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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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也即舊曆丁丑年正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總是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裏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洒脫。這一次沒有誰說什麼，可是“狼”真的來了。
不能正常呼吸，住進三O一醫院
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呢。”吳蔚然說，“到後來，越來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發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上喝一杯茶，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里——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里。這裏有一個辦公桌，但他不喜歡坐在那裏，通常是坐在一個單人沙發上批閱文件或者翻看報紙。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他喜歡散步，對他來說，那是鍛煉，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說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貶、離群索居在南昌郊區那個小院子時養成的習慣，那條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來的。現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這麼一條小路。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貼身工作人員王士斌精心丈量過這個院子，說它長50米，寬40米，繞院子一圈是188米。王還說，“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是他在那條小路上邊散步邊思考出來的”。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鎔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划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有時候昏昏沉沉，有時候異常清醒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對北方人來說，這意味著吉祥和豐年。可是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面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裏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裏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直到五年以後，黃還能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準確不準確，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
「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裏守著，一呼即來。
留下囑託：留下角膜，骨灰撒入大海
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只能藉助機器來呼吸。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佈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麼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託」：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現在，她心裏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只是非到別人說出來，她是不願意讓這種可怕的想法在腦子裡面成形的。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一刻是21：08。當晚京城晴空萬里，皓月當空。
宣武門大街上的新華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準備好的訃告。一陣混亂之後，大家終於想起該做什麼，於是立即中斷正常的新聞，把那份訃告播發出去。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員在電台和電視上哀聲宣告，一遍又一遍，幾百個城市裏面，哀樂一刻不停。香港的38個地鐵站，哀樂持續了十分鐘。一列火車正從香港九龍出發駛往廣州，忽然汽笛長鳴。在北京，三○一醫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們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靈車將從這裏走過，就在那裏等著。「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歲的老人一邊抹淚一邊說，“毛主席讓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都功比天高。”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佈，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飛機孤寂地盤旋，機艙里滿是鮮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著已經化作灰燼的偉人。他的親屬、生前好友、黨的高級官員守護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面，只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
（本文摘自《變化》 凌志軍 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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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葉群、江青和林彪（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從到延安的第一天開始，江青一直沒有忘記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以前的熟人時不時在眼前晃動，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記過去。江青於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一方面偽造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比如，她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里的幾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張嘴改變過去的歷史，用一雙手消滅歷史的痕迹並影響將來的歷史。
影藝術家鄭君里。鄭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蘋的男儐相。除了唐納和藍蘋一對以外，還有兩對是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明潔小娟。而此時的鄭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黑線人物”。整整30年，真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世事變幻滄海桑田，唐納遠走海外，鄭君里與江青從朋友化作了敵人。張春橋和江青已成了一個戰壕里的親密戰友，要一起來對付鄭君里了。而張春橋已經是上海灘紅得發紫的頭面人物，對鄭君里這樣的對立面自然是橫眉冷對、傲然漠視。張春橋先是擺出一副嚴厲面孔教訓了鄭君里一頓，警告他在運動中站穩立場端正態度好好改造，早日回到革命群眾的隊伍中來。言談中，這位刀筆吏轉彎抹角地說到了江青同志鄭君里聽到這個名字，心裏冷得發抖，隨即直截了當地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他聲調里居然有商量的語氣，陰陰地透著一股殺氣，鄭君里當即答應了。
鄭君里誠惶誠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說：「請你處理吧。」
江青收到張春橋轉來的東西並不滿意，顯然還有什麼東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張春橋找鄭君里又談了兩次話。至於談了什麼，在妻子黃晨的追問下，鄭君里仍隻字未露，足見他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並且怕說出來會連累家人。此後，鄭君里整日精神恍惚，不言不語。有一天，他終於忍受不住內心煎熬的折磨，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江青對張春橋的辦事拖拉並不滿意，她要請葉群出面幫忙了。1966年10月4日，江青親自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林彪、葉群熱情相迎，兩個女人拉著手捨不得放下，一陣寒暄親熱之後，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語：「我們要談點女人間的事。」林彪訕訕地走開了，心裏嘀咕不知這個江青又要搞什麼名堂。
江青和葉群來到葉群的卧室開始了一次密談。
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
江青笑裏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
葉群做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
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
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心歡喜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嚴朴；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里的，請鄭君里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里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納取得聯繫，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其中另有隱情。1957年的春節，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遊仙》詞，即後來著名於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毛澤東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即寫信求助於鄭君里。鄭君里見信自知非同小可，找來幾個好朋友一起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此事決不能幹，為免日後招惹是非，當場把那封信燒掉了，鄭君里自然沒有“遵命”聯繫唐納。任憑張春橋左提醒右恐嚇，鄭君里萬般無奈怎能拿得出信件來，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獄之禍。
近三十年(從江青1937年到延安算起到1966年)時間，江青在中國政壇上被壓制而默默無聞，剛剛崛起怎甘心因幾封信而毀掉自己前程。鄭君里交來了不少信件、書報和照片，但卻沒有江青要找的東西，這怎能讓江青卧榻安睡親訪林府就是為此。江青密托葉群說：「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個電影導演鄭君裏手上，也可能在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人手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個辦法，給弄回來。」江青當然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內容，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葉群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林彪要坐上副統帥的位子還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騰蛟立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又晉見了葉群。葉群告訴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裏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裏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裏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葉群、江騰蛟為了保密，還分別給鄭君里等人編定了號碼，並規定：抄家的時候一律使用代號，抄得材料也用代號作標記。
大禍臨頭的鄭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剛找到的幾張照片，並直接寫信給江青：「我不記得還有你的信，也不記得你給我們或給趙丹和他夫人寫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動開始。上海空軍警衛排戰士化裝成紅衛兵，一些被挑選出來的空軍幹部子女也加入進去，兵分五路同時行動，直撲鄭君里、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五家。原先在名單上的周信芳、於伶被臨時勾去，躲過了一劫。周信芳的家，已被紅衛兵查抄多次，因有紅衛兵把守而放棄；於伶家住空軍招待所對面，又久病在家，因怕暴露「秘密」而擱置。江騰蛟為此專門請示了北京，被批准可不查抄周信芳、於伶兩家。
行動之前，江騰蛟下達了五條「軍紀」：一，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問就答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三，帶隊負責人暗帶手槍，但不准隨便開槍；四，軍用卡車牌照號碼換下來或用紙糊起來；五，對行動的隊員只說“空軍有一份設計藍圖或絕密文件失落到這些人家裏”，天亮前四時必須全部撤回。
江騰蛟坐鎮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彙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9日凌晨一時左右，十幾個戴著遮住大半個臉的大口罩心中有鬼想掩蓋什麼，衣服長短不一，鈕扣上下錯系顯然是臨時換裝所致，臂掛“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神神秘秘地進了武康大樓後，當即把門鎖上，由專人看押電梯司機，再控制住電話避免走漏消息又便於向江騰蛟彙報，其餘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樓，盡量小聲敲開門進入鄭君里家中。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並不像紅衛兵那樣窮凶極惡，動作和言語都很輕，生怕吵醒同一層的鄰居，聲稱只找重要文件。門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嚴絲合縫。搜查者的行動詭秘、迅速、熟練、仔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微之處都不放過，甚至連鄭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個遍。臨走時，他們露出了本來面目警告鄭君里：“不許把今晚的事情講出去，否則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找來的資料被編號後運到空軍招待所里，由江騰蛟指定的親信再進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單獨存放進一個包里。
天亮之後，上述五人所在的派出所和街道，紛紛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報警：一夥不明來歷的人，抄了一些人的家，他們半夜行動，鬼鬼祟祟，不知為何。上海有關方面接報後，馬上開始了追查，但沒有找到任何線索，還是參與其事的空軍幹部子弟向他們透了口風：是上海空軍乾的。得到這個信息之後，追查立即停止了，報告也同時傳到了被蒙在鼓裏的張春橋、姚文元那裏，當時張、姚正在南京。張、姚弄清是葉群在背後指使並與江青有聯繫後，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這時，江騰蛟已帶上所有的材料飛赴北京。一路上，江騰蛟仍然惴惴不安，憂心此次行動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滿意。
江騰蛟到達北京後，直接向吳法憲彙報。遵照葉群、吳法憲的囑咐，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進空軍保密室，不許任何人拆閱。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葉群拿走，第二天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江騰蛟說「上面非常滿意」。所謂“上面”自然是指江青，從中可知江青已看過葉群帶去的材料，顯然要找的信件或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中。至此，江騰蛟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因完成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任務有了邀功請賞的資本而暗喜。
話給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說空軍要把一包東西退回，要趙先收下，葉群自己馬上就回來。電話掛上不一會兒，空軍司令部黨委辦的人就把那包東西送到了。此前，江青、葉群和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一起在釣魚台江青處吃飯，討論如何處理收回來的材料，最後決定「一勞永逸」。葉群當即打電話給吳法憲，讓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灣。
葉群乘黑色「紅旗」轎車回到毛家灣時，一同來的有江青、謝富治。葉群把客人請進會客室，讓工作人員叫來趙根生，從他手裏拿到材料，並追問了一句：“沒有拆封吧”趙答：“沒有。”“那你就快到後院伙房把爐子捅開，這些材料要銷毀。”趙根生剛捅開爐子，江、葉、謝一夥就來到了伙房。此刻的江青顯得極其緊張，雙臂交叉在胸前，在離爐子十步左右處來回踱步，不時偏過臉來瞥一眼，臉上毫無表情。葉群同樣有些膽怯慌張，只有謝富治比較興奮，不知他的鎮定是來自男人的本性，還是來自公安部長的權力。謝富治親自打開那包東西，和葉群一起將材料投進爐火。升騰的火焰映紅了幾個人的臉，江青帶著欣賞的姿態看著葉、謝仔仔細細一片一片地把文件或照片扔進火里，兩人的手微微地有些顫抖。在場的人都沉默著，除了火苗的竄動和紙張的斷裂聲，沒有任何聲音；直到一件件罪證全部化作灰燼，江、謝才離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死的材料雖然化作了一縷青煙，但活著的人還有嘴巴，他們的嘴巴必須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里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
江青和葉群的這次合作，使許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最後倒霉的反而是她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