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劉伯承（資料圖）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兩人之間其實存在鮮為人知的歷史誤會,但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而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歧見。
第四次反「圍剿」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當時劉伯承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指揮紅軍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於集結部隊，又便於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里沖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佔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餘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築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彭德懷並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如今看到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果斷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因「百團大戰」而起的糾葛
全面抗戰爆發後，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起「百團大戰」，一舉殲敵4.3萬餘人，拔除敵偽據點千餘個，期間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7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就是過早地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麼異議。然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卻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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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七屆二中全會決策中的警省意識
毛勝
1949年3月26日出版的《群眾日報》刊登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消息。（資料圖片）
當歷史的腳步走到1949年春天，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觸手可及。在這個重大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科學分析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制定了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的各項方針政策。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就防範化解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中的重大風險、應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以及肅清國民黨殘餘力量、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等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我們黨走好革命新征程指明了前進方向。
「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越是取得勝利的時候，越要增強憂患意識，防範重大風險。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毛澤東有感於黨的苦難輝煌史，常說“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不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準備最壞的設想，爭取最好的前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召開的七大上，他就以超前的思維，提醒中國共產黨人要“準備吃虧”，一口氣列出17條困難。他還發表了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號召全黨同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憂患意識，讓全黨對國內國際形勢有了清醒認識，對國民黨即將發起的內戰有了充分思想準備。
僅僅過了不到4年，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就要垮台，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同4年前一樣，毛澤東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就防範化解軍事、政治、經濟、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作出分析，為中國共產黨人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重新上了深刻一課。他指出，奪取革命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但要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首先，必須防範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負隅頑抗，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但剩餘勢力還分佈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儘管部分國民黨軍隊有和平方式解決的可能，但軍事鬥爭是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毛澤東要求，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戰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更何況，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還要求我們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等鬥爭。
其次，必須防範不拿槍的敵人，打好沒有硝煙的戰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全黨同志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他鄭重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
此外，必須防範可能會出現的重大風險，「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毛澤東強調了黨的自身建設問題，指出革命勝利後，“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都可能生長起來。必須提高警惕，預防“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面前敗下陣來。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越是闖關奪隘的階段，越要保持鬥爭精神，提高風險化解能力。
儘管我們黨在軍事上取得巨大勝利，但有不少人對共產黨領導國家建設的能力表示懷疑，甚至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對此，七屆二中全會根據工作條件和工作對象的深刻變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方向。為了建設一個新世界，就要保持鬥爭精神，學會建設本領。
第一，提高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本領。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明確了解決國民黨殘餘軍隊的三種方式：用戰鬥去消滅敵軍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編國民黨軍隊的“北平方式”，暫時原封不動以便日後改編的“綏遠方式”。因此，既要當好“戰鬥隊”，不斷提高軍事鬥爭能力，又要當好“工作隊”，學會和平鬥爭的本領。隨著形勢的變化，還要把人民解放軍看成培養幹部的學校，準備把野戰軍全部轉化為工作隊。而且，在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中，“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同時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與此相仿，必須學會同帝國主義作外交鬥爭，要按照平等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必須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對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決不給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第二，提高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的本領。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七屆二中全會著力破解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強調全黨同志要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中心任務是恢複發展生產，包括國營企業的生產、私營企業的生產、手工業生產。要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繫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努力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中國共產黨詳細分析了當時中國的經濟成分，以及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包括：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使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對於占現代工業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要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是積極地引導他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提高群眾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本領。「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著名論斷。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領導城市鬥爭同樣要分清敵我，必須批判糊塗思想，比如：“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塗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因此，既要提高群眾工作的本領，緊緊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也要提高統戰工作的本領，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黨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及他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越是形勢變化的關頭，越要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風險考驗。
打鐵的人更需是鐵打的人。我們黨勇於直面各種風險挑戰，更勇於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斷以自我革命精神鍛造和錘鍊自己，確保黨永葆生機活力。七屆二中全會根據國內外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就加強黨的建設、改進黨的領導提出明確要求，為戰勝風險挑戰提供了根本保證。
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革命勝利後，作為各地區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能否掌握和運用科學的工作方法，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關鍵。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從十二個方面梳理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歸結起來主要講了三個方面：要堅持民主集中制，處理好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的關係，充分發揚民主，善於團結同志，加強集體領導；要學會統籌兼顧，能夠抓緊中心工作，又能夠圍繞中心工作同時開展其他工作；要抓好落實，開好會議，牢牢記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這十二條方法，是對黨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的系統總結，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員幹部在新形勢下戰勝新挑戰、完成新任務提供了重要法寶。
二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越是重大歷史關頭，越要重視和抓緊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我們黨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一條成功經驗。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指出要加強黨員幹部的理論學習，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並推薦《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等十二本必讀著作，強調：“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三是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同志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並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作為應對良方。根據他的建議，全會提出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六條措施：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離開西柏坡前，毛澤東又再三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他形象地將之比喻為“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考出好成績。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從各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因此，我們黨“亂雲飛渡仍從容”，取得了一系列新勝利。在軍事鬥爭中，解放軍與國民黨殘餘部隊打了很多硬仗，接著又進行了抗美援朝和剿匪作戰、鎮壓反革命等艱苦鬥爭；在經濟鬥爭中，通過“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等，穩定了市場秩序，迅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讚揚和擁護；在黨內反腐敗鬥爭中，清除了劉青山、張子善等墮落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的腐蝕，保證了隊伍的純潔。
70年風雨磨礪，70年巋然如山。中國共產黨人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在“趕考”路上交出了一份份優異答卷。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也更清醒認識到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七屆二中全會，為我們始終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時刻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樹立了光輝旗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
（毛勝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