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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子珍離開毛澤東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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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子珍離開毛澤東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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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子珍離開毛澤東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嗎?

2019年03月25日 17:26 最後更新:17:20

賀子珍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過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1937年,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是因為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係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這樣說:“賀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當面大罵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與賀子珍大吵大鬧。而毛澤東喜新厭舊偏愛江青,大發雷霆指責賀子珍。賀子珍一氣之下離延安出走離開了毛澤東。”社會上是這樣流傳的,而報刊發表的文章,有的也這樣說。

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

人民出版社於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家世》記載,江青於1937年8月底從西安途經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達延安,先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根據當時黨中央的規定,從敵占區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別是黨員,不論是誰都應進行審查。江青到延安後,為了審查她的黨籍問題,讓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長時間,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了她的黨籍問題,才結束審查,讓她於11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這之前,江青不可能單獨接觸毛澤東。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後,為了發揮江青的專長,將她調到該院任戲劇教師。8月,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再說賀子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於1998年7月出版的《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7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記載,賀子珍於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1937年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遷到延安,賀子珍隨毛澤東抵達這裏。

在延安,賀子珍看到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尤其是革命理論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統地學習、提高,否則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於是,便向毛澤東提出進「抗大」學習的要求。

毛澤東考慮到,「抗大」紀律很嚴,每天要“三操兩課”過軍事化集體生活,而賀子珍在長征途中受過重傷,加上因生孩子失血過多,身體尚未康復,所以不同意賀子珍進抗大學習。

而賀子珍性格倔強,學習的願望迫切。她對毛澤東說,過去輾轉戰鬥在革命根據地,又經過長征,生活那樣艱苦,並且是死裏逃生,都過來了,難道在「抗大」學習還堅持不下來嗎?在賀子珍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便同意了。

賀子珍在「抗大」學習,生活是很緊張的。不僅同大家一樣參加了全部的學習課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參加政治活動,住集體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於生活這樣緊張,營養嚴重不良,加上不適應陝北的惡劣氣候,所以便得了嚴重的貧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惡化,暈倒在「抗大」廁所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停學回家。

賀子珍在家休養期間,又接連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澤東經常與美國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使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出現裂痕,關係緊張。

二是賀子珍又一次懷孕,並且經常嘔吐。賀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澤東分開一段時間,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

除此,賀子珍身上還有彈片沒有取出來,經常疼痛難忍。於是,便想動手術取出彈片,而延安動不了取彈片的手術。因此,她決定去西安,從那裏轉赴上海治病,同時做人工流產。

對賀子珍這種打算,毛澤東起初沒有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

就這樣,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到西安。

賀子珍到西安後,上海淪陷被日本佔領,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暫住。毛澤東得知這種情況,託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勸,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後有機會再出去治病。

而賀子珍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康生、陳雲等從莫斯科坐飛機經新疆、蘭州、西安去延安,使賀子珍受到啟發。她想:上海去不成,為什麼不可以到蘇聯去呢?到蘇聯,既可治病,又可獲得出國學習的機會。於是,便從西安坐汽車到蘭州。

賀子珍到蘭州後,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曾勸說賀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蘇聯。但賀子珍不聽勸說,堅持要走,賀子珍在蘭州期間,毛澤東也曾託人帶口信給賀子珍,還發去電報,勸她回延安。賀子珍個性倔強,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從蘭州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從上述情況來看,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並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為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而此時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審查,不可能讓她與毛澤東單獨接觸。再說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後來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訓導主任),並非毛澤東。基於這樣的情況,怎能說賀子珍出走離開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結果呢?賀子珍在延安時,江青未曾與賀子珍見過面。以後,她們也未見過面,說她們在毛澤東所住的延安窯洞裏當面吵架,顯然是子虛烏有的誤傳。

本文摘自《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田樹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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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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