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本文力求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為依據，梳理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對毛澤東晚年的探索與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以對我們現在的工作特別是確保實現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有所啟示。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這可能是一個難以講清的大題目。因此，探討這一問題，一是需要用一定的篇幅，二是有時也須引用一些必要的文獻，三是筆者只能從自己所接觸到的有限材料進行梳理和認識。
一、「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概念的提出
「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這一概念，主要反映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但同時也包括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保持黨和軍隊、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之所以只提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而沒有把軍隊單列出來，是因為廣義上的政權概念，已經包括了軍隊。至於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學準確，當然還可以探討，但這一戰略思想是客觀存在的，並且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軍隊的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決議》在“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部分中明確指出“建國前夕和建國以後，鑒於我們黨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黨，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這個表述實質就是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
梳理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也應遵照《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本文提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這一概念，就是根據《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進行的提煉，是經過多次推敲確立的。其中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這一提法源自《決議》。《決議》中說：“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鄧小平說：“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這一提法的依據來自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在會見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的談話。鄧小平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鄧小平這一論述十分重要，這就堅定地劃清了與蘇共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全盤否定斯大林進而逐漸脫離、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界限。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從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這也就是說，這一嚴重錯誤是在探索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中的失誤，同時也可以說是在探索“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過程中的失誤。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經過多次曲折，最終實現的第一次成功的結合。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澤東帶領我們黨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但也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失誤，但這個失誤畢竟是探索中的失誤。因此，本文提出“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這一概念，是符合《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的。其中的“實事求是”是指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體運用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評價「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這兩個詞並不是同義語的重複。
什麼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決議》明確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 可以說，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就是我們黨《決議》中所說的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我們黨是如何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呢？《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十分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說，有此定性，我們黨才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才有此後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澤東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澤東對華國鋒等四位守護在自己身邊的政治局委員交代後事時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把對自己一生的評價簡化為「兩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兩件事」中的第一件，從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來講，完全可以“定論”。至於「兩件事」中的第二件，絕大部分同志依然擁護和維護《決議》精神；但毋庸諱言，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看法，甚至展開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會延續不少年月，甚至也可以說，直到階級的完全消亡。
《決議》在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時還指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決議》的作出，距今已整整30年。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有著種種評說。這些年來，國際國內的實踐充分說明，當年鄧小平和我們黨的《決議》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動機的評價是完全正確。此後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與黨中央和鄧小平當年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試想，若是當年我們黨像赫魯曉夫評價斯大林一樣對待毛澤東，很難想像今日之中國，會是什麼局面。實踐也已經證明，那些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所謂“個人權力之爭”甚至“個人品質問題”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據筆者所知，當年有此誤解的同志中，現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轉變了自己的看法。
維護《決議》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準確、正確的評價，要反對兩種傾向，這就是《決議》中指出的：「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 上述兩種態度，都不是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重溫鄧小平上述講話，梳理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對毛澤東晚年的探索與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把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這一科學論斷與「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嚴格區別開來；把毛澤東晚年探索和思考當中的正確成分與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嚴格區別開來，從而牢牢記取「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教訓，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進一步科學、全面、準確貫徹落實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進一步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本文摘自《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相關思考——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一文，內容有刪節。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