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清白持家 簡樸本分 為民奉獻
鄭良
東山縣原縣委書記谷文昌儘管已去世30多年，但谷家「清白持家、簡樸本分、為民奉獻」的家風仍在當地幹部群眾中傳頌。當地基層幹部認為，谷文昌家風內涵豐富，特色鮮明，集中體現了共產黨員艱苦樸素、清白為官、為民奉獻的優良作風，全面從嚴治黨，要把這些優良傳統繼承好、發揚好。
清白持家，子女沒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顧
谷文昌對待子女一貫嚴格，甚至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個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沒有得到過任何“特殊照顧”，甚至政策允許的事，他也不為子女“爭取”。1976年，谷文昌的小兒子谷豫東高中畢業，最大的願望是到工廠當一名工人。當時谷文昌夫婦已經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邊，按照政策可以留一個子女在身邊工作。谷豫東向時任地區革委會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邊，谷文昌沉默許久，還是勸他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谷文昌說：“我是領導幹部，不能向組織開口給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後工作怎麼做呢？”
谷豫東說：「遇到工作調動、個人待遇提升等關口，我們也曾多次向父親‘求助’，但他的回答永遠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不能靠著我的關係向組織提要求、要待遇’。」
「人很老實，說話輕言細語，穿著打補丁的褲子，能吃苦，下鄉睡地鋪，沒有一丁點兒千金小姐的脾氣。」談起昔日的同事、谷文昌的大女兒谷哲慧，東山縣銅陵鎮71歲的老人陳炳文仍然印象深刻。
1963年，谷哲慧高中畢業進了縣財政科當臨時工。陳炳文說：「幾個月後才知道她是縣委書記的女兒，我們都以為她在臨時工崗位只是鍛煉鍛煉，很快就會轉正、提干，沒想到從臨時工轉為正式工，她用了15年。」
1964年，谷文昌調到福州任林業廳副廳長，有關部門提出要將谷哲慧轉為正式工，隨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堅決不同意，他說：「組織上調的是我，不是我女兒。」此後，谷哲慧還有多次機會轉正，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979年才轉正。谷文昌身邊的工作人員潘進福、朱財茂說：“谷書記公私分明，從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家人牟利，他的5個孩子都是自食其力，沒有沾過父親的光，在平凡的崗位上工作了一輩子。”
目前，除了小兒子谷豫東在漳州市中山公園服務中心擔任一名普通員工，谷文昌的其他4個子女都已退休：大女兒谷哲慧、三女兒谷哲芬到退休時都只是副主任科員，大兒子谷豫閩退休時是廈門檢驗檢疫局調研員，四女兒谷哲英退休時是漳州市工商局的一般職工。
「簡樸清貧、為民奉獻是最大的家教」
谷哲芬說：「父親很少說教，也沒留下什麼家書、家訓，他的教育是身體力行展現的。」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萍都是出身貧苦農家，在黨的培養下成為國家幹部。他們一生都保持著農家子弟的本色，簡樸持家，不看重物質上的享受。
谷豫東說：「父母一輩子清貧、樸素，家裏從沒置辦過什麼值錢的傢具，從河南到東山、福州、寧化、漳州，父母的行囊永遠都只是兩個樟木箱子，裏面是一些簡單的工作和生活用品。」
谷豫東在東山工作時，家裏甚至沒有飯桌，吃飯就在縣政府大院宿舍露天的石桌上，遇到下雨，家裏人只能端著碗在屋檐下吃飯。在子女的記憶中，小時候一周見不到父親幾次。谷哲芬說：「早上起床時他已經出門了，晚上睡覺時還沒回來，有時一連好幾天都在鄉下。」
解放初期東山縣風沙肆虐，氣候惡劣，谷文昌全身心撲在了帶領幹部群眾治理風沙上。谷文昌的警衛員潘進程說：「谷書記起早摸黑，廢寢忘食，下鄉時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餵豬的厚葉菜，晚上睡在群眾家裏，在地板上鋪上稻草就打地鋪，有時一住就是好幾天。」
谷豫東說：「有時父親好不容易在家，仍然不時有群眾找上門來反映困難，父親總是熱情接待，還經常留困難群眾吃飯。沒有多餘口糧，家人就得餓肚子，有時看著群眾吃飯，我們幾個孩子都會流口水。」
受谷文昌影響，他的子女從來都把自己看作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吃苦耐勞，生活簡樸，真誠待人。
東山陳城鎮72歲村民陳志英是谷豫閩的初中同學，幾十年來，兩位老同學一直保持交往。他說：「豫閩待人真誠，心地善良，一生樸素、節儉，到老了住的房子也不大，家裏也沒什麼值錢的傢具。」
谷文昌的愛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幹部，解放初和谷文昌一起來到東山，當時是縣民政科科長，1952年轉薪時定為行政18級，在此後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職務、工資級別都沒有提升過。谷文昌去世後，史英萍依然過著清貧的生活，省吃儉用之餘熱心公益。7年多時間裡，她從微薄的離休金中擠出兩萬元資助了18位特困大學生。
讓好家風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傳家寶」
在東山，清明時節「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經成為風俗。谷文昌紀念館工作人員林秋華告訴記者，清明前後，來這裏祭拜谷文昌的群眾平均每天在百人左右。
谷文昌身邊的多位幹部群眾在受訪時說，谷文昌去世後，子女在平凡的崗位自食其力，沒有向組織和各級領導幹部提過關於個人的任何要求，也沒有接受過組織的任何特殊照顧，沒有打著谷文昌的旗號謀私利。
谷哲慧說：「以前對父親有怨言，小時候一周見不到父親幾次，長大以後在工作和個人待遇上也沒‘沾到光’，當時不明白為什麼他連自己的子女都不幫，甚至還要‘阻撓’。後來我們慢慢理解他了，他是一個公而忘私的人，是一個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人民群眾的人。看到東山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看到人民群眾這麼愛戴他，我們感到很驕傲，也會讓谷家的好家風一直傳承下去。」
（摘自2018年第11期《公民與法》）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與日本共同社負責人交談。後排右為本文作者周斌。
日語翻譯憶鄧小平：
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
中國才能以全新形象立於世界
日方可能原來估計，向中方索賠，並達成協議，並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具體商務案件怎麼會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處理。看到這個結果，日方几個負責人紛紛表示十分滿意、非常感謝，並說他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
文、圖/周斌
回憶起來，在小平同志身邊、為他當翻譯，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講話政治性、原則性特彆強，說服力、感染力出眾，風趣詼諧，風采過人。
時隔多年，他那口濃郁的四川話，他在日本記者招待會上那句獨一無二的開場白「本人鄧小平，曾經‘三上三下’，‘名聲’不大好」，似乎猶在耳邊。
看《東洋魔女》當同傳
從1956年「八大」起，鄧小平同志就一直擔任黨的總書記，很少出面會見日本客人。因而那一時期我只為他服務過一次，就是陪他看日本紀錄片《東洋魔女》 ，當同聲傳譯。
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日本女排勇奪世界冠軍。一家日本媒體拍了一部紀錄片，詳細記錄了著名「魔鬼教練」大松博文不斷挑戰女性的生理、體能極限，通過常人難於想像的訓練手段，帶出一支在國際比賽中連勝175場的冠軍隊的歷程。
外辦主任廖承志得到此片後，覺得很值得一看。一天晚上，他邀請多位中央領導到中南海小電影廳共同欣賞，並指定我當同聲傳譯。
記得小平、彭真、賀龍等領導人邊看邊議論，講話最多的就是小平同志。他認為，大松固然功成名就，成了一代排球宗師，但他的訓練方法過於殘忍。
記得影片中有一段是大松命令一個防守隊員在限定時間內連續倒地救球200次。只見他站在兩三米外，把幾十個排球連珠炮地砸向那個女隊員身體兩側。那個女隊員起初還能左撲右擋，將球救起，不一會兒，就累得滿身大汗，連站都站不起來，再也無力移動身體伸手救球，而只能勉強用雙手護著頭部不被球擊中。這種情況下，大松依然毫不留情地不斷把球砸向她的身體和頭部，同時大聲喊叫「救球！救球！」，並怒罵“沒出息的東西，不行你就去死吧！”直到訓練計劃規定的200次為止。那個隊員十分吃力地爬起來，滿臉、滿身全是汗水和血水，還低著腦袋向大松認錯，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
小平同志邊看邊搖頭。其他人持不同看法，但他堅持己見，認為刻苦訓練是必要、應該的，但總得講點人道主義，講點科學精神吧。
這時，廖主任插話說，總理正在考慮是否把大松請來訓練中國女排呢。小平同志說，中國男孩子比女孩子吃得了苦，你可以向總理建議，先請他來訓練中國男排吧。大家說著、笑著，離開了小電影廳。
1965年大松應邀來華訓練中國女排，國家體委安排北京、四川、上海、陝西這四支國內強隊的約40名運動員一起接受訓練。
期間周恩來總理幾次來到現場觀看，並詢問情況。隊員們都說苦是苦了點，但很有收穫，就是不習慣這位日本教練常常發脾氣，大聲罵人，特別是幾次用手拍打她們的屁股。後來周總理還專門與大松共進晚餐，委婉地轉達了運動員們的這些意見，勸他不要動手打人。
大松博文來華一個月，把「三從一大」(“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理念帶到了中國，影響很大。至於小平同志建議的先請他訓練中國男隊，因他表示自己不會訓練男排而作罷。
鄧小平會見日本人士。翻譯為周斌。
日本學者譴責「批鄧」
1976年初，復出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國掀起了一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
話，說他希望馬上面見陳楚大使，當面表明他堅決反對中國各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嚴正立場，並請陳如實向中國政府報告這件事。
井上教授多年來一直對中國十分友好，曾多次來華參觀、講學。他的一大突出貢獻，就是不怕威脅、頂住壓力，1972年公開發表長篇專著，以大量詳實資料，論證釣魚島並不屬於日本，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我個人也曾有幸多次為他訪華、講學當過翻譯。
儘管如此，我仍覺得這次要談的問題非同小可，便推說陳大使最近很忙，實難抽出時間，容一兩天再作答覆。陳大使為此也反覆考慮了許久，覺得此時確實不便見他，就讓我先與他接觸一下再說。我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這項任務。
見面前，陳大使一再囑咐我，多聽少說，對重大原則問題不要輕易表態，更不要與他爭論，可以根據國內指示精神，視情況簡明扼要地講述一下中國這場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氣得他當時就關掉了電視。接著，他從兩個方面，詳細說明了他的立場、觀點：
第一，你們中國人口口聲聲都說熱愛周總理，而事實上鄧小平幾年前得以復出，正是在周總理的強力推薦下實現的。嘴裏喊著熱愛周總理、懷念周總理，行動上卻不站出來維護鄧、支持鄧，實在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第二，你們許多中國人都承認，這幾年鄧小平在異常複雜、困難的條件下，推行的「清理、整頓」政策成效很大，各方面形勢比前幾年好得多了。然而你們卻不僅不念他的功勞，還要給他扣上“右傾翻案”的大帽子，把他再次打翻在地。這樣做，你們中國人常講的“天地良心”到哪裏去了？何況這件事情，要比講不講良心重要千萬倍。
面對井上教授這番言辭，儘管我內心深處非常敬佩、完全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只能言不由衷、有氣無力地講了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謂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結果是不歡而散。陳大使後來也沒有再見他。
會見日媒評論員
小平同志再次復出時，我已調回國內，被安排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因而多次有機會為他當翻譯。其中有兩次印象很深，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1979年，小平同志會見日本各主要媒體主管社論、評論的負責人組成的訪華團。新聞司原先打算請李先念副總理會見他們，但客人們強烈要求見鄧，當面向他請教日本民眾普遍關心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小平同志雖然很忙，但知道日本客人的上述願望後，同意出面會見。
當天雙方交談的內容幾乎全部集中在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主席的是非功過和毛澤東思想上。
我記得，小平同志講述的主要觀點是：如果全面、公正、客觀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那麼即使毛主席在「文革」前尤其在十年「文革」中犯過一些重大錯誤，但整體來說，他的“功”依然明顯大於“過”，依然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民族英雄，依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天安門上依然要掛他的像。還有，必須看到，「文革」前他犯的一些錯誤中，也有我鄧小平的一份，不能全部推在他一個人身上。「文革」中我鄧小平雖然沒有犯錯，但也必須看到，「文革」中的許多重大錯誤不少是從「文革」前的過錯中延續下來，並在少數陰謀家的推波助瀾下惡性發展起來，造成重大損失的。同時，更應該看到，毛主席所犯過的一些重大過錯有其十分複雜的歷史、社會原因，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歸結在毛主席個人如何如何上。這樣做，既不公正、客觀，也無助於我們總結、汲取教訓。
至於毛澤東思想，首先必須強調，它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全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革命鬥爭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一筆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它的靈魂，是實事求是，是尊重實踐、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能因為毛主席在「文革」中犯有錯誤就否定一切，拋棄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不能搞“兩個凡是”，認為毛主席過去講的每句話、每項指示、每個論斷都是真理。不然，今天我鄧小平就不能在這裏，與各位探討問題了。
我清楚記得，後來中央在全面總結「文革」的重要文件中，多處引用、強調了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觀點。
近三個小時的會見，日本朋友普遍反映，鄧小平站得高，看得遠，真正是從中國長遠、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的。他們還認為，鄧小平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在一句也不傷害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在實踐中大膽破除個人崇拜，堅決糾左，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重大改革，指引十億人民開始踏上現代化的新征程。由此可見，鄧小平不愧是一個極其成熟、高明的政治家和戰略家。
親自與日本企業談賠償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次翻譯，是鄧小平會見日本經濟代表團。
1980年，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下馬了一批工程，決定寶鋼「一期緩建、二期不談」。先前與日本“三菱重工”公司簽署的訂購部分重要設備的合同，也就不能繼續履行了。為此，需要與日方商談。
會見開始前個把小時，我聽在場的外交部、外經貿部、冶金部的好幾位負責同志都說，他們曾幾次建議，對這種具體商務合同案件，不應由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面，而完全可以改由一位級別低一些的同志出面。但建議最終未被小平同志採納。
小平同志表示，在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後，對一些重大涉外經濟案件，特別是由於中方責任造成外方受損的涉外經濟案件，中方的主要負責人都應出面講清楚，該道歉的就當面道歉，該認錯的就當面認錯，該賠償的就全額賠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以一個全新的形象出現在世界上，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評價和信任。長遠來看，這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會見一開始，小平同志就開門見山，坦率表示：與貴方所簽的合同不能履行，責任全在中方，中方願意按國際慣例和合同約定進行賠償，賠償金額也按國際慣例和合同規定辦理。
不到20分鐘，事情就完全敲定下來了。日方可能原來估計，向中方索賠，並達成協議，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具體商務案件怎麼會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處理。看到這個結果，日方几個負責人紛紛表示十分滿意、非常感謝，並說他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即中方是一個非常重信義、守合同的合作對象。但是沒有一個人表示願意放棄賠償或少要賠償。會見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約兩年後，中央就決定第二期上海寶鋼擴建工程上馬，而且規模遠超原定計劃。
為贏得這個巨額合同，日本和西德的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甚至兩國駐京外交機構也都一再出面，從旁協助。下一步究竟與哪一家合作，中方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
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訪日時，我擔任翻譯。三菱集團三巨頭(三菱銀行、三菱重工、三菱商事的第一把手)共同邀請、盛情款待，並向張誠懇表示，兩年前中方支付的那筆賠償金(我記得是二千多萬美元)，一直原封不動地放在銀行里，分文未用，實質上他們只是代中方保管了這筆資金。如果中方發話，任何時候他們都可以連本帶息，悉數歸還。
儘管如此，當時多數領導人並不看好日本，都認為應該與西德合作。因為，之前一些西德企業一開始就主動放棄了索賠要求。
就此事向小平同志請示時，小平同志說，看起來在與中國合作的問題上，西德企業家比日本企業家眼光遠一些，氣魄大一點，但日方索賠也是按合同辦事，並沒有錯。今後究竟從哪家進口，與哪家合作，應該主要看性價比，看哪家質量好、價格低、付款條件優惠、售後服務周到，特別要看對技術轉讓的態度。這幾點應該成為我國今後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指導原則。
「我們落後了，但會趕超的」
1978年10月，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這是新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日。我也隨同前往，負責與媒體的聯絡和翻譯工作。
在大型記者招待會上，鄧小平先作了自我介紹：本人鄧小平，以往幾十年間，曾經「三上三下」，“名聲”不大好。但是我這個人也有長處，就是敢講真話，堅持實事求是。
全場笑聲、鼓掌聲響成一片，嚴肅的記者招待會一開始就充滿愉快、和諧的氣氛。
當天為鄧小平同志當翻譯的外交部老前輩王效賢大姐事後告訴我，她曾多次為多位中央領導當翻譯，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向外國人作自我介紹的。「三上三下」和“名聲”的譯法，讓她足足想了近半分鐘。
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由於職業關係，我們中的不少人曾多次訪問中國，有些人還在中國待過好些年，總感到有些中國部門、單位在接觸外國人時，往往都只宣傳、介紹中國的優點、長處，而有意無意地迴避缺點、不足。請問您怎樣看待這件事情？
小平同志回答：我知道存在這種現象，但自己很不贊成。因為這樣做，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相反我多次承認，今天中國在某些方面還相當落後，而且無需藏著、躲著。因為只有先坦率承認落後，才能千方百計、艱苦奮鬥，努力變落後為先進。猶如一個長相不怎麼樣的婦女，為了使自己也能美麗起來，就拚命整容、化妝，在臉上到處亂劃亂塗，結果不僅沒有變美，反而從一般的「其貌不揚」，變成了誰都不想多看一眼的“奇醜無比”，吃了大虧。今後我們中國絕不可能再做這類蠢事了。
又有記者提問：你怎樣看待日中兩國圍繞「尖閣列島」(日方對釣魚島的稱呼)的爭論？你認為應該怎樣解決？
小平同志答：雙方各有各的主張，這樣爭來爭去、吵來吵去，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今後再繼續這樣爭吵下去，肯定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應該現實一點，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兩國間的良好關係，得以繼續保持、發展下去。至於其他問題，可以也只能留待下一代人討論、解決。他們肯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聰明，更有智慧。
後來在從東京乘坐「新幹線」列車前往大阪訪問途中，隨行的幾位日本記者頗為自豪地問道，您乘坐的這輛列車，行進速度世界第一，目前時速可達160至180公里，請問您有何感想？
小平同志答：感到快，確實很快，從車窗向外望去，只見不少樹木紛紛向後倒去。不過我相信，今後我們中國會加緊追趕的，搞得好也許還有可能超過。
前些天，我坐在中國製造的平均時速達到350公里的高鐵上，自然而然想起了小平同志近40年前講過的這幾句話，心裏真是感慨萬千，懷念之情，不能自已。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