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周恩來陳永貴在天安門（資料圖）
上個世紀60年代，陳永貴帶領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創造了令人驚嘆的大寨精神。之後，他從虎頭山走進中南海，從一個農民到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卻堅持在地里勞動，不拿國家工資……他的人生是一個時代的象徵。最近，現在在最高人民法院任法官的陳永貴孫女陳春梅，提筆撰寫了有關她的爺爺的鮮為人知的經歷和細節。
進入高層視野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災八難」年，特大洪水、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加上洪災前的一段乾旱，春播時的澇災，大寨被蹂躪得泥濘不堪，面目全非，慘不忍睹。但大寨人憑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靠著打滿補丁的雙肩和長滿老繭的鐵手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大災之年，大寨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了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當年年底，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社員們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全部搬進石窯新房。
大寨人戰勝天災的事迹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學大寨的高潮。陳永貴在省農業勞模大會上介紹了大寨的經驗。這一次。他不僅向人們介紹了大寨人戰天鬥地的過程，更向與會人員展示了他絕佳的口才。他的講話在全省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們聽了情緒激昂，紛紛傳誦。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講話後，馬上跑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辦公室說：「陶書記，我今天發現了一個人才！」陶書記問：「是誰？」「陳永貴！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後非常動情地說：「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複雜的環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毛澤東說：「永貴好！」
1964年12月，陳永貴到北京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會議剛結束，他隨著大家一起走出會場，忽然聽到周恩來在背後喊他：「永貴同志，請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來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周恩來告訴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請來。」
到了休息室，毛澤東緊緊地握住陳永貴的手說：「永貴好啊！」席間，毛澤東見陳永貴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第二天，首都各大報紙都以顯著版面登載了毛澤東和陳永貴親切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陳永貴被請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拉著他的手問候道：「永貴好！永貴好！」在那個年代，這句問候成了領袖的最高指示。各大報紙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貴好！永貴好」，一些報紙把它套紅印在了報眉上。
當國務院副總理
隨著人們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的官職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從大寨黨支部書記，到同時兼任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
1975年1月，陳永貴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後回到醫院，通知他馬上去一趟。周恩來一見陳永貴，開口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麼樣？」陳永貴聽後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周恩來態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就在這次會議上，陳永貴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陳永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他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
（轉摘自《黨建文匯》2013.2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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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與第三任妻子林樂怡（資料圖）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們的愛情萌芽於1947年的杭州，那時他在《東南日報》工作，因主編幽默副刊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杜家父親在上海行醫，母親喜歡清靜，用八根金條在杭州買了所庭院大宅，平時與女兒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則跟著父親在上海上學，假期才來杭州。
一天，他編的《咪咪博士答客問》欄目有這樣一個問題：「買鴨子時需要什麼特徵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頸部堅挺結實表示鮮活，羽毛豐盛濃厚，必定肥瘦均勻。”少年杜冶秋不以為然，寫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說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說鴨子的羽毛一定要濃密才好吃，那麼請問：南京板鴨一根毛都沒有，怎麼竟那麼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閣下所言甚是，想來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孩子，頗想能得見一面，親談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歡迎光臨。”
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邂逅了十七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門，送去幾張戲票，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孔雀膽》。之後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他卻成了杜家常客，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
1948年3月，《大公報》要派他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樂意，寫信到杭州，徵求杜冶芬的意見，她的答覆是短期可以，時間長了不肯，所以報館高層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兩次杭州。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飛機。臨別前交代他一句話：「我們每人每天做禱告一次，不要忘了說，但願你早日回到上海。」
據說，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許君遠是證婚人。
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報》、《新晚報》時的老同事、上司羅孚記得，他們那時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遠就是杜老誌道和杜老志舞廳，所以有人就開玩笑給這位杜姑娘起了個外號，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編劇本，這個筆名的來歷，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說明。杜冶秋說，“林”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個“木”字，雙“木”成“林”，而“歡”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生活幸福的寫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他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生活過得不愉快。最後她獨自回了大陸，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羅孚說她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麼，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報》的其他同事說，「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粵語，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離開查良鏞。」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金庸依然眼含淚光地說：“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自認是個感情重於理性的人，他對記者說：「我是離過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很愛我，我很愛她。但事後離了婚，你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說不後悔。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後變故，大家沒辦法知道。」
他們沒有子女。杜冶秋回憶：「有些報紙說查、杜分離是因為查欲求職‘外交官’遭妻子反對，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實際上是無稽之談。」他認為：“後來離婚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愛尚且存在不足’”。
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聞記者出身，美麗能幹，懂英語，比他年輕11歲。他們相戀時，他還在《大公報》。當時的同事高學逵的小孩子高潔還是個小學生，一次報館同仁郊遊沙田「麗園」，目睹這位“查叔叔”帶了一位文靜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橋畔，相依相偎。我們還是頭一次見識什麼叫熱戀呢。”
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後，也正是《明報》草創之際，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那確實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相濡以沫的歷史。《明報月刊》初創時期，他全力以赴，日夜忙個不停，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給他送飯。
1968年的《明報》編輯會議記錄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時稱“查社長夫婦”，有時“查社長、查太”。《華人夜報》創刊，她擔任社長，之後還是《明報晚報》的採訪主任。
1976年1月《明報月刊》十周年，金庸寫下《「明月」十年共此時》，回憶「明月」初創，“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裏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筆下充滿溫情。此時，《明報》已穩居香港大報地位，《明報》王國頗具規模，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走向離婚。朱玫很能幹，對工作很認真，甚至有點固執，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於是出現了婚外情。
當時《明報》的社址，是設在北角英皇道。金庸在報館做得累了，就常去附近的一間餐廳飲杯咖啡，提一提神，鬆弛一下筋骨。這間餐廳就在北角麗池附近，金庸每日都會「到此一游」，是餐廳的熟客兼老主顧。
一日，金庸又去這間餐廳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輕貌美的女侍應趨前，問他是不是金庸，他說是，大家就閑聊了數句。結賬時，金庸額外給這位女侍應十元小費。這位女侍受寵若驚，因為當時物價，十元是一個不小數目，女侍應立即截住金庸，要將十元還給他。
女侍應說，金庸是文人，靠寫稿為生，賺錢是相當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費，她一定不會要。金庸聽罷，滿心歡喜，因為想不到這位女侍應年紀輕輕，卻說出這番話來。之後他們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這十元小費，影響力這麼驚人，不但締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緣、另一段婚姻，亦改變了金庸與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據聞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其後更在跑馬地共築「愛巢」。
朱玫最初還蒙在鼓裏，後來卻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發現丈夫有外遇。金庸習慣每晚返《明報》寫社評，但有段時間卻甚少出現報館。只是叫一位後生，將他寫好的稿送去《明報》編輯部。
朱玫發現此事，就追問這位後生去哪裏取稿。後生見無法隱瞞，便和盤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馬地取稿。於是朱玫叫這名後生帶她去跑馬地，終於發現了這個「秘密」。
林樂怡最喜歡《白馬嘯西風》，「因為她覺得很傷感」
有傳說指是金庸主動提出離婚，但朱玫也提出兩大離婚條件，才肯答應跟金庸離婚：一是金庸付一筆錢作為補償；二是該女侍應要去扎輸卵管，才可與金庸結婚。
朱玫要這位女侍應扎輸卵管，是為她的孩子著想。因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數名子女，若女侍應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會被忽視，所以金庸與女侍應，一定不能有孩子。
據說金庸答應了這兩個條件，之後便與朱玫正式離婚。
老同事羅孚說，「朱玫協助他創業，盡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幹，幫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就不是很清楚。」“他與朱玫離婚，得不到好朋友們的諒解。”
朱玫在孤獨和凄涼中度過後半生，有時會到英國去住，據說那裏有她的親戚。1995年前後有人看見她在港島銅鑼灣的街邊賣手袋。有人告訴金庸，他表示不至於。他說，「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幫助她，她拒絕，她不願意見我。我叫兒子去照顧她，她也不願意見到，她情願獨立。」
1998年11月8日，她因肺癆菌擴散病故於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享年六十三歲，身後還有相當多的財產留給了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證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兒女，竟然是醫院的員工。晚境之凄涼令人唏噓，與金庸晚年的風光更是構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金庸臉帶愧色地說：「我對不起朱玫……」他對央視主持人白岩松說過：“我作為丈夫並不很成功，因為我離過婚，跟我離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裏感覺對不起她，她現在過世了，我很難過。”
能與億萬富豪金庸白頭偕老的女子叫林樂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比金庸小二十多歲。他們倆是在扎角麗池一間酒店裏擦出愛的火花的。
在《明報》女編輯歐陽碧的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沒有老闆太太那種驕橫和頤指氣使。有一次她到七樓的老闆辦公室，阿May也在，兩人正在談論去英國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這時阿May竟跟她說：「我說去倫敦應該去看看朱玫，他不願意。人家其實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麼想的。」口氣中帶著一些埋怨。現任妻子不滿丈夫不去看前妻，這樣的事她還是第一次見識。她認為這隻能說明阿May性格爽朗，毫無心機。
記者問及金庸和現任太太林樂怡「怎樣維繫良好的夫妻關係」，他坦言：“也沒什麼。平時她什麼都很遷就我，到她發脾氣時，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關係不算特別成功，又不算很失敗，和普通夫妻一樣啦。”他說林樂怡最喜歡他的作品《白馬嘯西風》，“因為她覺得很傷感。女人感情都比較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