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陳雲一句話令華國鋒「淡出」政治舞台

博客文章

陳雲一句話令華國鋒「淡出」政治舞台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陳雲一句話令華國鋒「淡出」政治舞台

2019年03月22日 17:12

華國鋒(資料圖)

華國鋒「淡出」政治舞台

「淡出」是一種電影術語,又叫“漸隱”,指的是畫面逐漸由清晰到模糊、到消失。

華國鋒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經歷了從顯要到逐步降職的「淡出」的過程……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雖然中國的實際領袖已經由華國鋒轉為鄧小平,但是華國鋒在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仍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之後,不知內情的人,只是從《公報》第五段中關於華國鋒提議「少宣傳個人」那一段話中,隱隱約約感到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地位發生了一點麻煩。不過,這只是“隱隱約約”而已。

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了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決定對中共高層領導「只增不減」、“只進不出”的原則。但是,該「減」該“出”的,畢竟還是要「減」要“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最初的人事大變動發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全會批准了汪東興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的請求。這樣,也就「減」去了汪東興。

全會還批准了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要求,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全會決定增選兩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趙紫陽。

全會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的人事變動,意味著華國鋒雖然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這個主席已經成為「空頭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華國鋒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到南斯拉夫參加鐵托總統葬禮活動。

接著,華國鋒從南斯拉夫前往羅馬尼亞,應邀到羅馬尼亞進行短暫訪問。

1980年5月17日,華國鋒主持劉少奇追悼大會。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僅要消除「神化個人」的現象,而且要處理好領導班子中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不言而喻,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是針對華國鋒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發出的《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中說:當前在執行三中全會制定的要“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的方針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一指示,同樣暗含對華國鋒的批評。

趙紫陽除了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職務。但是,不久之後,便顯露了對趙紫陽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這樣,華國鋒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職務。

趙紫陽接替華國鋒,成為中國國務院第三任總理。

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是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實行黨政分工的決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大會改革的大會》指出:

這次會議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現在對國家領導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把黨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實地明確地分開,各級黨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職務。

正因為這樣,不光是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

應當說,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屬正常人事變動。

政治局召開9次會議解決華國鋒問題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在今後二三十年內,一律不准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以利於肅清個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轉發華國鋒同志的信的通知》。華國鋒提出,今後在公共場所不再懸掛華國鋒同志的像和題詞。

於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公共場合併排懸掛毛澤東和華國鋒畫像的現象不復存在。華國鋒的畫像紛紛被取下。華國鋒語錄以及題詞也被紛紛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來的華國鋒題詞,那就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六個鐫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對於華國鋒來說,他的職務的最大變遷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在此之前,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會總是由華國鋒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公報上,卻是這麼寫著: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同志主持了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會議」這樣的提法,是中共中央歷屆全會公報或新聞公報上所沒有過的。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排名順序,也是從未有過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來排名第一的華國鋒變成了倒數第一!

發生如此顯著變化的原因,公報中是這麼寫的:

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全會通過無記名投票,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選舉的結果是:

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華國鋒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組成,他們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習仲勛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也就是說,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之後,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華國鋒職務的重大變化,雖然是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才正式作出決定,其實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9次會議,專門討論華國鋒問題。除劉伯承、聶榮臻二人因病未參加(聶榮臻來信同意會議內容)和陳永貴、賽福鼎二人未通知到會外,實到政治局委員21人,候補委員1人。中央書記處7人列席,共計出席者29人。

召開這9次會議的原因,是自從1980年8月中下旬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不少人向中央提出,華國鋒不宜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9次會議,對此進行討論,並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

11月11日下午,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陳雲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點,揪出「四人幫」,是華國鋒對黨的“一個很大的貢獻”。那時,華國鋒“是負主要責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幫」以後,我們黨沒有能夠實現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這樣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點,「華國鋒同志當主席不適當」。陳雲說:“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國鋒同志那裏去的時候提出,國鋒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畢生的工作裏頭,加號是多少,減號是多少。加號指的正確的,減號指的錯誤的。我講了一句,希望國鋒同志珍惜已有貢獻,就是說,不要隨便丟掉已經有的這一點貢獻。”

第三點,「我認為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誰作報告決定下來,哪個當主席哪個作報告。」

胡耀邦和葉劍英的發言

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在肯定華國鋒成績的同時,也對華國鋒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胡耀邦說:華國鋒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也應該說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麼說不妥當。40多年來,華國鋒同志也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有一定的水平。這個,我看也應該是肯定的。國鋒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作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歷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確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志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志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

在談到華國鋒同黨、同人民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的時候,胡耀邦列舉了華國鋒的5條表現,批評了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採取的態度。胡耀邦指出:按理來說,國鋒同志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全都贊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志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期,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1971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1975年他在聽取科學工作彙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麼基本路線,什麼階級鬥爭為綱,什麼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麼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會是真心話。這裏邊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志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只顧眼前,不顧後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

胡耀邦還指出,國鋒同志繼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志是不會贊成的。因此,國鋒同志自己提出要辭去這兩個職務,我覺得好。這對黨、對華國鋒同志自己都有好處。

還有人在會上對華國鋒說:「你在過去四年工作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他還指出:“國鋒同志對軍委工作不能勝任是大家知道的。”

葉劍英在發言中做了自我批評,檢討自己在宣傳華國鋒中說過過頭話,作了過高的讚譽,有「周公輔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葉劍英回憶了毛澤東臨終時欲言未語的難忘情景,說道:

「據《三國志》第三十五卷《諸葛亮傳》里記載,劉備在白帝城臨終託孤時,對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後,諸葛亮並沒有照劉備的話去辦,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毛主席臨終的時候說,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體同志到毛主席那個房子,排隊一個一個見主席。那時,他的心臟還沒有停止跳動,看完後,退回休息室。過了一會,護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當時主席看了我一眼,說不出話來,我又退了出來,不久,主席心臟就停止跳動了。當時我就想,主席為什麼要第二次叫我呢?還有什麼囑託(葉劍英講到此處,心情很激動,流下了眼淚)?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做‘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還是想儘力扶助他。我對他還講過一些過譽的話。這是一種舊的封建思想在作怪。藉此機會,我應作自我批評。」

針對華國鋒過多的辯解,不肯承認錯誤,不敢承擔責任,葉劍英說:這次政治局會議確實開得很熱烈。華國鋒同志犯錯誤,我也是有責任的。當初剛剛粉碎「四人幫」,我的頭腦里也有愚忠愚義思想,有時明知華國鋒同志的意見不對,但給他提出來後,他一拒絕,我也沒有堅持,就這樣釀成現在的局面。所以,這種情況,我也有份。

《通報》向全黨打招呼

葉劍英在政治局會議上還說:「如果國鋒同志不願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所有中央這四年來的錯誤都是我造成的,你們怨我、批評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辭職,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提一遍,我請求黨中央讓我離休。這是我雷打不動的意見。」經過葉劍英這樣一說,華國鋒表示不再辯解,願意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接受批評。

會議自始至終平心靜氣,到會的29人都發了言。大家在發言中肯定了華國鋒的功勞,但是認為,華國鋒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

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華國鋒表示歡迎大家對他的批評。他再次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要求在六中全會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軍委的工作。

華國鋒提議由葉劍英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職務。

葉劍英堅決推辭,再次提出批准他離休。

葉劍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婉言謝絕。他認為,在60多歲的人當中,胡耀邦政績顯著,所以力薦胡耀邦擔任中央主席,並對胡耀邦說要「當仁不讓」。

鄧小平說,他自己只願意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確實需要集中力量考慮自己的問題,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見,但在六中全會作出相關的決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賓。政治局還表示,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華國鋒犯了「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但不要說成是路線錯誤。路線、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等提法沒有明確的科學含義,使用這些提法過去在黨內造成很不好的後果,以後要盡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後通過三項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

當時,考慮到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為了使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中央政治局決定把這次會議的內容通知省級常委以上的同志,並由他們向參加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四千名高級幹部傳達。並要求:「為了保證全黨全國全軍的安定團結,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嚴格保密,絕對不得外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

這個《通報》,實際上是向中共全黨打招呼。《通報》向全黨通報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所犯的「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共五條:

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

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

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復工作;

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

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通報》還通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也就是說,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已經決定,並已通報全黨。

在華國鋒即將辭職而未辭職的這一段微妙的時間裡,華國鋒雖然身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實際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經由胡耀邦主持。華國鋒已經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開出面。

1981年元旦,華國鋒拒絕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話會。

鄧小平對華國鋒的評價

1981年2月4日,這一日子對於華國鋒是難忘的。

這天,是中國農曆雞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議由華國鋒出面宴請越南黃文歡。華國鋒拒絕了,不願露面。胡耀邦求助於鄧穎超。鄧穎超是黃文歡的老戰友,要出席這次宴請的。鄧穎超給華國鋒打了電話,希望華國鋒能夠主持這次宴請。華國鋒只得答應了。

於是,在除夕夜,華國鋒來到釣魚台18號樓——這是華國鋒最後一次出席國宴。

席間,當招待員給華國鋒遞上一盤煎雞蛋時,使華國鋒意外驚喜:因為這煎雞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黃之後煎的。華國鋒平時最喜歡這道菜。國宴廚師知道華國鋒將要辭職,今後沒有機會再來這裏,所以特地做了這道他喜歡的菜。宴會結束後,華國鋒送走了黃文歡,特地回身跟招待員、廚師一一握手,說道:「同志們的情,我領了!」

從此,華國鋒再也沒有在國宴上露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華國鋒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錯誤有如下具體的論述:

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

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曾談及了《決議》要不要點華國鋒的名的問題:

討論當中提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頭兩年的問題,曾經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後來我們大家斟酌,認為不提名還是不行。這次決議應該同去年11月政治局會議的通報相銜接。現在這個決議稿子裏面的許多措辭比通報要溫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減輕一些,我看這樣比較好……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談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時,談到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和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領導集體。鄧小平以為,介於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間的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鄧小平指出:

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華國鋒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從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日-13日,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華國鋒落選了。當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也就不復存在。從此,華國鋒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員。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華國鋒一直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除了中共中央委員之外,華國鋒沒有再擔任別的職務。

2002年11月,由於年事過高,華國鋒沒有作為十六大中委候選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華國鋒請了病假,沒有參加會議。

2007年10月,華國鋒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華國鋒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2008.11)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該文下面的注釋寫道:「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那麼,這個注釋所講述的,到底是怎樣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問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

大革命失敗後,紅四軍內部爭論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亂。1929年6月8日,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表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林彪專門給毛澤東寫信說:「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對於林彪的這番誠懇勸告,毛澤東心裏十分感激。因為從派別來看,林彪並不屬於毛澤東這邊的,而是從南昌起義隊伍中來的。林彪如此擁護毛澤東,而當時一些曾跟隨毛澤東的人卻反對他,這是毛澤東後來對林彪產生信任的一個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澤東給林彪回了封信,系統地對紅四軍內的爭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說:「你的信給我以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然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在敵人的不斷圍剿中,紅軍屢戰失利。為擺脫困境,前委決定由東江撤回贛南蘇區。就在這次撤離中,紅軍合計損失一千多人,這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林彪率領的縱隊在撤退中自作主張地打了一仗,儘管打贏了,但卻暴露了目標,因此被朱德給予記過處分。

部隊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及本人受到的處分,使林彪一直鬱鬱寡歡。12月28日古田會議召開後,毛澤東重新回到前委書記的職位上,林彪這才精神振作起來。1930年元旦,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觀情緒,對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缺乏信心,反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並建議採用流動游擊的方式來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力。

那麼,林彪這時為什麼會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持悲觀態度呢?其實,大革命失敗後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暴動,使得黨內和紅軍內始終籠罩著一種悲觀情緒。自從跟隨朱德上井岡山不久,林彪的悲觀情緒就開始流露出來,且越來越嚴重。林彪經常說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之類的牢騷話。與林彪同時戰鬥在井岡山的肖克後來回憶說:“在井岡山,林彪曾提出‘井岡山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林彪這種言行的影響很惡劣,但毛澤東當時並未在意。在毛澤東眼中,林彪還是個“娃娃”,他曾對何長工說:“林彪的說法是小孩子之見。”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行動計劃時,林彪就在會上發表悲觀言論,主張紅軍在粵贛邊界區域流動游擊。林彪的發言遭到毛澤東的批評。紅軍攻佔福建上杭縣城後,林彪居然幾次向前委寫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蘇聯學習。當時紅四軍高層因為建軍問題爭論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沒有引起毛澤東的足夠關注。一直到古田會議結束,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才得以休止,毛澤東才有時間和精力,來針對紅四軍內部瀰漫的悲觀情緒進行一次系統的批評,而林彪的元旦來信,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毛澤東專門回信,藉機教育全黨全軍

林彪的這種悲觀情緒,在當時的紅軍中比較普遍。因此,毛澤東決定用回復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毛澤東選擇林彪作為「說服」對象有兩個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觀情緒存在時間很長,而且不斷反覆,經常會出現苗頭,尤其在革命暫時遭受挫折的時候;二是基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特殊關係,林彪擁護毛澤東,毛澤東也欣賞林彪的軍事才能。為此,批評、說服林彪,體現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愛護和幫助,並可藉此教育所有持這種情緒的其他同志,而不至於影響黨內團結。

1月5日,利用難得的短暫戰鬥間隙,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毛澤東秉燭夜書,寫下這封六七千字的長信。

針對林彪信中的觀點,毛澤東直奔主題批評道:

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你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的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

對於林彪悲觀主義思想的根源,毛澤東認為是因為他沒有認清中國的政治形勢。毛澤東要求黨內同志和紅軍指戰員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要認清下面幾點: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本質。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澤東在回信中,恰到好處地用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指出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他斷言: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情況,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不遠了。

在信的末尾,毛澤東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熱的語言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的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來到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把信寫完後,不僅把信送給林彪,還要求紅四軍政治部把這封信公開印發,供全軍閱讀和學習,以教育紅四軍所有黨員和指戰員。 回信被收入黨內文獻,歷經波折恢復原貌

歷史斗轉星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問世以後,隨即經歷了頗不平常的命運。

1941年12月延安整風運動中,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延安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書中收錄了毛澤東寫給林彪的這封信,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後,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編印的《抗戰以前選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黨的路線問題選集》,1947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續編》,均選用了這封信。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封信的價值非常看重。

中共中央宣傳部,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佈,但同時表示:「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佈信的全文,而不必公佈我的姓名,以免對中央內情不了解的人發生種種無謂的猜測。」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隨即做出指示: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顯然,出於對林彪的愛護與關懷,毛澤東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就沒有收入這封信。

然而,這封信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其事,這封信再次入選。不過,為不引起黨內同志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明顯可以看出是批評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按理說,林彪應知道毛澤東對自己的寬容與愛護,可建國後變得異常敏感的林彪,總覺得這封信及其有關的歷史背景對他是個影響,因此耿耿於懷。隨著野心的膨脹和權勢的增大,林彪更是對這段歷史感到心虛,於是千方百計想要掩蓋歷史的真相。

1969年9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被寫進九大《黨章》後,便興緻勃勃回到井岡山故地重遊。由於心情不錯,一向身體虛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黃洋界觀雲,臨小井龍潭聽瀑,到七溪嶺追憶往昔。然後,由葉群找來的一個文人捉刀,填寫了一首《西江月·井岡山》,這首詞寫道:

繁茂三灣竹樹,茫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誓把敵頑埋葬。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名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志不容稍減。

從這首詞中,哪裏可以看出井岡山鬥爭時期林彪的悲觀主義情緒?顯然,林彪是想一筆勾掉歷史的舊賬。但這種伎倆難以得逞,因為當時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包括毛澤東都還健在。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修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報告。1991年7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日正式出版發行,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標題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過在篇目首頁添加了那個恢復歷史原貌的注釋。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