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

博客文章

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

2019年03月14日 17:57 最後更新:03月15日 04:10

1968年毛澤東和葉劍英(資料圖)

1969年12月,因「戰備疏散」到了湖南的葉劍英,向前來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樣原因到了江西的鄧小平的生活狀況,並說:“中國可以沒有我葉劍英,不可以沒有小平同志。”20世紀70年代末,面對“非毛化”浪潮,葉劍英多次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黑暗裏徘徊,還在上海的租界裏開會。”這些都是葉劍英發自肺腑的真心話。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也不能沒有鄧小平,正如一首歌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進新時代》中所唱的那樣:“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然而,真的「中國可以沒有葉劍英」嗎?沒有葉劍英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相信讀者在了解了晚年葉劍英之後自然就會明白,中國同樣不可以沒有葉劍英。

  「文革」期間 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說:「葉劍英,父親解放前與他共事並不算多,但在解放後,特別‘文化大革命’以後,兩人可真是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文化大革命」中期,鄧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復生”即通常所說的“二落二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毛澤東對鄧小平採取了與劉少奇不同的處理辦法。1968年10月31日,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還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葉劍英對毛澤東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識到,把劉、鄧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葉劍英也明白,毛澤東樹立林彪為接班人,公開場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趨緊隨其後,但在私下裏,毛澤東卻從未與林彪「親密無間」;明知道林彪不容鄧小平,而毛澤東卻偏偏保留鄧小平。把劉、鄧拆開,難道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的大?看來也許在那個時候,在林彪最“紅”的時候,毛澤東就想到或者已經在準備著些什麼。

葉劍英儘管在總體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儘管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步伐,卻仍然因為對林彪、江青極左勢力的抵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關於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後,他拿著全國軍分區以上軍事單位受到衝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地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地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你們到底想幹什麼?”結果,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遭受圍攻批鬥和打擊迫害。雖然葉劍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實際依然處於“靠邊站”的狀態。

  林彪叛逃之後 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葉劍英結束長達300天的「戰備疏散」生活,從長沙飛回北京,8月下旬上廬山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林彪、陳伯達等人搞突然襲擊,拋出所謂“稱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搶班奪權。毛澤東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葉劍英在毛澤東處領命後,以周恩來特別顧問的身份,率領工作組到福建、廣東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為批陳整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如驚弓之鳥般的林彪一夥駕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隨後,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

葉劍英受命於危難之際,深感責任重大。在考慮如何加強中央軍委的領導、整頓軍隊、肅清林彪的流毒和影響、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的時候,他想到了已經被「打倒」六七年、此刻還遠在江西的鄧小平。據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李德生回憶:“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葉帥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當時,軍隊建設受到嚴重破壞,亟待整頓,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這些工作時,又必須同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投鼠忌器’,鬥爭形勢複雜艱巨。我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總政治部主任,負責承辦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具體事宜,這時我同葉帥有了密切接觸……葉帥曾向我談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儘快讓小平同志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並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經多次對我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治政治軍離不開他們。”葉劍英不顧打倒鄧小平的文章、口號依然充斥報紙和街頭的情況,多次向毛澤東建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他開始進行審視和反思,並在一些場合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為一些人恢複名譽和工作。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當著葉劍英的面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談話時又表示:現已證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中央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是逐級傳達的。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鄧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樣很遲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聽中央文件傳達後的第三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鄧小平在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中央文件傳達後,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信並寫下如下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和《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澤東已經在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

葉劍英元帥與夫人危拱之(資料圖)

1973年鄧小平復出後,葉劍英主抓軍隊整頓

1973年,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毛澤東一方面繼續堅持「左」的路線,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工作。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不太滿意,又離不開他,因為他覺得周恩來的一些想法與他相距甚遠,但整個黨政軍和全國大局全靠周恩來支撐著。偏偏這個時候,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症。運動要搞,國家的日常工作也總得有人來維繫,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讓鄧小平儘快復出的決定。

1973年2月,鄧小平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葉劍英特別高興,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紹軍隊的情況,徵求他對軍委擴大會議籌備工作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3月1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與九大相比,十大的組織路線沒有多大變化,更多的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中央委員會。讓人慶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其中就有鄧小平。在隨後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被選為副主席。會後,葉劍英向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2月,鄧小平參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工作。從以下一段毛澤東的談話中可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散會後,除毛澤東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主持繼續開會,落實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一致同意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和參加政治局工作,作為政治局委員將來提到十屆二中全會追認,並補為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

話,並讓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一項重要決定。10月20日,毛澤東通過陪同外賓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向中央轉達他的建議:「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他的意見辦。」11月6日,毛澤東見到陪同外賓來長沙的李先念,當李先念講到“小平同志問題解決了,沒有問題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時,毛澤東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與鄧小平談話中還說:“你當總參謀長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

1975年驚心動魄的整頓,被今天的史學家稱為「歷史轉折的前奏」,是黨內健康力量同佔據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團展開特殊鬥爭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住院的情況下,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個主政,一個主軍,密切配合,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貢獻。

葉劍英繼續大力抓軍隊的整頓。1月26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鑒於1971年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有所變化,為了加強對軍隊和戰備工作的具體領導,建議以西沙戰後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為基礎,擴大組成軍委常委會,並對軍委組成人員提出了具體意見。葉劍英的信得到毛澤東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有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等11人為常務委員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這次軍委領導成員的變動,對於軍委和全國局勢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軍隊的整頓對1975年全面整頓來說至為關鍵。自從2月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建議,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使得一些將帥重新走上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以後,葉劍英就在他主持的軍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把醞釀已久的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經毛澤東同意,軍委擴大會議於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常委,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軍事科學院和軍委直屬軍事院校的負責人共70多人。會議由葉劍英主持,集中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7月14日,鄧小平在會上就軍隊整頓和「消腫」問題,做了重要講話。15日,葉劍英做了會議總結講話。

形勢陡然逆轉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葉劍英的總結講話,首先分析了美蘇爭霸的國際形勢,重申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強調整頓軍隊、加強戰備的重要性。然後重點講了部隊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幹部問題。葉劍英最後談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問題。他在發言中,還揭露了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搞亂軍隊的惡劣行徑。他提醒大家: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麼做!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

軍委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於7月25日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和葉劍英在會上的講話轉發全黨學習。葉劍英抓緊時機,趁熱打鐵,對軍隊各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組織調整。經黨中央、毛澤東批准,組成了以葉劍英、聶榮臻、粟裕、陳錫聯等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從8月至年底,對軍隊25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逐個地進行調整配備。他直接了解各單位領導班子主要成員的情況,特別注重了解他們在同林彪集團鬥爭中的表現和對「四人幫」的態度。政治上不強的幹部,堅決不予重用。對於一些犯了錯誤而又能改正的人,本著黨的幹部政策也予適當地安排工作。在調整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同時,葉劍英還著手對駐北京市及其附近戰略要地的部隊進行整頓和調動。總之,通過1975年軍隊整頓,調整配備了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使槍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手裏,在決定民族、國家和黨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無法插手軍隊,最終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頓,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做好了物質和精神準備,這就是歷史做出的結論。

1975年,善於抓住機遇的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幾次講話精神歸納為「三項指示為綱」,並以此為旗號,將全面整頓引向高潮,使全國各項工作出現了轉機。直到1975年9月,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的全面整頓,還是持支持的態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後主政的人選之一。9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毛澤東用手指著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只有他算一個壯丁。

不幸的是,形勢在很短時間裡陡然逆轉,而逆轉的直接緣由是兩件引起毛澤東重視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遼寧省的情況時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毛遠新的話刺激了毛澤東,因為他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而反對的人不少,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原則問題。第二件事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分別寫於8月和10月,都是由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看第一封信後沒表示什麼;看了第二封信後感到很不滿。他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對李先念等人說:“他們信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1月2日,毛澤東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對毛遠新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顯然,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發生。不過,毛澤東這時對鄧小平的批評還不是要打倒他,而是為了統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他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鄧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為由,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毛澤東十分失望。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文革」以後,鄧小平與葉帥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視屏幕上的最後一次露面。此後,一場更大規模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

與此同時,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著由誰來接替中國總理的職務。本來,早已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理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當時的情況已沒有這個可能了。如果按副總理的排序,下一個是張春橋。江青集團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作為最終決策者的毛澤東也在鄭重地考慮這件事。在險象環生的關鍵時刻,重病中的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也正如葉劍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會全交給他們」,毛澤東最終沒有把總理的職位交給江青集團。1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彙報時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吧,他自以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黨通報共和國元帥生病,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來得非常突然。不過,葉劍英早有思想準備,拒絕醫生要他去外地休養的建議,繼續留在北京。他早已將個人的榮辱、職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擔心的只是國家和軍隊的命運。2月16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下達文件,批轉中央軍委2月6日關於停止執行1975年7月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繼續批鄧的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會議臨結束時,他說:“我已經老了,聽力不太好。你們說的一句也聽不清。”4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江青集團自發的群眾性運動遭到鎮壓,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唐山大地震導致死24萬、傷無數的特大災難。8月18日,毛澤東圈閱了一生中最後一份文件《關於唐山丰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9月8日下午,毛澤東一生最後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處於彌留狀態的毛澤東。毛澤東還沒有完全喪失神志,報告來人姓名時他還明白。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毛澤東忽然睜大眼睛,並動了動手臂,彷彿想說話。只顧傷心、淚眼模糊的葉劍英一時沒有覺察,緩步走向房門。這時,毛澤東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葉回來。當葉劍英回到床前時,毛澤東用一隻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著他,嘴唇微微張合,似乎有話要說,但已經說不出話來了。9月9日凌晨,毛澤東去世。毛澤東臨終召喚葉劍英,到底想說什麼話?儘管人們可以有多種猜測,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證明葉劍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澤東握別葉劍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後的歷史表明,一個從毛澤東時代向鄧小平時代的過渡時期開始了,而葉劍英在這個過渡中依然扮演著歷史的主角。

關於1976年秋天那段驚心動魄的中國高層兵不血刃的政治歷史,尤其是華國鋒、葉劍英等粉碎江青集團的傳奇故事,已有眾多的文字記載,而且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越來越凸現葉劍英作為這段歷史的主角的決定性作用。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最後商定以「智取」的方式處置江青集團,具體方案是,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為題召開中央常委會,吸收姚文元參加,會上即對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三人採取行動,江青另行處置。行動時間定於10月6日。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為了提高警惕,避開王洪文的監視,行動之前,葉劍英隨時變換住處,讓「四人幫」摸不著他的行蹤。同時,他還對軍隊作了相應的部署。

10月6日,這一天到來了。會議定在晚8時開,葉劍英和華國鋒二人提前一小時到達懷仁堂,做具體部署工作的汪東興已帶著警衛人員在大廳守候。

此後,僅僅在一個小時之內, 從1966年5月起,橫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團,就被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不費一槍一彈,乾淨利落地徹底解決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員接到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寓所開會的通知。葉劍英請華國鋒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兩人一邊吃著臨時準備的簡單夜餐,一邊商議著即將在會議上討論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選在內的重要議程。葉劍英說,主席生前已經有交代,你應當擔此重任。華國鋒謙虛地說,我提議,還是由葉帥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堅定地說,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們提交會議討論決定吧。晚上10時,葉劍英、華國鋒手挽著手,面帶笑容地與到會的政治局成員見面。華國鋒主持會議,葉劍英報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會議直到第二天早上5時才結束。會場一片沸騰,葉劍英的報告不時被一陣陣的掌聲所打斷。會議決定,為通報粉碎「四人幫」一事,從10月7日起全國範圍內由上而下地召開“打招呼”會議。

 葉劍英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

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團的消息通報給已經被打倒半年的親密戰友鄧小平。從毛澤東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團被粉碎前夕這一特殊時段中,鄧小平的憂心而無助的主客觀境況如他的女兒毛毛所回憶的那樣:「我們在寬街的這一家人,由於基本上處於半封閉狀態,消息相當閉塞。在中央進行粉碎‘四人幫’的籌劃和行動時,我們的心中還在為‘四人幫’越加明顯的奪權企圖而憂心忡忡。如果‘四人幫’真的攫取了政權,那將是中國歷史上的彌天大禍。到那個時候,父親和我們這一家人的命運自不必說,整個中國將不知道會有多少人頭落地。父親挨‘批判’時,我們沒有這樣擔憂過。‘天安門事件’後父親被再次打倒,我們也沒有這樣擔憂過。而在毛澤東逝世後,眼見得局勢陷入新的危難,我們心中的憂慮便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復一日不斷增加。父親更加沉默。從不語之中,看得出他那蘊藏在心中的萬千思慮。毛澤東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現了巨大的裂口,鬥爭只會愈演愈烈。禍兮福兮,心中全然無數。面對黨和國家可能面臨的最壞的局勢,作為一個被‘打倒’的人,父親沒有行動自由,完全無能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靜等事態的發展。」毛毛還回憶鄧小平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的一個細節:“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10月10日,父親“致信汪東興並轉華國鋒和中央,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信的最後,父親用他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詞語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還對前來看望的李先念、陳錫聯和吳德說:“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12月初,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進三○一醫院,接受精心治療。

葉劍英想的不只是讓鄧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團後的較長時間裡,中央領導都在西山集體辦公。1977年2月初,鄧小平康復出院後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憶:「出院後,在葉帥的親自安排下,父親住進京郊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二十五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洪文住過的。……是在山的最上面,從車道轉下去,就是葉帥住的十五號樓。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地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父親聽後立即起身。」“頭頭的車子停在大門外面,父親上車,是坐在汽車的后座上,我和頭頭坐在前面。頭頭開著車,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父親接到了葉帥住的十五號樓。父親下車,快步走進大門。剛一進門,遠遠地就看見葉帥由人攙扶著,從裏屋走出來。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趨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緊地握著手,長時間不放。然後,他們互相攙扶著,走進裏屋。門緊緊地關著,他們談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葉劍英和鄧小平閉門長談到底談了些什麼東西,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謎。然而,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明葉劍英在這個歷史過渡階段的特殊地位。葉劍英握迎鄧小平,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粉碎江青集團,葉劍英又一次在關鍵的時刻為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高度誇獎。陳雲說劍英同志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徐向前連聲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聶榮臻激動地說“中國得救了!”此時,葉劍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

作為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過渡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關鍵人物,葉劍英高瞻遠矚,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藝術,十分妥善地處理了評價毛澤東的問題、自己與華國鋒的關係問題並最終實現鄧小平的復出。這裏僅僅簡單敘述葉在鄧小平復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關鍵作用。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向黨中央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華國鋒召開的中央打招呼會議上,葉劍英向華國鋒說:「小平同志具有治黨治國的豐富經驗,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多次讚揚過他。黨內軍內多數同志和全國人民都強烈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應該儘快請他出來。」儘管這一提議遭到華國鋒拒絕,儘管華國鋒依舊堅持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葉劍英仍採取實際措施為鄧小平的復出做準備,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葉劍英對他的辦公室主任說:“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給小平同志,讓他看,熟悉情況。”

不久,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第二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針對有人提出「你們能保證鄧小平同志站出來以後絕對地支持我們嗎?你們能保證他出來以後和我們好好地團結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嗎?你們能相信他出來以後不會使全黨發生分裂嗎?」葉劍英首先說明鄧小平才能卓越和善於團結同志,然後用反問的形式說:“我建議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吧?恢復工作參加了政治局總不會跟我們挑剔吧?”對此華國鋒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前,華國鋒將其在會議上的講話稿拿來徵求葉劍英的意見。葉劍英藉此第三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復出,他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講話稿起草人把葉劍英的意見寫上去,但華國鋒仍沒有接受。會議期間,葉劍英找華國鋒談話,第四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陳雲、王震、李先念也都發表了與葉劍英同一意思的意見。大勢所趨,華國鋒不能不開始讓步,他在總結講話中,一方面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亂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說: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備一定條件。

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會議後,華國鋒向鄧小平提出:雖然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但要承認自己有錯誤,要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些無理要求,當然被鄧小平堅決拒絕。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認為寧願不出來工作,也不能違背事實作出上述承認。

4月10日,鄧小平又向黨中央寫了第二封信。葉劍英和華國鋒商量了鄧小平的第二封信的問題,就「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和鄧小平的復出等問題進行了長談。葉劍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1975年的整頓,鄧和自己的觀點一致,這些整頓是完全正確的,而將其看成是“右傾翻案風”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葉劍英還以工作人員和子女抄錄的詩詞,特別是四五前夕自己親自到天安門廣場觀察的事實,說明天安門事件是懷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群眾運動。而鄧小平當時受軟禁,根本不可能成為總後台。如果硬說有後台的話,那我也算一個。葉劍英同意由黨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華國鋒也接受了。兩人還向鄧小平提出對信的修改意見。

4月14日,鄧小平再次致信華國鋒、葉劍英,說明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10日寫的這封信的情況。一個月後,5月14日,鄧小平到葉劍英家祝賀葉劍英80壽辰,並讚揚葉劍英為黨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

5月3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兩封信轉發至縣團級。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終於第三次復出。

  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

葉劍英和鄧小平又在一起並肩戰鬥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已成為歷史發展的一種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團快兩年了,在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方面雖有所好轉,但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經濟工作中起著指導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還在發展。面對粉碎「四人幫」後出現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和中國的發展前途問題,鄧小平和葉劍英都堅定地認為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排除現代教條主義的束縛,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有自己特色的新的發展道路,向著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前進。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消除對黨和人民事業極其有害的「左」的指導思想,制定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方針政策,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經過鄧小平和葉劍英磋商,向華國鋒提出的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建議,得到華國鋒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葉劍英在閉幕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他著重強調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特別是中央要有好的領導班子。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講話與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精神一致,實際上成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指導思想。

關於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作用,于光遠在1998年很有感觸地回顧說:「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葉劍英功不可沒。他提出‘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他對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會上提出要培養接班人的建議,與會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關於民主與法制的許多精闢論斷,即使今天也很有價值。」于光遠還指出:“在紀念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的時候,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和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歷史的真實寫出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這重要的一頁上應寫下‘葉劍英功不可沒’這幾個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至22日舉行。葉劍英同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這次全會。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中央領導機構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變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時華國鋒雖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1980年底,葉劍英於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在堅決推辭華國鋒提議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再次向黨中央提出離休的同時,又一次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小平同志在歷史上對黨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都敏銳、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確的決策和主張。在我看來,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

王恩茂是這樣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看葉劍英的特殊功勛的:葉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們取得粉碎‘四人幫’鬥爭的勝利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實上,葉帥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要領導,是粉碎‘四人幫’的總指揮」。“粉碎‘四人幫’,結束了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們黨,挽救了我們國家,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在粉碎‘四人幫’後,他大力支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出來領導,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粉碎‘四人幫’後,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是由各種因素形成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幫’後,全黨、全國的形勢,葉帥的歷史功績、地位、身份、威望、影響、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於一般,他對小平同志的支持是舉足輕重的,他有馬克思主義的遠大戰略眼光,胸懷大略,特別顧全大局,他從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現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過渡,開創了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新局面。正因為有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過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在南巡專列上約見華國鋒和湖南鄉親

1969年4月,華國鋒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團名單之中,出現在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之中。從此,華國鋒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會,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員了。

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

華國鋒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便面臨一場尖銳的鬥爭。在會上,毛澤東猛烈抨擊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搶班奪權的陰謀,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給了林彪集團要員陳伯達沉重的一擊……在這一激烈的鬥爭中,華國鋒理所當然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

1970年秋,華國鋒擔任湖南「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後,中共著手重建黨的各級委員會。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縣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員會」時雖然落後,在全國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時卻一馬領先,成為全國第一個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華國鋒作了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繼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而奮鬥》的報告。會議認為,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通過“鬥批改”,整個國民經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會議討論制定了今後一個時期全省的工作任務:一、繼續深入開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二、繼續搞好“鬥批改”;三、掀起工農業生產高潮;四、加強黨的領導。

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屆委員會。隨後召開的三屆一次全會選舉華國鋒為第一書記,卜占亞為省委書記,楊大易為省委副書記。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後,華國鋒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忠誠,迎著寒風,帶領省委委員們去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裏舉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會。

毛澤東親自點名,華國鋒兼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提及了華國鋒。當斯諾的文章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華國鋒第一次引起國外的注意。

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談到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只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接下去的談話如下:

斯: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麼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樣事就作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毛澤東親切地稱華國鋒是「老人」,表明了他對華國鋒的關注和信賴。當時,華國鋒不過49歲,當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毛澤東所說的「老人」,顯然是“老人馬”的意思。

從毛澤東跟斯諾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華國鋒的印象頗好。華國鋒得到毛澤東的垂青,最根本的一點,當然是因為華國鋒多年來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毛澤東怎麼說,華國鋒就怎麼做。

另外,華國鋒為人老實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澤東信任的很重要的一點。毛澤東曾多次稱讚華國鋒是老實人。

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之後,最初確實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戴,內中的原因之一,也因為華國鋒為人樸實。

華國鋒具有可貴的「平民情結」。雖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著“平民作風”。在「宣傳華國鋒」熱潮中,曾出現一幅華國鋒幫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傳畫。這多多少少反映了華國鋒的「平民情結」。

在湖南湘潭,流傳著華國鋒和三個孤兒的故事:

1951年6月,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他到任才一個月,便在湘潭醫院門口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華國鋒把這個小女孩收留,請縣招待所負責照料。接著,在這年10月、12月,華國鋒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見的另兩個孤兒。華國鋒分別為這三個9歲、8歲、3歲的小女孩取名華平、華清、華湘。內中,華清、華湘都雙目失明。華國鋒決定由政府撥款撫養三個孤兒,並託付湘潭縣招待所的職工劉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斷關心這三個孤兒。後來,這三個孩子都相繼成人,結婚成家。

華國鋒平日坐機關不多,他常在農村。他衣著樸素,總是一身布衣,一雙布鞋。人們這麼回憶1966年華國鋒在湖南郴州、衡陽地區「歐陽海灌區」工作時的情景:

話。那天正巧公社的領導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員在家。這位工作人員沒有見過華國鋒同志。當時天下著毛毛雨,車子停穩後,跳下六七個人,手裏都挽著雨衣。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滿身泥跡的同志,熱情地和這位工作人員握手,講明來意。這位工作人員趕忙準備了普通飯菜招待他們。吃過飯,如數付清了飯錢。臨走時,那位為首的同志緊緊地拉著這位工作人員的手,表示感謝。事後,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華書記,感動得到處逢人便說:「華書記可樸素啦,做著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車坐卡車,這樣的領導,真好啊!」

以上的回憶雖說是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發表,但大體上符合事實。

華國鋒多次以普通家長的身份,親自參加學校的家長會,也是頗為感人的。

華國鋒在湖南工作時,他的幾個孩子先後都在長沙北區中山路小學上學。華國鋒好幾次步行到學校里去,徵求老師對孩子的意見。他的孩子在學校里,從不享受特殊待遇。華國鋒曾被這所小學推選為「優秀家長」。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學召開1973屆高中畢業生家長會。華國鋒的最小的女兒蘇莉是這一屆的畢業生,華國鋒作為家長,接到學校的通知,步行前往這所中學,在教室的後排座位坐下來。當時的華國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長一樣,去出席家長會。

當時,正是毛澤東號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時候。學校領導要華國鋒講話。華國鋒以家長的身份表態:“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兒,身邊就這麼一個了。我還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鄉的道路。”

後來,小莉插隊落戶到北京市平谷縣許家務大隊。1975年2月5日上午8時,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祥和幾位大隊幹部到北京進行家庭訪問,華國鋒以家長身份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在談話中,陳永祥從華國鋒那裏得知,昨天夜裏,遼寧營口、海城一帶發生了地震。華國鋒馬上要乘飛機趕往那裏。華國鋒是利用出發前的一點時間接待他們,因為他自覺是家長,一定要親自接待他們來訪。

1976年8月4日,唐山剛剛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大地震後不久,華國鋒就趕到那裏。華國鋒乘坐一輛北京吉普車,在唐山的一片廢墟中賓士,指揮抗震救災工作。當華國鋒向群眾發表講話時,餘震發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發出響亮的轟鳴聲。華國鋒仍堅持講話,鼓勵大家戰勝自然災害……

2006年,為了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與華國鋒的零距離接觸》,回憶了當時趕往唐山的華國鋒: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剛剛過後與華國鋒零距離接觸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於抗震救災的開灤呂家坨礦接到上級通知——下午,中央領導來礦視察(沒說哪位領導)。

8月4日下午3點鐘左右,烈日當空,驕陽似火。一列由大約20多輛軍用吉普車組成的車隊魚貫駛入開灤呂家坨礦東大門,一直開到在礦辦公樓廣場用簡易棚搭成的礦抗震救災指揮部門前停下來。等待迎接的領導及我們工作人員看到第一個走下車的竟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大家都感到十分驚喜和興奮。陸續走下車的還有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謝靜宜、煤炭部長肖寒、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以及北京軍區、省軍區、國務院有關部委的領導。還有唐山市委書記許家信、開灤黨委書記趙成彬等。

時任開灤呂家坨礦黨委書記的馬慶雲把各位領導迎進簡易棚搭成的整個南面敞開的抗震救災指揮部。請領導入座後,他開始向華國鋒總理彙報呂家坨礦抗震救災的工作情況。當時我作為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被領導指定在現場作記錄,因此有機會零距離與華國鋒接觸(兩米左右),親身目睹和聆聽了華國鋒在呂家坨礦的音容笑貌。

華國鋒當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裝,由於天氣炎熱,加上紐扣沒有解開,因此滿臉淌著汗珠。他的面色紅潤且嚴肅、凝重。他最關心的是職工群眾的生活問題。當他問到生活用水是否解決時,馬慶雲回答已經解決併當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熱水端到幾位領導面前,請他們品嘗。華國鋒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幾口,並點點頭,面部顯露出了滿意的笑容。而副總理陳永貴則端起一碗一飲而盡。

之後,華國鋒又詢問了地震前礦井情況及地震後遭受損失、設施破壞、影響生產、抗災措施等情況,馬慶雲一一做了彙報。

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小小的細節,鮮為人知。當時可能是想把礦山的一切情況一股腦都向總理道出來,這個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礦黨委書記的彙報始終沒有停頓,忘記了給總理插話的機會。這時,坐在馬慶雲身後,拿著本子等待記錄總理指示的煤炭部長肖寒有點著急,於是就在後面用手拉了一下馬慶雲,示意他多聽總理的指示。他回頭看看肖部長,好像沒什麼反映似的又繼續不停頓地彙報起來。我在旁邊看到此情景差點笑出聲來。

科的幾名中層領導詢問具體情況,並提出希望。大約在4點多鐘,華國鋒等領導懷著對廣大開灤礦工的殷切期望離開了呂家坨礦。

台早間新聞節目中聽到了國務院專門為開灤呂家坨礦全面恢復生產發的賀電,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刊登了此賀電。

當時毛澤東正在重病之中,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華國鋒在唐山的照片,連連地點頭……

正是由於華國鋒在個人品質方面有著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澤東稱他是「老實人」。

據中央警衛部隊的退役戰士回憶,華國鋒在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時,事務繁忙,可他仍經常自己洗衣服,親自帶領戰士們大掃除。他對下級從不亂髮脾氣,總是和藹可親,樂於幫他們解決生活、學習上的困難。對於工作人員簽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應。

也正是因為華國鋒具有「平民情結」,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對於華國鋒持好感。

1971年2月,毛澤東親自提名調華國鋒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後來升任組長),主管全國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工作。這樣,華國鋒由縣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國務院,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邁,終於進入中央。

這時,華國鋒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亞主持日常工作。

這時的華國鋒,人在北京,但也不時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澤東來到長沙,當見到幾個湖南的接待人員胸前佩著毛澤東像章,便說「討嫌」,要他們摘掉。

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後,又把自己讀過的16開本的《共產黨宣言》送給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囑咐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

毛澤東這些細節,透露出他對林彪所搞的「四個偉大」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走捷徑”之類的厭惡。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乘坐專列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為期將近一個月充滿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武漢住了10多天後,又來到長沙。毛澤東在長沙住了5天,於8月31日前往南昌。

華國鋒作為陪同人員,在武昌、長沙兩地聽毛澤東講黨的歷史和廬山會議情況。

毛澤東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招呼」、「吹風」,是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徹底了結去年廬山會議沒有了結的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問題。

8月25日,毛澤東在武昌對華國鋒說:

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農業也有路線問題。

毛澤東此言,一下子使華國鋒警覺起來,意識到路線鬥爭是當今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這次來長沙,氣氛顯得非常嚴肅,非同往常。毛澤東在長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華國鋒以及卜占亞作了一次談話。

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奉毛澤東之命趕來長沙。毛澤東和他們談話一次。

最後,毛澤東又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毛澤東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質問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密切,來往這麼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聆聽毛澤東的講話,華國鋒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作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對華國鋒等人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後來,毛澤東還帶頭指揮唱起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

毛澤東離長沙去南昌後,華國鋒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學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的決定。

後來,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的這幾次談話,叫做「吹風」,又叫「打招呼」。毛澤東在此前後幾次談話後來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毛澤東在談話中直截了當地點了林彪的名: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毛澤東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的是要大家「服從命令聽指揮」;領唱《國際歌》,為的是說明世上從來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論”。

毛澤東在跟華國鋒談話的時候,還說了這麼一句:「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華國鋒雖然跟葉劍英不熟,但是毛澤東的這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後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倚重葉劍英,最初就是始於毛澤東的這句話。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國開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風」時,華國鋒又一次表示自己對於毛澤東的忠誠:帶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書記冒著嚴寒,前往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裏舉辦學習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病故,中間一度由李震代理,後來,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部長。

謝富治,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解放戰爭,屢立戰功。1952年起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後來擔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追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幹部,鎮壓革命群眾,參與一系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1970年,謝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術。雖經醫護人員全力調治,但終因癌細胞轉移,久治不愈,於1972年3月26日病故於北京。

儘管華國鋒從未從事過公安工作,但還是被毛澤東提議擔任公安部部長這一職務。公安部部長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從此,華國鋒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當毛澤東第二次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後,毛澤東不得不另選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過,毛澤東當時對於接班人的考慮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1971年2月,毛澤東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另外,毛澤東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經從瀋陽調來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於1916年,比華國鋒大5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後,歷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最初對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的考慮是分別作為黨、政、軍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安排李德生作為軍隊方面接班人的意向。當時正在出席會議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來的召見,周恩來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換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上山開會。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主將之一。毛澤東把黃永勝調上廬山,和林彪、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時,毛澤東的專列從上海駛抵北京丰台車站。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奉命趕來的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毛澤東命令李德生馬上調一個師到南口,以防林彪進行武裝政變。當天深夜,當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時,周恩來立即命李德生前往軍委空軍司令部坐鎮指揮……

所以,毛澤東安排李德生作為軍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圖,可以說是十分清楚的。

毛澤東調華國鋒來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公安部部長,是打算安排他作為國務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之後,先是讓他在北京「讀書」,出席各種會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這一決定,實際上就是“預告”了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於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也就是在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毛澤東提議王洪文為這個準備委員會的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

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為黨的接班人的意圖。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也就在這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對於華國鋒來說,他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中共的領導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沒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號人物」的王洪文那樣引人矚目。

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澤東。他既與「四人幫」沒有什麼瓜葛,也與周恩來、葉劍英沒有什麼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鬥爭中,華國鋒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澤東之命是從。

張根生曾這樣回憶當時與華國鋒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國召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我找他個別談過一次話,向他談了中央派回廣東工作時,周總理親自向丁盛明確說了中央決定叫負責省委全面工作,趙也在現場,而丁盛回來在會上卻宣佈只分管省革委會的全面工作。趙對農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被重視。談話後華就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彙報,事情很快得到解決。中央立即決定任命為省委第一書記,免去了丁盛的職務。

在那次會議中間,當時任浙江副省長的馮白駒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華國鋒、紀登奎找我去參加給白駒同志作生平的評價,糾正了原來1958年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同志的錯誤決定,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雖然沒有宣佈完全平反,但在那時也算比較好了。

毛澤東在安排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在黨、政、軍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慮起用了鄧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後,王震從江西回到北京,彙報了鄧小平在江西的情況,力薦鄧小平。這樣,鄧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就鄧小平8月3日給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訊號: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其實,毛澤東在對鄧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對陳雲的來信作了批示。

當時,陳雲跟鄧小平一樣,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陳雲給毛澤東並中央寫信,談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區的情況,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陳雲在信中寫道:

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後,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訪的時間。

翌日,毛澤東便在陳雲來信上批示:

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澤東又在陳雲來信的信封上批示:「請總理辦。」

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批示,陳雲離開江西,回到了北京。

陳雲能夠從江西回到北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於是,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信,同樣也從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這樣,毛澤東又從江西調來了鄧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追認。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所以,一時間分別從上海、江西、遼寧、湖南調來的王洪文、鄧小平、李德生、華國鋒,構成中國政治舞台的新佈局。

很快地,在新佈局中產生了新的鬥爭: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裏與周恩來、鄧小平「對著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滿尖銳的「對著干」的緊張時刻,毛澤東卻於1974年10月13日離開了北京,前往湖南長沙。

毛澤東這次去長沙非同往常,他在長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離開那裏回到北京。

雖然華國鋒已經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澤東在長沙的衣食住行。毛澤東在長沙住那麼久,一方面這裏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於對華國鋒的信賴。

就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才十幾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跟鄧小平大吵起來。

當天夜裏,江青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從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動搖……

在1975年1月,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批准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請求;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四人幫」和鄧小平「對著干」,先是「四人幫」處於劣勢。但是,後來「四人幫」又漸漸得勢,藉助於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對著干」的日子裡,「四人幫」和鄧小平兩敗俱傷,處於中間、既不倒向「四人幫」也不倒向鄧小平的華國鋒脫穎而出,被毛澤東最後選定為接班人。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對華國鋒這樣加以評論:

儘管華國鋒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兩派妥協的結果,但是也說明了他受到雙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鄧小平的敏銳與智慧,不及「四人幫」的宣傳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組織才能,這一點在他的事業的每一階段都給上級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農業專家,他在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這一基本領域中擁有專長。但是他的興趣和經歷又遠遠超出了這一部門。在所有政治領域中,他唯一不能勝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當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後,國務院總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出請毛澤東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

就這樣,這一天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月31日,毛澤東在《毛遠新關於傳達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

已閱,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通知全黨,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樣,華國鋒便超越了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成為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

不過,華國鋒還只是國務院的代總理。這個「代」字,意味著毛澤東還要對華國鋒能否全面領導這麼一個大國進行觀察。也就是說,華國鋒尚處於“實習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天安門事件」。「四人幫」藉此稱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毛澤東下令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澤東先是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緊接著又補充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對於華國鋒來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當時華國鋒在國外的知名度並不高。外國記者很驚訝中國突然「冒」出個華國鋒,稱華國鋒為中國政壇上的一匹“黑馬”。

5個月之後,毛澤東去世。由於華國鋒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繼承毛主席遺志”的化身,這匹“黑馬”成為「英明領袖」也就順理成章了。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