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張學良（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文史博覽》2012年第3期
人們提及馬君武，多半因為他直率勇武的個性以及那首讓張學良終生惱恨的詩——《哀瀋陽》。
在民國，馬君武的身份實在有點尷尬。說他是大學校長、教育家，名頭卻大不過蔡元培。說他是國民黨元老，人們記住了吳稚暉卻想不起他。其實馬君武早於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27年，馬君武回到家鄉，受廣西省政府委託，創辦了廣西大學，並先後三次出任廣西大學校長。1940年，年近花甲的馬君武給廣西大學留下「勤懇朴誠」的四字校訓後，累死在大學校長的任上。
由於辦學有成，「始終致力於改造中國的封建教育體制、極力推廣現代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 時人將這位廣西大學校長與北大校長蔡元培並列，一時有“北蔡南馬”之譽，周恩來更是稱其為“一代宗師”。
可是，歷史好像專開馬君武的玩笑，這位民國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時、驚動後世的，更多的還是那首題為《哀瀋陽》的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這是馬君武1931年11月20日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上的兩首「感時近作」詩中的一首。其時，日本關東軍已經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由於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堅決奉行不抵抗主義，以致日本輕而易舉便侵佔了遼、吉兩省，黑龍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這首《哀瀋陽》一經發表，惱恨張學良三年前通電易幟不願賣國的日本人聞風而動，在報上大肆攻訐張學良糜爛荒唐的私生活，以敗壞張的名聲。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等人也樂見由張一人來頂東北失土之責。如此這般，一首極為尋常的詩，終於弄出了巨大的動靜，以致舉國盡知，流傳百年。打那之後，在國人的眼中，張學良便是一個性喜風流、為色禍國的花花公子，頭上結結實實戴上了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詩，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響!馬君武大感意外，也頗為自得，竟自詡此詩堪稱是民國版的《圓圓曲》。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張學良因久吸鴉片，弄壞身子，正住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事變爆發當夜，張臨時出院陪著英國駐華大使夫婦，坐在一個包廂里觀賞梅派京戲《宇宙鋒》。按理說國難當頭，陪人看戲也是不合時宜，但當晚演出係為遼西水災籌款，張學良出席應景自有道理。況有外國使節在側，兼有外事活動性質，更是張學良這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軍政長官的職份所在。由此足見當時張學良根本沒有時間與詩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繹風流。
況且歷史也證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與張學良終生未謀一面。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後才為拍電影《自由之花》抵達北平。稍有嫌疑的是朱五與趙四兩人，但據張學良自己晚年口述，跟朱五小姐他連一句玩笑都未開過。至於趙四，兩人早在1926年便相識了，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二人相處日久，即便親密廝守，也不應再作香艷故事來看。
論及馬張二人之間的私怨，歷史上好像確有其事。據張學良當年秘書惠德安回憶，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馬君武曾擔任過北平私立民國大學校長，由於辦學基金甚少，必須另外籌措經費維持。因張學良此前就有創辦東北大學和捐助大筆款項支持張伯苓先生主辦南開大學的故事在，馬君武便親自登門拜訪張學良，請其出錢助學，不料竟遭拒見。
儘管馬君武后來放軟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頭顱」，在張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張學良出來見他，但張學良最終還是以“現今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先生所需經費，實在愛莫能助”為借口，當場回絕了馬君武。
至於素來好交朋友、出手闊綽的張學良當時為何拒見馬君武，惠德安說那是因為當時張的身體不好，加之東北局勢緊張。言外之意，張無心搭理閑人。
但以馬君武一貫的行事風格，若非傾心教育，讓他低頭求人幾乎沒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辦學他求人。因此，他對張學良因惱生怨。
晚年的張學良對唐德剛（歷史學家，著有《張學良口述歷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這首詩：
——「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跟她(朱五)開過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張學良如有賣國的行為，你們就是將我的頭顱割下，我也是情願的。」
看來在張心裏，這首詩不僅傷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終生背負賣國的惡名。
文/ 葉觀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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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劉伯承（資料圖）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兩人之間其實存在鮮為人知的歷史誤會,但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而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歧見。
第四次反「圍剿」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當時劉伯承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指揮紅軍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於集結部隊，又便於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里沖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佔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餘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築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彭德懷並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如今看到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果斷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因「百團大戰」而起的糾葛
全面抗戰爆發後，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起「百團大戰」，一舉殲敵4.3萬餘人，拔除敵偽據點千餘個，期間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7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就是過早地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麼異議。然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卻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