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華國鋒等人在毛澤東葬禮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1978轉折》，葉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聯合出版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志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麼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毛澤東臨終“拉著”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後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面，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麼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麼？
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隨後，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裏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
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麼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志：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麼一段話：
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透露了耿飈的親身經歷——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乾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後──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219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認為，必須「快打慢」。
於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採取了斷然措施……
耿飈在回憶錄中也這麼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這麼寫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
不過，也正因為兩報一刊社論中的這句話，泄露了「最大機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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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習仲勛的案子得到了徹底平反。這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頂著「兩個凡是」的壓力，冒著一定風險直接翻案的一個「鐵案」。
習仲勛，陝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在西北地區從事學生運動、農民運動，並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1930年後，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是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的親密戰友、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經過長徵到達陝甘地區以後，幸虧有劉志丹領導開創的陝甘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才有了落腳點和新的出發點。1936年後，習仲勛任中共關中分區地委書記、軍分區政治委員。1942年7月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校長。1943年後，任綏德地委書記、綏（德）米（脂）警備區政治委員。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會後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書記、第三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兼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大西北地區黨、政、軍日常工作。1952年9月奉調北京，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秘書長。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年，由於受到所謂「反黨小說《劉志丹》事件」的牽連，被誣陷為「習仲勛反黨集團」，經過三年審查後，被貶到河南任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十年內亂」中多次遭到批鬥，被關押監護，九死一生。「十年內亂」後期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被流放在洛陽的習仲勛看到了平反冤案的希望。11月15日，習仲勛致信中央領導人，熱烈慶賀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決心養好身體，更好地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緊緊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無條件地聽從黨中央的指揮，把餘生全部貢獻給黨，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最後，他署名為「一個仍未恢復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黨員習仲勛」。習仲勛通過這封信，表達了渴望「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心愿。這也說明，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成為極為迫切的任務。習仲勛和許多老同志一樣，盼望著撥亂反正的早日到來。此時，習仲勛身在洛陽，心向北京，密切關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急切地盼望著十幾年來的沉冤能夠儘快洗雪。但是，由於華國鋒繼續「左」的錯誤，使撥亂反正步履維艱、徘徊不前。按照「兩個凡是」，「習仲勛反黨集團案」是毛澤東批准的。因此，「習仲勛反黨集團」根本不可能翻案。
1977年8月24日，習仲勛給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並黨中央寫信，熱烈祝賀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勝利召開，表示聽從中央的安排，希望為黨做些工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這時，習仲勛的夫人齊心看到一些受過迫害的老幹部紛紛恢復工作，更加為習仲勛的問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決而心急如焚。她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備嘗艱辛。隨後，齊心找到剛剛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和葉劍英副主席。
當習仲勛夫人齊心到中央組織部找胡耀邦申訴習仲勛的冤案時，當即受到接見。胡耀邦專門聽取了齊心的意見。然後，胡耀邦十分關切地詢問了習仲勛在洛陽的生活和身體狀況，對習仲勛在1962年蒙冤以後遭受到各種磨難深表同情，當即表示說，凡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平反昭雪，不論誰說的，誰定的。習仲勛同志的案子當然也不例外。他還說，現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的時候，但也是容易出錯的時候，既要大膽果斷，也要謙虛謹慎、遵守黨規黨法，才能把事情辦好。胡耀邦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方面對習仲勛的革命歷史作了充分肯定。葉劍英也表示，堅決支持習仲勛出來工作。
齊心迅速把與葉劍英和胡耀邦的談話情況告訴了習仲勛。習仲勛當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時機來到了，長期籠罩在心頭的陰霾一掃而光，在久經磨難以後，終於迎來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
話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書記負責，速將在河南洛陽的習仲勛接回省委、護送進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組織部和保衛處有關人員於當天晚上趕赴洛陽。
1978年2月22日，習仲勛乘坐火車離開古都洛陽，到達河南省省會鄭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書記及其他同志的熱烈歡迎。習仲勛情不自禁地與這位省委書記緊緊擁抱，激動地說：「這是我16年來第一次和人擁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黨的懷抱。」這位省委書記當即安排：習仲勛白天在中州賓館休息，晚上坐火車回北京。習仲勛說：「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議你能帶我坐車到鄭州大街小巷轉一轉，而後我們倆人好好談談，我和外界完全隔斷聯繫多年了，要到人民群眾當中去，呼吸新鮮空氣。」而後，習仲勛遊覽了剛剛結束「十年內亂」，開始恢復生機的鄭州市區、百貨公司，來到紀念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二七殉難烈士的二七紀念塔。他拾級而上，在塔頂上舉目遠眺，綠城鄭州的景色盡收眼底。習仲勛心潮起伏，感慨萬千，他說：“二七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烈士，沒有烈士，哪有今天的新中國啊！”當參觀鄭州市勞動公園時，習仲勛深情地說：這裏是碧沙崗，勞動公園是馮玉祥將軍為西北軍陣亡將士修的，裏面也掩埋著不少進步人士，也有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共產黨員，他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回到中州賓館，習仲勛談起「十年內亂」時期有一段時間被關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間小房子，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的情況。轉圈開始從一數到一萬，然後再退著走，從一萬數到一。他說：“我為了要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我對共產黨是充滿信心的，我認為黨中央對我總會有個正確結論的。”習仲勛準備為黨為人民繼續工作而表現出的鋼鐵般的意志和決心，令人感動。當天晚上，習仲勛登上北上列車，翌日抵達北京，被特邀出席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在歷經劫難，苦苦等待了十幾年以後，他終於重新回到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列席了這次會議。
習仲勛與葉劍英是老同志、老戰友、老朋友、老相識。對葉劍英淵博的知識、卓越的能力、超人的才能、深邃的智慧，非常敬佩。對葉劍英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工作中的勤奮嚴謹，為人的謙虛寬厚，生活的節儉樸實，一直十分仰慕。在此期間，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代表中央親切會見了習仲勛。習仲勛回憶說：當時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異常繁忙，還抽空接見了我。他見我身體很好，非常高興，緊緊握著我的手，鼓勵我要向前看，以後多為黨做工作。他那寬廣的胸懷、恢弘的氣度，對同志的親切、謙和、真摯和深情厚誼，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一個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在離開中國政治舞台16年以後，能夠見到德高望重的葉劍英，習仲勛激動萬分。
葉劍英對於安排飽經滄桑的習仲勛的工作早有打算。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務、軍務繁忙，無暇兼顧廣東工作。廣東地處中國南方，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內亂」使得廣東問題極為複雜，大量冤假錯案亟待平反。因此，葉劍英決心派習仲勛這位擔任過西北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老資格”坐鎮廣東，主持廣東省工作。
葉劍英與華國鋒、鄧小平等人商定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派習仲勛到廣東。習仲勛聽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關於中央派自己到廣東「把守南大門」（胡耀邦原話）的消息，深感責任重大。到廣東赴任之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接見了習仲勛，對其到廣東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反覆強調做好廣東工作的重大意義。習仲勛向中央表態時，謙遜地提出希望繼續保留韋國清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自請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以後回憶此事說，“我已有16年沒有工作了，一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別是小平、劍英同志都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干。”鄧小平、葉劍英的高度信任和熱情鼓勵，使他深為感動、深受鼓舞，決心不辱使命，做好廣東工作。
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回憶說：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我代表省委參加這次會議。當時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都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韋國清對我說：「等一會兒開完會後還有一個小會，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同志有事找我們談一談。」會後，我和韋國清來到人民大會堂的一個休息室，胡耀邦已經來了。胡耀邦說：“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這次是葉（劍英）帥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當時省委第一書記還是韋國清，他準備回廣州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第四次黨代會，習仲勛的職務也要在會議上通過。隨後，習仲勛相繼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主持廣東黨政軍工作期間，為廣東省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著，九州出版社)
本文摘自：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