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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造成了「毛澤東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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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造成了「毛澤東時代」的終結?

2019年03月18日 17:40

華國鋒和毛澤東在一起的宣傳畫(資料圖)

吳德是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重要當事人。2004年1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吳德口述的《十年風雨紀事》一書,透露了粉碎「四人幫」的諸多內情。

吳德回憶說,在為毛澤東治喪期間,我記得大約是9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我,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當時,華國鋒對我們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我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我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麼,沒有再往下深談。我想當時華國鋒是在了解我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當時已經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了。

吳德說,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我表態支持華國鋒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志的支持,反正他們最多只有四張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是絕對多數,過去他們假借毛主席的名義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李先念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麼上台的嗎?我說,當然知道(指赫魯曉夫如何利用中央全會的多數,而推翻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數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將其部長會議主席撤職的決定,反而將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黨集團之事)。隨後,我們分析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一直討論到早晨5點,認識一致了。

吳德的回憶澄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回憶,有人說,抓「四人幫」是葉劍英給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直接下達的命令。這是沒有的。“我是衛戍區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吳德說,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志福、丁國鈺(時均為北京市委書記)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陳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吳德說,我到陳錫聯那裏時,他正與楊成武談事。楊走後,我向他說明了華國鋒讓我找他的經過(要陳錫聯安排衛戍區部隊交吳德指揮的問題);陳說他已知道,隨即就打電話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交待,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指揮。

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過去,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裏。

最後商定:

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

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與衛戍區吳忠負責;

三、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

台、中央機關與清華、北大的戒備。

話機旁。

不到9點鐘,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四人幫」這個惡貫滿盈的反革命集團,就這樣順利地被一舉粉碎了。

吳德說,當晚10點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的住地召開了緊急會議,一是選舉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二是討論通過中央16號文件,即向全黨全軍全國通報中央對「四人幫」採取隔離審查與推選華國鋒為中央主席的決定。

話。秘書告知,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華國鋒一直沒有公開談論這一問題。

在2004年第7期《炎黃春秋》雜誌上,我讀到張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這一內容。

張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與華國鋒有著多年的交往。

據張根生回憶,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和李瑞山,帶領省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地委書記等33人到廣東省來參觀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廣東省委派當時任省委候補書記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書記楊德元陪同參觀,共有八九天的時間,在相互學習、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張根生調到國家計委、農林部工作,此時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因此兩人接觸比較多。

1982年5月,張根生因患胸壁結核到北京醫院住院開刀治療。華國鋒因患高血壓、糖尿病也在北京醫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時較多見面。他倆也曾進行過一些交談。

近幾年華國鋒到廣東一次,張根生也去了北京兩三次,見面比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張根生問及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由於是老朋友,華國鋒詳細向張根生介紹了當時的經過情況。

以下是張根生記述的華國鋒的回憶,雖說缺乏細節,顯得粗略,但畢竟是華國鋒親自談粉碎「四人幫」的經過:

1976年是我們黨和國家最困難的一年。「四人幫」在這一年裡瘋狂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幫」認為時機到了,因此變本加厲。張春橋的弟弟(總政副宣傳部長)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我和葉帥比較熟悉,他是我們黨德高望重的老帥,在部隊有極重要影響,所以我對他非常信任。為提防「四人幫」察覺,李先念於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園的名義,然後突然轉向前往西山。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

為了穩妥執行這一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我還親自和葉帥直接取得聯繫,交換看法,做準備工作。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要採取非常手段解決,並找了汪東興談話,思想也完全一致。

當一切準備就緒後,10月6日晚,我和葉帥在懷仁堂坐鎮指揮,由汪東興具體實施行動。

在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佈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反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葉帥介紹了對「四人幫」逮捕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他們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採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經過討論,政治局一致表示擁護。

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說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他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毛的遺孀」被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然而,江青只有從「第一夫人」變為「毛的遺孀」,才可能淪為階下囚。

用葉劍英的話來說,毛澤東健在時,「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澤東病重時,也不能這樣做。因為江青畢竟是毛澤東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就因為她是毛澤東夫人。

所謂「投鼠忌器」,取義於漢朝賈誼《治安策》:“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意即,用東西擲老鼠,又怕打壞旁邊器物。

所以,只要毛澤東健在,就很難抓江青這隻「老鼠」。

所以,中國能夠在1976年爆發「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國人崇拜龍,向來以為龍年是「吉利的年頭」。中國人在龍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為中國人以為在龍年出生、屬龍的人會是幸運的人。 

1976年是龍年。可是,對於中國來說,1976年卻是天災與人禍交錯頻降的一年:

1月8日,78歲的周恩來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區降了一次世所罕見的隕石雨;

4月清明節,爆發「天安門事件」,愛國群眾遭到鎮壓;

5月29日,雲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歲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歲的毛澤東因病去世。

據吳德回憶:

9月8日深夜,毛主席處於彌留狀態時,政治局委員分組去向他告別。我和葉帥、先念同志是一組,毛主席當時還有意識,我們報上自己的姓名時他還知道。我記得當時毛主席的手還在動,好像要找眼鏡或什麼東西。向毛主席告別後,我們剛退身到門口,毛主席又讓葉帥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沒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門口了。我看見葉帥到毛主席身邊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說什麼話,但已經說不出來,葉帥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這個夜晚,我們誰也沒有離開。我們在極大的悲痛中意識到毛主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毛澤東在彌留之際要對葉劍英說什麼,已經成為歷史之謎。後來,葉劍英曾經談到這一問題,這將在後文敘及。

毛澤東之逝,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強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國的領袖們紛紛高度評價毛澤東。

美國總統福特發來唁電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發表聲明說:「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注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像的詩人。」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發表聲明道:「毛澤東主席是一位人類的領袖、歷史的推動者。他是名垂史冊的人物。」

法國總理雷蒙?巴爾說:「毛澤東主席將作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而載入史冊。」

英國首相卡拉漢這樣評價毛澤東:「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中國的疆界,無疑他將作為世界聞名的偉大政治家而被人們所緬懷。」

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發表聲明稱:「毫無疑問,毛澤東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總統喬德里稱毛澤東是「中國革命之父」。

……

毛澤東之逝,結束了一個時代,即「毛澤東時代」。     自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起,毛澤東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毛澤東這一領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說,他在漫長的41年間,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雖說最初8年名義上是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而實際上的“總負責”是毛澤東)。

在漫長的41個年頭中,毛澤東形成、充實並發展了他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被譽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的馬列主義”。在1942年7月1日,由《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所寫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中,把這一理論體系稱為“毛澤東主義”。由於毛澤東認為“毛澤東主義”,有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後,即1943年7月1日來臨之際,王稼祥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在遵義會議10年之後,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上,確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從此,毛澤東思想一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領袖地位,加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毛澤東又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隨著毛澤東國際威望的提高,特別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後,毛澤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舉足輕重的領袖。

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國的政治巨人。於是,產生了一個時代,即「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上限是一個模糊數字,迄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毛澤東時代的下限卻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澤東離世,也就使江青從「第一夫人」變為「毛的遺孀」。雖說在毛澤東晚年,江青和毛澤東早已分居,夫妻關係名存實亡,江青連見一下毛澤東都不那麼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澤東夫人”卻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開場合處處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們來了!”“我代表毛主席問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著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發號施令。

自從江青變為「毛的遺孀」,葉劍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為這樣,在毛澤東去世後的第27天,就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國當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國當代史上的里程碑。

1976年9月9日,為「毛澤東時代」畫上了句號。

1976年10月6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畫上了句號。

這是中國在1976年的兩記重鎚響鼓。

這是中國在歷史大轉折之前的兩次急轉彎。

在筆者採訪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時,他回憶在剛剛得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胡耀邦在家中對他說的一段頗為意味深長的話:

現在,華國鋒在「四人幫」築起的堤壩上,用鋤頭挖開了一個缺口。但是,要徹底衝垮這個堤壩,還要靠歷史的洪流。人民,才是歷史的洪流。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胡耀邦的預言。

確實,「四人幫」雖然在一夜之間被抓起來了,但是要把「四人幫」所築起的“左”的思想堤壩整個衝垮,要靠人民的洪流、歷史的洪流。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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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文革」中(資料圖)

 汲黯和桓伊

1972年,姚文元傳達毛澤東指示,讓上海組織人標點一些古書,分送給有關的人看。其中有兩篇是給周恩來看的,一篇是《史記·汲鄭列傳》,一篇是《晉書·桓伊傳》。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後,毛澤東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選擇一個接班人。經過艱難的思索和反覆的衡量,他終於選定了一個人:王洪文。選這個人有兩重意義: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著「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徵著「文革」取得了偉大勝利;第二,他務過農、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麼不找一個姓‘工’的?”

其實,毛澤東心儀的人是張春橋。但他不敢選張,廬山會議使他明白,張和老幹部、特別是軍隊老人勢同水火,不能選。朱永嘉曾這樣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選擇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個選擇,對於毛澤東來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選這樣一個人,可以緩衝一下張春橋跟老人們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已經是很難挽回了。毛澤東跟林彪講過,讓小張上來接我們的班,這一下就把張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事兒》,《南風窗》2010年第8期)

讓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過於周恩來。八屆十一中全會,周恩來告訴陳毅要讓林彪接班,陳毅吃驚地說:「怎麼是他呢?應該是你嘛!」不管怎麼說,林彪還是位開國元帥,如今要周恩來侍奉一位“兒童團”,其荒誕不經,無以言表。我們還是讀讀《汲鄭列傳》:

始(汲)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級人物。他崇尚黃老,淡於功名。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眼看著夤緣攀附的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個個爬到自己頭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積薪式的用人方式。漢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譏笑他不學無術。

周恩來何等聰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帶頭表態擁護,並利用各種場合做黨政軍內老同志的說服工作,為此甚至不惜和許世友當面爭辯(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十大會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後,政治局兩次開會批判周恩來。批判是否和接班有關,不敢妄測,但王副主席積极參加甚至主持過批判會,卻是不爭的事實。批判會是那樣的驚心動魄,平時對周禮敬有加的人,此時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來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準備。不料,毛澤東一席話,把一場暴風驟雨化作了風和日麗,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將”身上。經歷了這場生死磨難,周恩來倒真該看看《汲鄭列傳》的結語: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其實,君王和宰相牴牾,歷史上時有發生。東晉的孝武帝和謝安,便是一例。本來,謝安指揮兒子謝玄,淝水一戰擊敗強敵苻堅,穩定了東晉的形勢,武帝甚為倚重。後來因小人離間,君臣誤會,國家岌岌可危。大將桓伊用一曲箏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結。《晉書·桓伊傳》載:

奴既吹笛,(桓)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

桓伊的歌聲慷慨激越、悲壯蒼涼,直唱得謝安「泣下沾衿」,武帝“甚有愧色”。毛澤東讓周恩來讀《桓伊傳》,用心良苦呵!

王洪文主持毛澤東追悼會(資料圖)

劉盆子

1972年,王洪文從上海調中央,毛澤東開始近距離地觀察和栽培接班人。據徐景賢講,毛澤東對王洪文確實抱有希望,循循善誘,耳提面命。無奈王洪文根基太淺,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書肖木說,有一次毛澤東講起張勳復辟的事,可以想見老人家當時是憂心忡忡,擔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連張勳是誰也不知道,問毛辮子兵是怎麼回事,毛讓他自己去查。帶這樣的學生,實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調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辦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來,毛澤東要他讀《後漢書·劉盆子傳》,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麼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機,趕快找朱永嘉給講講。

劉盆子是西漢末赤眉起義軍推出的領袖。為了名正言順,起義軍要推一個劉姓皇室後裔為王。他們找了三個人,讓他們按年齡大小依次抓鬮,結果年幼的劉盆子抓到了,遂被推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歲,剛放牛回來,赤著雙腳,衣衫襤褸,見大家跪拜,竟嚇得要哭。

王洪文的經歷還真有點像劉盆子,早年也放過牛。劉盆子當皇帝是因為姓劉,王洪文接班是因為姓「工」。讓他讀《劉盆子傳》,朱永嘉說:“這無非是毛澤東給他敲警鐘——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時,毛澤東也讓他讀古書,讀的是《三國志·郭嘉傳》。郭嘉是曹操的謀士,曹起兵初期的戰役,擒呂布、破袁紹、征袁尚,端賴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時曹操對群臣說:「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郭嘉號)最少。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戰敗,曹操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讓林讀《郭嘉傳》,流露出他對林多謀善斷的讚賞,和對林多病之軀的擔心。短短五六年時間,毛澤東從選郭嘉到選劉盆子,心理上該有多麼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給王洪文講清楚了《劉盆子傳》,王洪文不傻,也都聽明白了。但明白歸明白,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接班後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電影、打獵,一個通宵一個通宵地連軸轉。毛澤東病重時,政治局委員輪流值班,王值班時,竟丟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鴨子。徐景賢說他「比劉盆子還劉盆子」。

他哪裏比得上劉盆子!劉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劉恭的幫助下,曾幾次推辭帝位,只是未獲允准罷了。劉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賞賜甚厚」,劉盆子因此得以善終。王洪文的結局可就悲慘多了。“兩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釋出獄,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監獄,吳法憲曾對他說:“當年我們打長春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孩子(其時王在長春),一下子當了接班人,主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你應該想一想,這個台,你壓得住嗎?”王洪文說:“想到這些都已經晚了。”言談之中,透出一絲“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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