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劉伯承（資料圖）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兩人之間其實存在鮮為人知的歷史誤會,但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而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歧見。
第四次反「圍剿」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當時劉伯承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指揮紅軍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於集結部隊，又便於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里沖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佔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餘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築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彭德懷並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如今看到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果斷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因「百團大戰」而起的糾葛
全面抗戰爆發後，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起「百團大戰」，一舉殲敵4.3萬餘人，拔除敵偽據點千餘個，期間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7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就是過早地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麼異議。然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卻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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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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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也即舊曆丁丑年正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總是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裏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洒脫。這一次沒有誰說什麼，可是“狼”真的來了。
不能正常呼吸，住進三O一醫院
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呢。”吳蔚然說，“到後來，越來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發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上喝一杯茶，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里——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里。這裏有一個辦公桌，但他不喜歡坐在那裏，通常是坐在一個單人沙發上批閱文件或者翻看報紙。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他喜歡散步，對他來說，那是鍛煉，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說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貶、離群索居在南昌郊區那個小院子時養成的習慣，那條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來的。現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這麼一條小路。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貼身工作人員王士斌精心丈量過這個院子，說它長50米，寬40米，繞院子一圈是188米。王還說，“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是他在那條小路上邊散步邊思考出來的”。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鎔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划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有時候昏昏沉沉，有時候異常清醒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對北方人來說，這意味著吉祥和豐年。可是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面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裏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裏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直到五年以後，黃還能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準確不準確，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
「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裏守著，一呼即來。
留下囑託：留下角膜，骨灰撒入大海
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只能藉助機器來呼吸。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佈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麼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託」：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現在，她心裏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只是非到別人說出來，她是不願意讓這種可怕的想法在腦子裡面成形的。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一刻是21：08。當晚京城晴空萬里，皓月當空。
宣武門大街上的新華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準備好的訃告。一陣混亂之後，大家終於想起該做什麼，於是立即中斷正常的新聞，把那份訃告播發出去。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員在電台和電視上哀聲宣告，一遍又一遍，幾百個城市裏面，哀樂一刻不停。香港的38個地鐵站，哀樂持續了十分鐘。一列火車正從香港九龍出發駛往廣州，忽然汽笛長鳴。在北京，三○一醫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們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靈車將從這裏走過，就在那裏等著。「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歲的老人一邊抹淚一邊說，“毛主席讓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都功比天高。”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佈，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飛機孤寂地盤旋，機艙里滿是鮮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著已經化作灰燼的偉人。他的親屬、生前好友、黨的高級官員守護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面，只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
（本文摘自《變化》 凌志軍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