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清白持家 簡樸本分 為民奉獻
鄭良
東山縣原縣委書記谷文昌儘管已去世30多年，但谷家「清白持家、簡樸本分、為民奉獻」的家風仍在當地幹部群眾中傳頌。當地基層幹部認為，谷文昌家風內涵豐富，特色鮮明，集中體現了共產黨員艱苦樸素、清白為官、為民奉獻的優良作風，全面從嚴治黨，要把這些優良傳統繼承好、發揚好。
清白持家，子女沒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顧
谷文昌對待子女一貫嚴格，甚至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個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沒有得到過任何“特殊照顧”，甚至政策允許的事，他也不為子女“爭取”。1976年，谷文昌的小兒子谷豫東高中畢業，最大的願望是到工廠當一名工人。當時谷文昌夫婦已經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邊，按照政策可以留一個子女在身邊工作。谷豫東向時任地區革委會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邊，谷文昌沉默許久，還是勸他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谷文昌說：“我是領導幹部，不能向組織開口給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後工作怎麼做呢？”
谷豫東說：「遇到工作調動、個人待遇提升等關口，我們也曾多次向父親‘求助’，但他的回答永遠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不能靠著我的關係向組織提要求、要待遇’。」
「人很老實，說話輕言細語，穿著打補丁的褲子，能吃苦，下鄉睡地鋪，沒有一丁點兒千金小姐的脾氣。」談起昔日的同事、谷文昌的大女兒谷哲慧，東山縣銅陵鎮71歲的老人陳炳文仍然印象深刻。
1963年，谷哲慧高中畢業進了縣財政科當臨時工。陳炳文說：「幾個月後才知道她是縣委書記的女兒，我們都以為她在臨時工崗位只是鍛煉鍛煉，很快就會轉正、提干，沒想到從臨時工轉為正式工，她用了15年。」
1964年，谷文昌調到福州任林業廳副廳長，有關部門提出要將谷哲慧轉為正式工，隨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堅決不同意，他說：「組織上調的是我，不是我女兒。」此後，谷哲慧還有多次機會轉正，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979年才轉正。谷文昌身邊的工作人員潘進福、朱財茂說：“谷書記公私分明，從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家人牟利，他的5個孩子都是自食其力，沒有沾過父親的光，在平凡的崗位上工作了一輩子。”
目前，除了小兒子谷豫東在漳州市中山公園服務中心擔任一名普通員工，谷文昌的其他4個子女都已退休：大女兒谷哲慧、三女兒谷哲芬到退休時都只是副主任科員，大兒子谷豫閩退休時是廈門檢驗檢疫局調研員，四女兒谷哲英退休時是漳州市工商局的一般職工。
「簡樸清貧、為民奉獻是最大的家教」
谷哲芬說：「父親很少說教，也沒留下什麼家書、家訓，他的教育是身體力行展現的。」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萍都是出身貧苦農家，在黨的培養下成為國家幹部。他們一生都保持著農家子弟的本色，簡樸持家，不看重物質上的享受。
谷豫東說：「父母一輩子清貧、樸素，家裏從沒置辦過什麼值錢的傢具，從河南到東山、福州、寧化、漳州，父母的行囊永遠都只是兩個樟木箱子，裏面是一些簡單的工作和生活用品。」
谷豫東在東山工作時，家裏甚至沒有飯桌，吃飯就在縣政府大院宿舍露天的石桌上，遇到下雨，家裏人只能端著碗在屋檐下吃飯。在子女的記憶中，小時候一周見不到父親幾次。谷哲芬說：「早上起床時他已經出門了，晚上睡覺時還沒回來，有時一連好幾天都在鄉下。」
解放初期東山縣風沙肆虐，氣候惡劣，谷文昌全身心撲在了帶領幹部群眾治理風沙上。谷文昌的警衛員潘進程說：「谷書記起早摸黑，廢寢忘食，下鄉時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餵豬的厚葉菜，晚上睡在群眾家裏，在地板上鋪上稻草就打地鋪，有時一住就是好幾天。」
谷豫東說：「有時父親好不容易在家，仍然不時有群眾找上門來反映困難，父親總是熱情接待，還經常留困難群眾吃飯。沒有多餘口糧，家人就得餓肚子，有時看著群眾吃飯，我們幾個孩子都會流口水。」
受谷文昌影響，他的子女從來都把自己看作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吃苦耐勞，生活簡樸，真誠待人。
東山陳城鎮72歲村民陳志英是谷豫閩的初中同學，幾十年來，兩位老同學一直保持交往。他說：「豫閩待人真誠，心地善良，一生樸素、節儉，到老了住的房子也不大，家裏也沒什麼值錢的傢具。」
谷文昌的愛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幹部，解放初和谷文昌一起來到東山，當時是縣民政科科長，1952年轉薪時定為行政18級，在此後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職務、工資級別都沒有提升過。谷文昌去世後，史英萍依然過著清貧的生活，省吃儉用之餘熱心公益。7年多時間裡，她從微薄的離休金中擠出兩萬元資助了18位特困大學生。
讓好家風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傳家寶」
在東山，清明時節「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經成為風俗。谷文昌紀念館工作人員林秋華告訴記者，清明前後，來這裏祭拜谷文昌的群眾平均每天在百人左右。
谷文昌身邊的多位幹部群眾在受訪時說，谷文昌去世後，子女在平凡的崗位自食其力，沒有向組織和各級領導幹部提過關於個人的任何要求，也沒有接受過組織的任何特殊照顧，沒有打著谷文昌的旗號謀私利。
谷哲慧說：「以前對父親有怨言，小時候一周見不到父親幾次，長大以後在工作和個人待遇上也沒‘沾到光’，當時不明白為什麼他連自己的子女都不幫，甚至還要‘阻撓’。後來我們慢慢理解他了，他是一個公而忘私的人，是一個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人民群眾的人。看到東山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看到人民群眾這麼愛戴他，我們感到很驕傲，也會讓谷家的好家風一直傳承下去。」
（摘自2018年第11期《公民與法》）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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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和毛澤東在一起的宣傳畫（資料圖）
吳德是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重要當事人。2004年1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吳德口述的《十年風雨紀事》一書，透露了粉碎「四人幫」的諸多內情。
吳德回憶說，在為毛澤東治喪期間，我記得大約是9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我，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當時，華國鋒對我們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我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我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麼，沒有再往下深談。我想當時華國鋒是在了解我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當時已經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了。
吳德說，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我表態支持華國鋒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志的支持，反正他們最多只有四張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是絕對多數，過去他們假借毛主席的名義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李先念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麼上台的嗎？我說，當然知道(指赫魯曉夫如何利用中央全會的多數，而推翻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數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將其部長會議主席撤職的決定，反而將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黨集團之事)。隨後，我們分析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一直討論到早晨5點，認識一致了。
吳德的回憶澄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回憶，有人說，抓「四人幫」是葉劍英給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直接下達的命令。這是沒有的。“我是衛戍區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吳德說，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志福、丁國鈺(時均為北京市委書記)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陳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吳德說，我到陳錫聯那裏時，他正與楊成武談事。楊走後，我向他說明了華國鋒讓我找他的經過(要陳錫聯安排衛戍區部隊交吳德指揮的問題)；陳說他已知道，隨即就打電話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交待，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指揮。
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過去，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裏。
最後商定：
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
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與衛戍區吳忠負責；
三、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
台、中央機關與清華、北大的戒備。
話機旁。
不到9點鐘，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四人幫」這個惡貫滿盈的反革命集團，就這樣順利地被一舉粉碎了。
吳德說，當晚10點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的住地召開了緊急會議，一是選舉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二是討論通過中央16號文件，即向全黨全軍全國通報中央對「四人幫」採取隔離審查與推選華國鋒為中央主席的決定。
話。秘書告知，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華國鋒一直沒有公開談論這一問題。
在2004年第7期《炎黃春秋》雜誌上，我讀到張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這一內容。
張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與華國鋒有著多年的交往。
據張根生回憶，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和李瑞山，帶領省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地委書記等33人到廣東省來參觀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廣東省委派當時任省委候補書記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書記楊德元陪同參觀，共有八九天的時間，在相互學習、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張根生調到國家計委、農林部工作，此時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因此兩人接觸比較多。
1982年5月，張根生因患胸壁結核到北京醫院住院開刀治療。華國鋒因患高血壓、糖尿病也在北京醫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時較多見面。他倆也曾進行過一些交談。
近幾年華國鋒到廣東一次，張根生也去了北京兩三次，見面比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張根生問及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由於是老朋友，華國鋒詳細向張根生介紹了當時的經過情況。
以下是張根生記述的華國鋒的回憶，雖說缺乏細節，顯得粗略，但畢竟是華國鋒親自談粉碎「四人幫」的經過：
1976年是我們黨和國家最困難的一年。「四人幫」在這一年裡瘋狂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幫」認為時機到了，因此變本加厲。張春橋的弟弟(總政副宣傳部長)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我和葉帥比較熟悉，他是我們黨德高望重的老帥，在部隊有極重要影響，所以我對他非常信任。為提防「四人幫」察覺，李先念於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園的名義，然後突然轉向前往西山。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
為了穩妥執行這一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我還親自和葉帥直接取得聯繫，交換看法，做準備工作。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要採取非常手段解決，並找了汪東興談話，思想也完全一致。
當一切準備就緒後，10月6日晚，我和葉帥在懷仁堂坐鎮指揮，由汪東興具體實施行動。
在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佈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反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葉帥介紹了對「四人幫」逮捕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他們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採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經過討論，政治局一致表示擁護。
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說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他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毛的遺孀」被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然而，江青只有從「第一夫人」變為「毛的遺孀」，才可能淪為階下囚。
用葉劍英的話來說，毛澤東健在時，「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澤東病重時，也不能這樣做。因為江青畢竟是毛澤東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就因為她是毛澤東夫人。
所謂「投鼠忌器」，取義於漢朝賈誼《治安策》：“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意即，用東西擲老鼠，又怕打壞旁邊器物。
所以，只要毛澤東健在，就很難抓江青這隻「老鼠」。
所以，中國能夠在1976年爆發「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國人崇拜龍，向來以為龍年是「吉利的年頭」。中國人在龍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為中國人以為在龍年出生、屬龍的人會是幸運的人。
1976年是龍年。可是，對於中國來說，1976年卻是天災與人禍交錯頻降的一年：
1月8日，78歲的周恩來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區降了一次世所罕見的隕石雨；
4月清明節，爆發「天安門事件」，愛國群眾遭到鎮壓；
5月29日，雲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歲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歲的毛澤東因病去世。
據吳德回憶：
9月8日深夜，毛主席處於彌留狀態時，政治局委員分組去向他告別。我和葉帥、先念同志是一組，毛主席當時還有意識，我們報上自己的姓名時他還知道。我記得當時毛主席的手還在動，好像要找眼鏡或什麼東西。向毛主席告別後，我們剛退身到門口，毛主席又讓葉帥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沒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門口了。我看見葉帥到毛主席身邊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說什麼話，但已經說不出來，葉帥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這個夜晚，我們誰也沒有離開。我們在極大的悲痛中意識到毛主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毛澤東在彌留之際要對葉劍英說什麼，已經成為歷史之謎。後來，葉劍英曾經談到這一問題，這將在後文敘及。
毛澤東之逝，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強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國的領袖們紛紛高度評價毛澤東。
美國總統福特發來唁電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發表聲明說：「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注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像的詩人。」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發表聲明道：「毛澤東主席是一位人類的領袖、歷史的推動者。他是名垂史冊的人物。」
法國總理雷蒙？巴爾說：「毛澤東主席將作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而載入史冊。」
英國首相卡拉漢這樣評價毛澤東：「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中國的疆界，無疑他將作為世界聞名的偉大政治家而被人們所緬懷。」
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發表聲明稱：「毫無疑問，毛澤東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總統喬德里稱毛澤東是「中國革命之父」。
……
毛澤東之逝，結束了一個時代，即「毛澤東時代」。 自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起，毛澤東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毛澤東這一領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說，他在漫長的41年間，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雖說最初8年名義上是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而實際上的“總負責”是毛澤東)。
在漫長的41個年頭中，毛澤東形成、充實並發展了他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被譽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的馬列主義”。在1942年7月1日，由《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所寫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中，把這一理論體系稱為“毛澤東主義”。由於毛澤東認為“毛澤東主義”，有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後，即1943年7月1日來臨之際，王稼祥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在遵義會議10年之後，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上，確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從此，毛澤東思想一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領袖地位，加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毛澤東又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隨著毛澤東國際威望的提高，特別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後，毛澤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舉足輕重的領袖。
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國的政治巨人。於是，產生了一個時代，即「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上限是一個模糊數字，迄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毛澤東時代的下限卻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澤東離世，也就使江青從「第一夫人」變為「毛的遺孀」。雖說在毛澤東晚年，江青和毛澤東早已分居，夫妻關係名存實亡，江青連見一下毛澤東都不那麼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澤東夫人”卻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開場合處處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們來了！”“我代表毛主席問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著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發號施令。
自從江青變為「毛的遺孀」，葉劍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為這樣，在毛澤東去世後的第27天，就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國當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國當代史上的里程碑。
1976年9月9日，為「毛澤東時代」畫上了句號。
1976年10月6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畫上了句號。
這是中國在1976年的兩記重鎚響鼓。
這是中國在歷史大轉折之前的兩次急轉彎。
在筆者採訪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時，他回憶在剛剛得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胡耀邦在家中對他說的一段頗為意味深長的話：
現在，華國鋒在「四人幫」築起的堤壩上，用鋤頭挖開了一個缺口。但是，要徹底衝垮這個堤壩，還要靠歷史的洪流。人民，才是歷史的洪流。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胡耀邦的預言。
確實，「四人幫」雖然在一夜之間被抓起來了，但是要把「四人幫」所築起的“左”的思想堤壩整個衝垮，要靠人民的洪流、歷史的洪流。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