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

博客文章

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

2019年03月20日 17:30

1954年9月6日,陳雲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閣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陳雲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一起被推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選人。對於陳雲這個候選人,毛澤東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陳雲同志,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到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

然而此後不久,在經濟建設速度上,穩當的陳雲與求快的毛澤東之間產生了分歧,陳雲遭遇到其財經生涯中極為困難的一段時期。

「能人」陳雲反冒進

陳雲有很多個稱號:紅色掌柜、中共財經第一人、開國財頭,等等,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能人」這個稱號,因為這是毛澤東親筆封的。之所以稱為能人,是源於建國初期陳雲打了一場漂亮的經濟仗。

剛解放時,一些懷疑共產黨治理能力的人說:「共產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甚至有資本家叫板說:“共產黨打仗100分,政治80分,管經濟只能是0分”。

的確,開始執政的共產黨,面對的是物價飛漲、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全國金融中心上海,一些不法奸商操縱市場,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此時,被上海資本家視為「 土包子」的共產黨,把陳雲派往上海坐鎮。

陳雲是處理麻煩的能手,不管是在陝甘寧邊區,還是在東北解放區,陳雲在複雜形勢面前總能妥善應對。走馬上任後,陳雲採取強硬手段,查封證券大樓,嚴懲銀元販子,平息銀元風波。為應對投機商的囤積居奇,陳雲打響「 兩白一黑」之戰,僅僅幾天就讓投機商賠得血本無歸。有人說,陳雲的招太狠,陳雲卻說:“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陳雲就平抑物價,安定了人心。毛澤東大喜,說陳雲的功績「不下於淮海戰役」,還提筆寫了個“ 能”字。

陳雲是搞經濟的「能人」,儘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論做經濟工作,誰也不敢跟他爭第一。毛澤東說陳雲有眼光,看問題能抓到要點。確實如此,當中國經濟步入正軌後,陳雲又看出了其中的問題。

在陳雲主持的第一個五年計划進行到第三個年頭,1955年,毛澤東嫌農業合作化速度太慢,指責某些幹部是「小腳女人」。之後,各地的經濟建設指標大幅度提速。

當「冒進」開始在1956年出現時,引起了陳雲的高度警覺。1956年底,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針對冒進,作為中央財經委負責人的陳雲警告說:“現在馬跑得很危險。這樣騎下去,後年、大後年更危險。明年要削減投資……哪些東西不搞就是不搞。有些問題,沒有把握寧可慢些。”他明確表示“ 實事求是不是小腳女人”。

陳雲是個務實的人,多年主管經濟,他深知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這些話後來看,未雨綢繆,句句在理,但當時聽起來卻十分刺耳。

陳雲反冒進,毛澤東要速度。於是,當陳雲開始籌劃第二個五年計劃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向他襲來……

離「右派」只差50米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公開批評反冒進,「那些‘反冒進’的人可以組成一個‘促退小組’,共產黨應是促進委員會,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

這年11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在聽到赫魯曉夫發出的「蘇聯要在15年內超過美國」的豪言壯語後,毛澤東受到強烈的刺激。回國後,毛澤東對「反冒進」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批評:“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爬行一樣慢”;“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

「有的人!」明明白白的告訴別人,這些話是有所指的。儘管毛澤東沒有點名,但還是給正在養病的陳雲造成了很大壓力。

1958年1月中旬,毛澤東約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這些主管經濟的負責人去南寧開會,但是陳雲請了病假。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更加尖銳,“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氣,不得了。”

會議第六天,毛澤東遞給周恩來一份報告,報告是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起草的,名稱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問周恩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只能說:“寫不出來”。毛澤東於是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大家都在猜想,這麼嚴厲的措辭,到底是說誰呢。而劉少奇打圓場的解釋,讓本來緊張的人更加緊張,他說:「主席的批評主要是‘針對管經濟的幾個人的’」。

中央財經工作五人小組中,除組長陳雲生病缺席外,在座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四人,反冒進也全都有份。毛澤東一句話,搞得四個人倍感壓力,李先念甚至得靠吃安眠藥才能睡覺。好在第二天,毛澤東給出了一個明確解釋,說「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

一個月後,農曆新年的大年初一,中南海懷仁堂內的氣氛卻十分凝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在進行。毛澤東對反冒進不依不饒,他指責出席會議的陳雲說,「經濟的事都由陳雲簽字,這是對我進行封鎖。」指責之外還有警告,“‘反冒進’的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50米遠。”

毛澤東這話說得非常重,讓陳雲聽了如坐針氈。那時,右派是敵我矛盾,革了一輩子的命,誰願意與右派為伍。無奈之下,陳雲只好在會上違心地做檢查,表示對「反冒進“中財經工作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對這次挨批,素來平和的陳雲感慨良多。多年後,1980年陳雲還提到此事,認為當時民主集中制已經受到破壞,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對胡喬木說,五十年代那次「反冒進」,中央領導全都參加了,毛來了一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批評反冒進之前,全國的經濟工作由陳雲負責;在這之後,毛澤東統攬了經濟大權。於是,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開始了。

陳雲慎勸毛澤東「降溫」

儘管挨批,但挨批的人也得繼續工作,毛澤東說財經工作還得由陳雲等人來做,此外也沒別人了。但是,由於毛澤東走上前台領導經濟,陳雲率領的中央財經小組變成了一個無實權的機構,它的任務只是向毛澤東提供經濟信息和各種意見。

那個年頭,農業最缺糧食,工業最缺鋼。所以,大躍進的戰線上,農業高產「衛星」不斷升天。毛澤東開始操心的已經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糧食太多吃不完,他甚至就這個問題請教過赫魯曉夫,問“蘇聯是怎麼處理糧食吃不完的問題的”。而實際上,大躍進之後,中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糧食「高產」同時,毛澤東問冶金部長,說鋼產量能不能翻一番,冶金部長想了想說“好吧”。結果1958年計劃鋼產量就從530萬噸,“嗖”地一下成了1070萬噸。由於最高領袖下決心要把鋼產量“翻一番”,陳雲無奈,冶金部部長也只得照辦。

當時,經濟學家薛暮橋曾私下找到陳雲,希望他就「大躍進」中一些問題找毛澤東談談。陳雲說“現在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都熱,不吃一點苦頭,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陳雲明白,那時候提反對意見沒有用,但他又不能像其他領導一樣講違心的話,所以陳雲選擇沉默。

但是當1959年的計劃鋼產量變成不靠譜的3000萬噸時,陳雲說話了,他要儘可能地對這個指標採取降溫和補救的措施。當然,一定要在毛澤東能夠接受的範圍內進行小心矯正。

就這個3000萬噸的指標,毛澤東也徵求了陳雲的意見,陳雲沒有直接說不行,而是給了毛澤東一組數據:英國從年產869萬噸鋼到年產1655萬噸鋼,花費了17年時間。言外之意,中國想在一年內把鋼產量翻一番還多,不可能完成。

於是,毛澤東退了一步,把指標降到了1800萬噸。即便是1800萬噸,陳雲也覺得無法完成,可這事不能硬頂,因為毛澤東接受意見的空間到底有多大,陳雲還是吃不透、拿不准。他找到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希望胡不要把這個具體數字寫入會議公報,因為一旦公開,就很難再加以調整。但是胡喬木沒敢把陳雲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而是把這段數字堂而皇之的見報了。

1959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在這次會前,胡喬木才把陳雲給他的建議轉告毛澤東。毛澤東嚴厲地批評胡喬木:「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不報告?」不過,當時就算胡喬木轉告了,毛澤東也未必聽得進去。

在毛澤東批評胡喬木的時候,其實已經覺察出大躍進的問題,所以對指標曾提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進」。陳雲適時地對毛提出1800萬噸難以完成,毛澤東直接說,“那就拉倒!”這表明毛已經著手要調整高指標。想起陳雲以前的反冒進,毛澤東說陳雲“很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裏。”

但是這種偶爾出現的調整,並沒改變「大躍進」的整體走勢。 “經濟還得由陳雲出來搞”

在整個的「大躍進」運動中,全民砸鍋賣鐵大鍊鋼鐵。結果,為了煉鐵,山上的樹砍光了,莊稼荒在地里,而煉出來的卻是海綿鐵,根本不能用。工業建設上,為了快為了省,許多重點基建項目質量問題嚴重,有的工廠連地基都沒打好,有的建造項目連勘察程序都省了,畫張圖紙就敢開工。造成許多廠房倒塌,工人死傷。

由於嘗到了「大躍進」、“大鍊鋼鐵”的苦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對於前幾年的錯誤,承擔了責任。他說,“凡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也承認,“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

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為了對亂糟糟的經濟實行「調整」,毛澤東點名要陳雲講話,說“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出來搞。”毛澤東讓陳雲重新出任中央財經小組長,收拾一鍋粥似的中國經濟。而這種整頓,陳雲其實從半年前就已著手準備了。

當時,最大的問題是糧食不足。為了解決糧食不夠吃造成的營養不良,陳雲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應3斤大豆。他算過一筆賬,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質,1斤糧食含蛋白質45克左右,而1兩大豆就含20克。實行這個辦法,每年需要供應城市30億斤大豆,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蛋的情況下,拿大豆補充營養,是個比較可行的辦法。

但總吃豆子也不行,人總是要吃飯的,陳雲提出進口糧食。可在當時,吃進口糧還屬於禁區,但是不進口糧食,百姓就要挨餓,無法渡過難關。為了搞到糧食,哪怕是禁區也要闖。於是,500萬噸的糧食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運回了中國。

再說通貨膨脹。那時貨幣流通130億,實際只需70億,多出60億,如果不收回來,物價肯定要漲。怎麼收,提高糖價,把多餘的貨幣回籠,通貨膨脹自然可以避免。為恢復農業,陳雲甚至提出實行毛澤東強烈反對的「分田單幹、包產到戶」。

這麼幹了一年多,中國經濟有了明顯好轉。然而,隨著毛澤東對陳雲「分田單幹」的再次批判,陳雲再次“靠邊站”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中

劉少奇同志遺容

如此說來,中共領袖之中,只有劉少奇有過被捕的經歷,即他分別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長沙和奉天(瀋陽)的被捕。本來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卻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義,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0多人「履行國民黨政府必須規定的出獄手續」,出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重新提起,更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隨著「文革」的全面展開,「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分子成為打擊的重點對象,特別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發動的一個動因,甚至是一個戰果。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個過程。

據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國初期的一次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上,當時任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的張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讓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談話中,羅瑞卿突然問我: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麼目的?我聽後感到很不對頭,便對他說:這件事我建議你核實一下。我說: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這件事後來具體承辦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毛澤東指示高崗查看劉少奇的檔案,張秀山只是具體承辦的人,據他回憶,當年接到任務後,“我在東北局組織部佈置工作時,將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羅瑞卿聽後沒有再說什麼”。(張秀山《1954年揭批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會議》,《百年潮》2007年第5期)

後來高崗事件發生後,當年查看劉少奇檔案一事並沒有作為高崗的罪狀之一,可見此事的確是毛交辦的。至於毛要求查檔的原因,則無從知曉。人們只是在十幾年後的「文革」中獲知劉少奇居然是「叛徒」,而罪證之一就是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經歷。那麼,當年高崗由毛澤東秘密交辦查檔任務,聯繫後來的“高饒事件”,從中可以透露出什麼信息呢?

有人撰文指出:「高崗之所以認為劉少奇將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動搖,除了他發現毛、劉之間在農業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上的分歧之外,還有更隱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澤東指示高崗調查東北敵偽檔案中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高崗安排東北局第二書記、組織部長張秀山落實。高、饒事件發生後,公安部長羅瑞卿追究張秀山‘查劉少奇檔案’的問題,張秀山被加以‘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名……而關於劉少奇奉天被捕一事,當時的滿洲省委向中央作過報告。(姚力文、劉建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還有人提出:“毛澤東將如此絕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給高崗,足以說明他對高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崗把查敵檔的事交給張秀山去辦,後來給毛澤東送交了一份報告。以後他再未提過此事。時隔14年後,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難道是偶然的嗎?」(余汝信《高饒問題其實是毛劉問題——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筆記》)

有了這些種種事端的鋪墊,後來政治鬥爭的狂風暴雨,不是可以預期了么?不過歷史的詭秘和殘酷,竟是如此糾結在劉少奇的身上。

事實上,早在1963年以前,毛澤東就已明確地表示準備由劉少奇來接替他在黨內的位置,如1956年9月毛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講話時說:「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他還說:“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七中全會是為召開“八大”做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講話表明了選舉幾位副主席和總書記,是為了在黨內建立“防風林”,以避免如蘇聯發生的因領導人的變動而影響了共產主義事業。翌年11月毛澤東出訪蘇聯,毛澤東又與赫魯曉夫談到他不再出任黨主席的設想,據翻譯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就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主席講得很清楚,‘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接著他就一個一個地點名,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與毛澤東會談,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等。 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回答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知情者說》第7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顯然,當時毛澤東已在考慮“接班人”問題,而且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是劉少奇。據黃崢《劉少奇的歷史地位》一文:“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時就向赫魯曉夫介紹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還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時說:“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那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另據黃崢《劉少奇十大功績》一文,劉少奇曾在黨內擁有特殊地位,可以歸功於他在歷史上創下的「十大功績」,其中第八、九條內容如下:“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報告,正確分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任務。九、20世紀60年代,在第一線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為克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作出重要貢獻。”(《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不過,也正是因為圍繞文章提到的第八、九條等內容,毛澤東和劉少奇形成了認識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讓毛澤東徹底改變了對劉少奇的看法。1970年12月斯諾問:“您是什麼時候最終作出劉必須下台的決定的。”毛澤東回答:這個決定早已醞釀了,最後“決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斯諾《漫長的革命》,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這個文件的第一條就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也就是說:晚年的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不過,鑒於劉少奇的歷史功績和聲望,要打倒他,其實並不容易。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等事件,觸發了鬥爭的靈感——「叛徒」無疑是很好的突破口。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並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由原來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為第二位,並且未經選舉成為黨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澤東實際上的接班人)。而在1968 年 10 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則因“叛徒、內奸、工賊”三個罪名被“永遠開除黨籍”。

「共和國第一冤案」,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釀成了。

(作者系文史學者)

本文節選自《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中的文章:「紅與黑」革命歷史上的真假叛徒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