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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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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原因

2019年03月20日 17:33 最後更新:17:31

文革時中國 (點擊看更多)

毛澤東時代,1949—1976年

從1949年到1976年去世,毛澤東主席作為中國共產黨無可爭議的領袖,塑造了中國的命運。今日人們對於他的了解已遠勝於當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決心推動農業的欠發達的中國社會全面變革,而在此前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受害於外部干涉和侵略。毛想要創造一個有自豪感的新中國,在這裏,由作威作福的地主和受壓迫的農民構成的社會秩序要被顛覆過來,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中國要在國際上獲得尊重。在19世紀,中國深受帝國主義欺辱,陷於四分五裂的境地,而在很多方面,毛澤東身上正體現了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憎恨。他決心將中國推向通往現代化的道路。

在1949年,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國,從而能夠領導和動員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種狀況是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來首次出現,甚至也是辛亥革命前很多年裏所沒有出現過的。毛澤東自1920年以來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將其奉為中國爭取解放的思想工具,新政權也繼承了中國自古以來就在東亞世界享有的中心地位。由於傳統的生活方式被數十年來的革命、內戰和抗日戰爭所打斷,所以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就為古老的儒教價值提供了一個現代的替代物。

毛不懈地發動全國以重建遭受戰爭破壞的經濟,并力求將這個國家改造成一個工業強國。共產黨在農村根除了舊的土地制度,建立了農業合作社,以此作為農業集體化的前奏。這個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53年啟動。該計劃集中於重工業,雖然所有計劃目標都沒有完成,但還是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當時中蘇之間正處於初期的友好關係之中,蘇聯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給予積極的技術援助。在農業方面,困擾了中國千百年的旱澇災害如今當然仍舊不聽政府的號令。

 「大躍進」

1957年開始的「大躍進」,旨在以更快的速度改變工農業的面貌。共產黨在所採取的計劃中宣佈要經過一些年的時間實現“超英”。農村的合作社被合併為規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以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生產單位,負責推行農業機械化並發展鄉村工業。指令性的公共食堂、託兒所和學校將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在農田和工廠里工作。命令農民放棄他們傳統的耕作方式,到處都種植稻米和其他糧食作物而不論土壤條件是否適合,又強行推廣雜交作物品種。政府還鼓勵農民在庭院裏建造冶煉爐,要他們學著鍊鋼。

「大躍進」變成一場災難。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農民抵禦變革的能力。農民持續的抵制,嚴重的作物歉收,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試驗,導致了災難性的饑荒。儘管土地依然維持了集體化制度,但黨取消了人民公社試驗中一些比較嚴苛的方面。農民最終被允許對其收成進行買賣或交換。

毛澤東擔心革命的純潔性會受到損害,於是號召要清除那些沉溺於官僚主義作風或者對推動社會革命已經喪失熱情的人。數以百萬計的十多歲的學生和其他年輕人參加紅衛兵或者武裝突擊隊。這些年輕人匯聚於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批判資產階級道路,抨擊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粗暴地折磨和凌辱黨政官員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領導人……

 工業成就

但是工業部門的確取得進步。在共產黨建立政權前的年代裏,中國的鋼產量從來沒有達到過100萬噸,但到1960年卻超過1800萬噸。中國的工業產出在1960年躋身於世界前十位,其新建的工廠設備為以後的擴展打下了基礎。政府也對該國的科學技術人才加以組織,以適應新的技術時代。中國於1964年試爆了一顆原子彈,又在1967年試爆了氫彈,並於20世紀70年代將多顆空間衛星送入軌道。

這個政權以多種方式改變了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公路、鐵路和航空運輸從物質上將全國統一起來。公共衛生和公共健康事業被置於國家優先發展地位。民力被系統地動員起來,對溝渠河道進行整治,阻止了血吸蟲病之類傳染病的蔓延。在掃盲方面也取得了進展。政府對書面中文語言進行了改革和簡化,並推動漢語語音的標準化。它還採用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的拼音系統。婦女被鼓勵丟棄儒家傳統的以恭敬順從為尚的道德標準,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去爭取新的機會,儘管能夠進階於政治權力高層的婦女為數不多。一些陋習如童婚和納妾被宣佈為非法,而裹足在20世紀早些時候已經被消除了。以比俄國革命更加深刻的方式,中國革命重新塑造了其巨大人口的行為習慣和精神氣質,其影響力直達千百年來與外界缺乏溝通的偏遠村莊。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一個農業的、半封建的國家走上了向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道路。毛髮起的變革正在取得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文化大革命」

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這個國家的發展進程。毛澤東擔心革命的純潔性會受到損害,於是號召要清除那些沉溺於官僚主義作風或者對推動社會革命已經喪失熱情的人。數以百萬計的十多歲的學生和其他年輕人參加紅衛兵或者武裝突擊隊。這些年輕人匯聚於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批判資產階級道路,抨擊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粗暴地折磨和凌辱黨政官員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最惡劣的後果是在知識分子身上。各種背景的人都被抓起來,帶著高帽遊街示眾,並受到毆打甚至致殘。

毛澤東崇尚鄉村,所以他把職員、教師、學生和黨的官員都強行送到農村參加勞動,讓他們體驗農村生活。經濟和整個教育系統崩潰了。眼看著狂暴的人群要把國家搞得四分五裂,軍隊領導人最後出面干預了,他們得到毛的授權來恢復秩序。到1969年,最嚴重的混亂終於過去了,至此成千上萬的人已經喪失了生命。300萬人被送往農村勞動。成千上萬的政府和黨的高級官員,包括三分之二的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被清洗。

  偉大的舵手

1976年,毛澤東去世了。這位偉大的舵手作為半個世紀以來的革命的卓越締造者,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巨人,受到廣泛的哀悼。他締造了一個革命政黨和一支革命軍隊,與日本人作戰,擊敗了國民黨,領導了一場把中國推向統一、復興和現代化的革命。他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關於農民的領導作用的理論教導,他在游擊戰爭上的成功實踐,影響著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他最著名的原則,「槍杆子里出政權」,在世界各地激勵著革命者的熱情。他的訓導被載入名為《毛主席語錄》的紅寶書中,受到人們的廣泛閱讀和刻苦研究。毛的革命已經為中國贏得了自尊和自信,也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工業化、技術進步,帶來了統一和光榮。

但是毛的激進試驗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他的社會工程試驗被納入人類歷史上代價最為高昂的社會試驗的行列。幾年後他的繼承者們降低了讚美毛澤東的調門,雖然依然頌揚他作為革命領袖的偉大功績,但也批評他犯下的「嚴重失誤」。

本文摘自《冷戰到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終結?》,(美)R.R.帕爾默 喬·科爾頓 勞埃德·克萊默 著,牛可 董正華等 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3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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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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