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誰來掌權：毛澤東之逝引發中國「政治地震」

王洪文主持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資料圖）

1976年9月11日，解放軍代表瞻仰毛主席遺容（資料圖）

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各地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西安。中共陝西省委。省委書記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中辦」）的長途電話，當即親自作了記錄。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點多。

中辦：米思（士）奇電話：

中央領導同志指示：

主席喪期發生重大問題及時報告。有重要問題不好解決及時請示。

找米士奇同志聯繫。

不光是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接到了這樣的電話，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米土奇電話。

米士奇何許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到電話，覺得蹊蹺。用當時的話來說，湖南是「毛澤東生活過的地方，華國鋒工作過的地方」，畢竟與眾不同。張平化當即給華國鋒掛了電話。

「什麼？重大問題要找米士奇聯繫？我不知道呀!」華國鋒感到吃驚。他告訴張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裏的工作人員！”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國各地打那樣的電話，顯然是為了搶班奪權。

筆者在1990年7月15日訪問了米士奇。據米士奇告訴筆者，在毛澤東主席病重期間，是由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四人輪流值班的。其中華國鋒、張春橋一班，王洪文、汪東興一班，二十四小時一班。

話── 一部紅機、一部黑機（不是曾經傳說的「十七部電話機」），往全國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打電話。內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為廖祖康關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據米士奇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56年毛澤東與陳毅、蘇加諾在北京（資料圖）

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閣休息室的一部紅機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二十七個電話。”

原來，米士奇電話里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們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輩。他不是高幹子弟，也向來沒有跟中南海沾邊。非常偶然的機會，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國的政治神經中樞。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發生了所謂「竊聽器事件」。其實，那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認為毛澤東主席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很重要，提議裝個錄音機錄下來，以便整理、保存。那時的錄音機很大，顯眼地放在會議桌上，壓根兒不是什麼“竊聽器”。有一回開會，毛澤東看見負責會議事務工作的劉吉順在擺弄錄音機，就問：“這是什麼東西？”劉答：“先進設備，給首長講話時錄音用的。”毛澤東說：“我叫安的時候安，我不叫安的時候不要安。”

這件事就一飛而逝，直至「文革」風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繹成安裝“竊聽器”，變成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一大“罪狀”。

自從毛澤東說了「我叫安的時候安」那句話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意識到毛澤東不大喜歡錄音。為了能夠完整地記錄毛澤東等首長的講話，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加強速記工作。

於是，著手物色八名速記員。從哪裏物色呢？從北京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八名「根正苗紅」的學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從北京二中畢業，正準備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選中了！

米士奇確實是「根正苗紅」的學生。他被查過“三代”——爺爺是工人，父親是中農，本人是學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農村，沒有很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學六年，他六年當選三好學生，五年當選優秀團員，兩度當選北京市優秀學生。

像米士奇這樣「根正苗紅」的應屆畢業高中生，最初選了八人，後來篩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這四人被送去學速記，不久調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為中央的會議當速記。米士奇還負責整理過毛澤東講話的錄音帶——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錄音，大約二三百盒錄音帶。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為中共預備黨員。他是四名速記員中第一個入黨的。此後，他一直在中辦工作。

1974年，他擔任中辦秘書處文件組副組長時，2月1日被調往王洪文辦公室臨時協助工作。這樣，他成了「王辦」的工作人員。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關係。正因為這樣，在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刻，雖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進駐」紫光閣，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寫了揭發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發的文件上，稱他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為“老米”。當我來到他家，他和妻子張素花（當年在釣魚台工作）笑談往事，頗為感慨。

身為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不知此事。他問另一位副主席葉劍英，葉劍英也不知此事。於是，華國鋒馬上要秘書以中央名義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發出通知，發生重大的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王洪文不得不縮回已經伸出來的手。

毛主席追悼大會上（資料圖）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親信發動了寫“效忠信”的運動，各種各樣的“效忠信”飛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說出了「四人幫」不便啟唇說出的一些話：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手裏？

我懇切的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

這位自稱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對於「四人幫」的批判。江青卻把這些信當成了“民意”。

「基地」與「四人幫」保持步調一致。王秀珍和陳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還會有。到底是我們掌權，還是他們掌權，現在還不清楚。中央鬥爭很複雜。……”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1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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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合影（資料圖）

1971年9月13日，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波已經開始串通。

林彪反對中美緩和。當然，他沒有直接這樣做，而是通過支持另一種傾向予以表示。

中美關係能否緩和，關鍵在於越南問題能否解決。尼克遜擔任總統之後，採用各種戰爭手段都無法在越南取勝，開始試圖從這個沒膝的泥潭中拔出腳來。他需要一個契機。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意識到，通過談判可以給美國一個台階下，促使美軍早日撤出越南，勝利可以提前到來。因此，他為越南領導人提的建議是：多採取一些主力軍作戰，消滅美軍的有生力量，在尼克遜的背上擊一猛掌，推動他痛下撤軍的決心。

毛澤東在一次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武元甲時建議，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甌半島地區發展一些主力軍。「從打小勝仗到打較大的勝仗，再到打大的勝仗。」他說，“單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動，我看也不行。”

林彪則不同。寫過《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他，在與越南領導人幾次會談中，設計了一個戰略方針，簡言之，就是一個字———「熬」。用游擊戰和美國人拖下去，既不進行正面主力作戰，也不談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經集中多時研究過游擊戰的毛澤東，並不認為游擊戰是萬能的，它不是解決戰爭的最後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對越南領導人批判林彪說：“我們過去黨內意見也不統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勸你們把美國抓住不放，一個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擊戰，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勸你們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敗敵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麼舒服的呀！不是這樣，你們談判桌上得不了這樣的結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澤東最後一次和林彪見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率領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在人民大會堂118室與他們舉行了會談。林彪未穿軍裝，神色獃滯，一言不發。幾個月來，他對廬山會議上被毛批判的錯誤一直頑固地拒絕檢查。

毛澤東和齊奧塞斯庫談到中國的教育時，緩緩地說：「有些人口裏說是聽話的，但心裏是埋怨的。這就要時間，慢慢來。」他的目光划過林彪的臉，林彪好像沒有聽見，仍不言語。

毛澤東提高嗓門說：「赫魯曉夫叫做‘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說，把赫魯曉夫請到北京大學講學，講他那‘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柯西金不幹，他說不好啊！」

除了外賓，在座的誰都知道，「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馬列主義，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發明”，是他作為毛的接班人的資本。毛澤東把它與赫魯曉夫聯繫起來，不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嚴重。

林彪當然知道毛澤東「放風」的習慣，其後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沒等接見結束，林彪就離開了118房間，他獨自一人坐到門外大廳西北角的一張椅子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警衛員都在遠處略感奇怪地望著林彪。他本來就身材瘦小，再一收縮，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澤東身邊的座位空著。毛澤東不動聲色，依然談笑風生。直到會見結束，毛澤東和羅馬尼亞貴賓離開了118房間，林彪仍然獨自一人坐在門外大廳里。

他在想什麼，誰也不知道。此後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澤東開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秋風再起的時節，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異處，毛澤東則生了一場大病，精神為之大衰。

1972年7月，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時又說到林彪：「誰也沒有趕他，誰也沒有料到他會跑，坐一架飛機就上天了。他反對我們跟美國接近，跟你們西方接近。」

蔣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淚縱橫。蔣介石之所以悲愴淚涌，並非留戀自己與林彪的師生之誼，而是另有隱衷———正當林彪在「文革」中出盡風頭，大紅大紫時，偏居台灣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一次中常會議上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相信林彪這個人會忠於毛澤東。”會後，蔣介石的秘書陶希聖（陶系黃岡人，與林彪是小同鄉）問及此事，蔣說：“你查一查1945年的檔案就知道了。”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慶，面見蔣介石，為毛澤東主席與蔣的談判打前站。林彪見了蔣，顯得畢恭畢敬，口口聲聲地稱“校長”。蔣說：“你們共產黨還讓這樣稱呼嗎？”林彪謹慎地答道：“我儘管在共產黨內，將來校長一定曉得我能為國家做什麼事。”當著蔣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長談，他表示有一些“意見”想通過蔣的心腹詳談，然後轉達給蔣。蔣即傳喚軍統局副局長鄭介民（也是黃埔生），當著鄭的面說：“林彪同學有些事情要與你充分交換意見。”鄭介民即與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作了幾個小時的長談。隨後，鄭介民向蔣遞交了一份很長的報告。60年代陶希聖查閱過這份鄭介民所寫的長報告，至今仍保存在台灣陽明書屋。

60年代蔣介石斷言林彪不會忠於毛澤東，是基於抗戰時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諱，而且蔣手裏頭也確實掌握了一份有關林彪所述意見的長篇報告。林彪死後，蔣介石很難過，幾次對秘書陶希聖提起：「可惜當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這條內線。」

此後，國際上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蔣介石身體也一天不似一天，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陸」實在是遙不可及了。

視上露臉。

在最近這五天，機場關閉了，所有的軍用飛機、民用飛機都沒有起飛。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發生了大事，軍隊已進入「一級戰備」。最為明顯的是，一年一度的國慶遊行被宣佈取消了。

基辛格也十分擔心。從報告的材料揣測，中國國內發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隨時將這些情況報告尼克遜。

「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尼克遜的心直往下沉。為了與中國打開關係，苦心策划了兩年，難道又要出意外？總統深知一個國家的政策往往會隨著領導人的更迭發生變化，對“鐵幕”後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尼克遜情緒受到影響，那幾天常常無故動怒。

9月21日，美國駐巴黎武官沃爾特斯將軍與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作了接觸，安排總統訪華及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聯繫工作還在進行。這件事才使尼克遜、基辛格不安的情緒有所緩和。據沃爾特斯將軍報告，黃鎮的態度照樣很爽快，這表明安排總統訪華的事沒有中斷。

9月23日，尼克遜對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稱，他並不認為，中國突然發生的政治動蕩會影響他去大陸旅行的計劃。

再經過巴黎秘密渠道的磋商，到10月初，中國方面答覆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佈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日程。尼克遜和基辛格這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蔣委員長」其實在1968年就注意到尼克遜的“轉向”。1967年10月美國季刊《外交事務》上的文章，尼克遜在文中暗示，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孤立地位的時候不久將來到。

視講話中透露，他已經派遣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國同周恩來會談。他還說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的官方邀請。

蔣介石在台北得知了這一消息，他感到惱火和沮喪。他指示駐華盛頓「大使」沈劍虹向美國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他只能這樣做了。

本來已難以視事的蔣介石几乎被擊垮了。他手裏拿著一份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問沈劍虹看過沒有。沈答看過，蔣又問尼克遜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聽完，蔣介石神色凝重:「今後，我們必須比從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

蔣介石的身體每況愈下，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顧蔣介石吃午飯，沒有想到他吃到一半，東西全都吐出來了。副官將他抱起，放到卧榻上時，蔣介石突然昏厥過去。醫生們只好在中興賓館成立一個急救站，動員「榮總」的醫生、護士搶救。

翁副官立刻湊近蔣介石的嘴邊，細細聽著他猶如囈語的每一個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

1975年4月5日那天，台北的天氣特別悶熱，晚上8點55分，蔣介石的心臟一點反應都沒有。於是立刻向宋美齡和蔣經國報告這個最新消息。

這也是最後的消息———等蔣經國從七海官邸火速趕來時，蔣介石早已歸西，沒有給蔣經國留下任何遺言。

蔣介石死了，他的時代結束了。

（本文摘自《國共往事風雲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