看過葉群帶去的材料,顯然要找的信件或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中。至此,江騰蛟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因完成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任務有了邀功請賞的資本而暗喜。

話給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說空軍要把一包東西退回,要趙先收下,葉群自己馬上就回來。電話掛上不一會兒,空軍司令部黨委辦的人就把那包東西送到了。此前,江青、葉群和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一起在釣魚台江青處吃飯,討論如何處理收回來的材料,最後決定「一勞永逸」。葉群當即打電話給吳法憲,讓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灣。

葉群乘黑色「紅旗」轎車回到毛家灣時,一同來的有江青、謝富治。葉群把客人請進會客室,讓工作人員叫來趙根生,從他手裏拿到材料,並追問了一句:“沒有拆封吧”趙答:“沒有。”“那你就快到後院伙房把爐子捅開,這些材料要銷毀。”趙根生剛捅開爐子,江、葉、謝一夥就來到了伙房。此刻的江青顯得極其緊張,雙臂交叉在胸前,在離爐子十步左右處來回踱步,不時偏過臉來瞥一眼,臉上毫無表情。葉群同樣有些膽怯慌張,只有謝富治比較興奮,不知他的鎮定是來自男人的本性,還是來自公安部長的權力。謝富治親自打開那包東西,和葉群一起將材料投進爐火。升騰的火焰映紅了幾個人的臉,江青帶著欣賞的姿態看著葉、謝仔仔細細一片一片地把文件或照片扔進火里,兩人的手微微地有些顫抖。在場的人都沉默著,除了火苗的竄動和紙張的斷裂聲,沒有任何聲音;直到一件件罪證全部化作灰燼,江、謝才離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死的材料雖然化作了一縷青煙,但活著的人還有嘴巴,他們的嘴巴必須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里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

江青和葉群的這次合作,使許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最後倒霉的反而是她們自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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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七屆二中全會決策中的警省意識

毛勝

1949年3月26日出版的《群眾日報》刊登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消息。(資料圖片)

當歷史的腳步走到1949年春天,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觸手可及。在這個重大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科學分析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制定了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的各項方針政策。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就防範化解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中的重大風險、應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以及肅清國民黨殘餘力量、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等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我們黨走好革命新征程指明了前進方向。

  「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越是取得勝利的時候,越要增強憂患意識,防範重大風險。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毛澤東有感於黨的苦難輝煌史,常說“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不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準備最壞的設想,爭取最好的前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召開的七大上,他就以超前的思維,提醒中國共產黨人要“準備吃虧”,一口氣列出17條困難。他還發表了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號召全黨同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憂患意識,讓全黨對國內國際形勢有了清醒認識,對國民黨即將發起的內戰有了充分思想準備。

僅僅過了不到4年,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就要垮台,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同4年前一樣,毛澤東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就防範化解軍事、政治、經濟、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作出分析,為中國共產黨人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重新上了深刻一課。他指出,奪取革命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但要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首先,必須防範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負隅頑抗,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但剩餘勢力還分佈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儘管部分國民黨軍隊有和平方式解決的可能,但軍事鬥爭是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毛澤東要求,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戰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更何況,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還要求我們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等鬥爭。

其次,必須防範不拿槍的敵人,打好沒有硝煙的戰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全黨同志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他鄭重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

此外,必須防範可能會出現的重大風險,「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毛澤東強調了黨的自身建設問題,指出革命勝利後,“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都可能生長起來。必須提高警惕,預防“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面前敗下陣來。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越是闖關奪隘的階段,越要保持鬥爭精神,提高風險化解能力。

儘管我們黨在軍事上取得巨大勝利,但有不少人對共產黨領導國家建設的能力表示懷疑,甚至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對此,七屆二中全會根據工作條件和工作對象的深刻變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方向。為了建設一個新世界,就要保持鬥爭精神,學會建設本領。

第一,提高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本領。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明確了解決國民黨殘餘軍隊的三種方式:用戰鬥去消滅敵軍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編國民黨軍隊的“北平方式”,暫時原封不動以便日後改編的“綏遠方式”。因此,既要當好“戰鬥隊”,不斷提高軍事鬥爭能力,又要當好“工作隊”,學會和平鬥爭的本領。隨著形勢的變化,還要把人民解放軍看成培養幹部的學校,準備把野戰軍全部轉化為工作隊。而且,在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中,“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同時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與此相仿,必須學會同帝國主義作外交鬥爭,要按照平等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必須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對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決不給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第二,提高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的本領。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七屆二中全會著力破解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強調全黨同志要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中心任務是恢複發展生產,包括國營企業的生產、私營企業的生產、手工業生產。要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繫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努力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中國共產黨詳細分析了當時中國的經濟成分,以及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包括: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使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對於占現代工業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要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是積極地引導他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提高群眾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本領。「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著名論斷。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領導城市鬥爭同樣要分清敵我,必須批判糊塗思想,比如:“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塗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因此,既要提高群眾工作的本領,緊緊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也要提高統戰工作的本領,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黨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及他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越是形勢變化的關頭,越要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風險考驗。

打鐵的人更需是鐵打的人。我們黨勇於直面各種風險挑戰,更勇於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斷以自我革命精神鍛造和錘鍊自己,確保黨永葆生機活力。七屆二中全會根據國內外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就加強黨的建設、改進黨的領導提出明確要求,為戰勝風險挑戰提供了根本保證。

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革命勝利後,作為各地區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能否掌握和運用科學的工作方法,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關鍵。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從十二個方面梳理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歸結起來主要講了三個方面:要堅持民主集中制,處理好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的關係,充分發揚民主,善於團結同志,加強集體領導;要學會統籌兼顧,能夠抓緊中心工作,又能夠圍繞中心工作同時開展其他工作;要抓好落實,開好會議,牢牢記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這十二條方法,是對黨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的系統總結,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員幹部在新形勢下戰勝新挑戰、完成新任務提供了重要法寶。

二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越是重大歷史關頭,越要重視和抓緊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我們黨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一條成功經驗。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指出要加強黨員幹部的理論學習,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並推薦《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等十二本必讀著作,強調:“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三是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同志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並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作為應對良方。根據他的建議,全會提出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六條措施: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離開西柏坡前,毛澤東又再三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他形象地將之比喻為“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考出好成績。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從各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因此,我們黨“亂雲飛渡仍從容”,取得了一系列新勝利。在軍事鬥爭中,解放軍與國民黨殘餘部隊打了很多硬仗,接著又進行了抗美援朝和剿匪作戰、鎮壓反革命等艱苦鬥爭;在經濟鬥爭中,通過“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等,穩定了市場秩序,迅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讚揚和擁護;在黨內反腐敗鬥爭中,清除了劉青山、張子善等墮落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的腐蝕,保證了隊伍的純潔。

70年風雨磨礪,70年巋然如山。中國共產黨人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在“趕考”路上交出了一份份優異答卷。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也更清醒認識到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七屆二中全會,為我們始終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時刻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樹立了光輝旗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

(毛勝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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