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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林彪千方百計想要掩蓋的歷史真相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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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林彪千方百計想要掩蓋的歷史真相

2019年03月21日 17:31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2008.11)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該文下面的注釋寫道:「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那麼,這個注釋所講述的,到底是怎樣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問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

大革命失敗後,紅四軍內部爭論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亂。1929年6月8日,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表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林彪專門給毛澤東寫信說:「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對於林彪的這番誠懇勸告,毛澤東心裏十分感激。因為從派別來看,林彪並不屬於毛澤東這邊的,而是從南昌起義隊伍中來的。林彪如此擁護毛澤東,而當時一些曾跟隨毛澤東的人卻反對他,這是毛澤東後來對林彪產生信任的一個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澤東給林彪回了封信,系統地對紅四軍內的爭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說:「你的信給我以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然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在敵人的不斷圍剿中,紅軍屢戰失利。為擺脫困境,前委決定由東江撤回贛南蘇區。就在這次撤離中,紅軍合計損失一千多人,這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林彪率領的縱隊在撤退中自作主張地打了一仗,儘管打贏了,但卻暴露了目標,因此被朱德給予記過處分。

部隊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及本人受到的處分,使林彪一直鬱鬱寡歡。12月28日古田會議召開後,毛澤東重新回到前委書記的職位上,林彪這才精神振作起來。1930年元旦,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觀情緒,對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缺乏信心,反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並建議採用流動游擊的方式來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力。

那麼,林彪這時為什麼會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持悲觀態度呢?其實,大革命失敗後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暴動,使得黨內和紅軍內始終籠罩著一種悲觀情緒。自從跟隨朱德上井岡山不久,林彪的悲觀情緒就開始流露出來,且越來越嚴重。林彪經常說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之類的牢騷話。與林彪同時戰鬥在井岡山的肖克後來回憶說:“在井岡山,林彪曾提出‘井岡山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林彪這種言行的影響很惡劣,但毛澤東當時並未在意。在毛澤東眼中,林彪還是個“娃娃”,他曾對何長工說:“林彪的說法是小孩子之見。”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行動計劃時,林彪就在會上發表悲觀言論,主張紅軍在粵贛邊界區域流動游擊。林彪的發言遭到毛澤東的批評。紅軍攻佔福建上杭縣城後,林彪居然幾次向前委寫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蘇聯學習。當時紅四軍高層因為建軍問題爭論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沒有引起毛澤東的足夠關注。一直到古田會議結束,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才得以休止,毛澤東才有時間和精力,來針對紅四軍內部瀰漫的悲觀情緒進行一次系統的批評,而林彪的元旦來信,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毛澤東專門回信,藉機教育全黨全軍

林彪的這種悲觀情緒,在當時的紅軍中比較普遍。因此,毛澤東決定用回復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毛澤東選擇林彪作為「說服」對象有兩個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觀情緒存在時間很長,而且不斷反覆,經常會出現苗頭,尤其在革命暫時遭受挫折的時候;二是基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特殊關係,林彪擁護毛澤東,毛澤東也欣賞林彪的軍事才能。為此,批評、說服林彪,體現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愛護和幫助,並可藉此教育所有持這種情緒的其他同志,而不至於影響黨內團結。

1月5日,利用難得的短暫戰鬥間隙,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毛澤東秉燭夜書,寫下這封六七千字的長信。

針對林彪信中的觀點,毛澤東直奔主題批評道:

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你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的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

對於林彪悲觀主義思想的根源,毛澤東認為是因為他沒有認清中國的政治形勢。毛澤東要求黨內同志和紅軍指戰員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要認清下面幾點: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本質。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澤東在回信中,恰到好處地用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指出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他斷言: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情況,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不遠了。

在信的末尾,毛澤東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熱的語言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的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來到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把信寫完後,不僅把信送給林彪,還要求紅四軍政治部把這封信公開印發,供全軍閱讀和學習,以教育紅四軍所有黨員和指戰員。 回信被收入黨內文獻,歷經波折恢復原貌

歷史斗轉星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問世以後,隨即經歷了頗不平常的命運。

1941年12月延安整風運動中,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延安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書中收錄了毛澤東寫給林彪的這封信,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後,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編印的《抗戰以前選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黨的路線問題選集》,1947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續編》,均選用了這封信。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封信的價值非常看重。

中共中央宣傳部,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佈,但同時表示:「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佈信的全文,而不必公佈我的姓名,以免對中央內情不了解的人發生種種無謂的猜測。」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隨即做出指示: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顯然,出於對林彪的愛護與關懷,毛澤東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就沒有收入這封信。

然而,這封信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其事,這封信再次入選。不過,為不引起黨內同志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明顯可以看出是批評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按理說,林彪應知道毛澤東對自己的寬容與愛護,可建國後變得異常敏感的林彪,總覺得這封信及其有關的歷史背景對他是個影響,因此耿耿於懷。隨著野心的膨脹和權勢的增大,林彪更是對這段歷史感到心虛,於是千方百計想要掩蓋歷史的真相。

1969年9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被寫進九大《黨章》後,便興緻勃勃回到井岡山故地重遊。由於心情不錯,一向身體虛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黃洋界觀雲,臨小井龍潭聽瀑,到七溪嶺追憶往昔。然後,由葉群找來的一個文人捉刀,填寫了一首《西江月·井岡山》,這首詞寫道:

繁茂三灣竹樹,茫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誓把敵頑埋葬。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名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志不容稍減。

從這首詞中,哪裏可以看出井岡山鬥爭時期林彪的悲觀主義情緒?顯然,林彪是想一筆勾掉歷史的舊賬。但這種伎倆難以得逞,因為當時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包括毛澤東都還健在。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修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報告。1991年7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日正式出版發行,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標題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過在篇目首頁添加了那個恢復歷史原貌的注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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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林彪的官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

黃仁宇先生的回憶錄《黃河青山》講述的一個細節引起我強烈的興趣:林彪當年如何用「人海戰術」與國民黨軍隊作戰。

林彪(資料圖)

「人海戰術」的背後

讀到書中有關林彪的「人海戰術」那一段時,我發覺事情並沒有太超出我的想像。黃當時作為鄭洞國將軍的副官前往東北參加接收工作,恰好趕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戰役結束。他寫道:“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里散佈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裏。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槍!’”至於為什麼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黃相信林彪使用了「殘忍」的手段,他為此引述了戰役結束後投奔到國民黨一邊來的林彪部隊的一個作戰參謀的說法:“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

黃的這段描述,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這並不是說黃聽來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說當黃不再以一名國民黨軍官,而是以一名歷史學家的身份來寫這本書的時候,使用這種聽來的資料理應更加謹慎。因為,類似的說法,在國民黨人當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準確。記得以前在台北國史館做韓戰問題的報告時,有聽眾提問:聽說中共作戰主要是用俘虜在前面打衝鋒,出兵朝鮮,也主要是擔心幾百萬國民黨軍的俘虜不可靠,因而要把他們派去朝鮮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難免會有不同的回答。歷史學家必須深入考察表象背後的具體原­因,而不能簡單地把士兵屍首橫陳歸結為林彪「殘忍」。畢竟,稍有軍事史研究經­歷的人都會了解,在當年,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的,並不只是一個林彪,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同樣如此。

關於「人海戰術」,其實在美國作者描寫當年中共軍隊在朝鮮與美軍作戰的書中也有寫過。經­歷了與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的大規模戰爭,同時受過嚴格單兵作戰訓練的美軍官兵,注意到戰爭初期一些部隊的中共士兵不顧美軍優勢炮火的打擊,前仆後繼,一波一波地發起衝鋒,以致屍橫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軍隊這種戰法是「人海戰術」。但嚴格說來,這種「人海戰術」的戰法並不是中共軍隊作戰的一種範式或主觀意圖使然,它具有複雜得多的歷史背景。從根本上說,這其實是部隊裝備長期落後,影響到戰術落後的一種反映。中共從1927年建軍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農民武裝。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部隊的主要作戰武器都是從各種不同渠道得來或繳獲的制式不一的長短步槍,自動火器數量很少,火炮幾乎沒有,甚至連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藥,都是殺傷力有限的土製黑色炸藥。這也是中共為什麼始終不打正規戰,堅持打游擊戰的一個原­因。

中共靠什麼提高部隊士氣

其實,當我們把當年國共內戰中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當成一段歷史來研究時,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黃仁宇先生在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抗戰結束後的國共內戰,但很遺憾,他並沒有討論兩黨軍隊之間的差別,以便說明中共為什麼只用了3年時間就在軍事上由弱變強,一舉打敗了國民黨。

國共兩黨的軍隊是存在相當差異的,而黃仁宇先生所經­歷的內戰期間最突出的差異,就是部隊的士氣和紀律。黃書中提到的張治中是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他在談判期間曾給蔣介石去過一封長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作為長期帶兵打仗的將領,他在北平時發現,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宮參觀,不留意間從正在行進的士兵行列中穿過,意外發現中共士兵不僅停下來讓他通過,還微笑示禮。他為此感慨萬千,稱:如果這是一隊國民黨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槍托,也免不了要被臭罵一頓。由此他明確告訴蔣介石,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無可挽回。

士兵士氣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19世紀歐洲人敲鼓排隊迎­著飛來的槍彈進攻,未必都有軍官們拿著手槍在後面頂著。1900年義和團舉著大刀長矛,赤膊上陣,與八國聯軍的洋槍隊開戰,也沒有人在後面施加「殘忍不合理」的“嚴苛紀律”。中共軍隊從1927年一路打下來,有過許多挫敗。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氣越高,這顯然不是軍官的威脅或不合理的嚴苛紀律所能解釋的。

中共靠什麼來提高部隊的士氣?這裏不能展開討論,但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有一套相當寶貴的文獻資料,它們是美軍在韓戰中繳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26、27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大量檔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記。這些文獻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變得服從和效忠的一些證據。

根據繳獲資料中幾個連隊的「政治質量統計表」可知,志願軍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近1/3,雖然國民黨俘虜兵也佔到1/3左右,但多數士兵的思想已發生轉變。因此,在韓戰最艱苦的一段時間裡,部隊雖有逃亡或臨陣脫逃者,但一般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強。

一個15歲就參加國民黨軍的士兵這樣說明自己的轉變:「在國民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裏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在進軍西南中,聽指導員上課講,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自想,我家是窮人,以後要分地,我們就是革的地主老財的命,對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葉生明入團志願書》,見韓國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編文獻資料,第2卷)

另一個俘虜兵的轉變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後,不了解共產黨,想開小差,恐怕開不脫,後來在壁山經­過階級教育後,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為自己打仗,為人民打仗。在重慶五十廠,看到有人開小差,自己也有動搖,看到又抓回來,自己也就不想開了。但對上級講的國家勝利的形勢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優待軍屬,人民政府照顧窮人的情形,我們直接幫助了農人翻身,更把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許泗才入團志願書》,見韓國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編文獻資料,第2卷)

綜合這套資料中的相關材料,不難看出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來大致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引導和影響:一是當時在解放軍里待遇較好,官兵比較平等,鮮有打人罵人現象;二是政工人員,包括老戰士,如班長等,大都隨時做勸導工作,並現身說法;三是部隊裏動輒訴苦、階級教育、全班學習討論,有很強的政治氛圍;四是親眼見到和從家信中了解到部隊、政府確實幫助窮人,分田分地,照顧軍屬。在這方面,資料中公佈的美軍繳獲的20封來自國內親屬的信件,幾乎都在講共產黨如何照顧窮人,鼓勵兒子、丈夫或兄弟為國立功,尤能說明問題。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這是很自然的事。曾讀到錢文忠先生談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識分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

黃仁宇先生其實也注意到中共善於影響和整合農民的這種能力了。他在書中多次提到:抗戰期間,中共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努力制定適應自然經­濟要求的各項政策,從而使自己成功壯大;國共內戰期間,「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據以打造新的戰爭機器”。它甚至能夠使農民全力為中共軍隊提供食物、住處、運輸、急救等等後勤服務,並協­助設置路障、捕捉國民黨軍隊逃散官兵。

也許讀者讀到這裏,會認為我是在批評黃仁宇先生,其實我的目的並非如此。我所要強調的是,人是感情的動物,人的思想、觀念甚至思維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會、教育以及人生經­歷等各種特定環境的影響。因此,無論我們如何提倡,也沒有人能夠完全離開既有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來看歷史。主張「大歷史」觀如黃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脫俗”,何況那些無此意識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夠像黃仁宇先生所主張的那樣,把一二百年以來的中國視為一個單位,多問些「為何以這種方式出現」,而不是充滿激憤地質問“為何不依照我認為合理的方式出現”,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至少能夠少一點偏激與片面,更接近些真實與客觀。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佩服黃仁宇先生。事實上,曾經­身為國民黨的軍官,又經­歷過國共內戰,目睹並親身體驗了被共產黨趕出大陸的恥辱經­過,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權利像其他許多被迫離開大陸的學者一樣,利用自己的文字來表達內心強烈的情感與傾向。但是,讀過這本書之後,不難發現,除了個別具體事例以外,他在討論國共兩黨的歷史恩怨及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的時候,表現出的卻是一種高度理解的態度。他不僅極力為蔣介石和國民黨辯誣,而且明確地肯定毛澤東的成就,並對共產黨中國抱以期望。在他看來,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都存在著相當的歷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大歷史」觀,他沒有糾纏於自己的歷史情結,而是深入地去探討發生這一切的深層次歷史原­因,和它們對歷史進步的推動作用。他列舉的國民黨失敗的那些內在的社會歷史原因,無疑是過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夠的問題。同樣,他提到共產黨成功的原­因,雖然尚需深入和具體,但也明顯比過去的說法更能引發人們進一步的思考。

(編者按:這是楊奎松教授幾年前撰寫的文章,於今讀來,依然發人深省。本刊徵得作者同意,特摘錄文中精華部分,以饗讀者。文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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