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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期間中南海的兩次秘密抓捕行動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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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期間中南海的兩次秘密抓捕行動

2019年03月31日 18:37

林彪與「四大金剛」(資料圖)

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顧保孜著,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

作為林彪的死黨,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林彪叛逃不久,即1971年10月3日,剛剛過了國慶節,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時中央成立了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因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範圍知道,對外還一直保著密,包括對部隊。對於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這四人的處理,中央必須掌握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們直接參与謀害毛主席、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才能逮捕法辦。所以先從內部控制他們,不能打草驚蛇,不然,容易引起軍隊內部的混亂。

國慶節後,中央還同意邱會作率訪問團出訪了越南。

到了10月底,專案組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林立果是空軍辦公室的副主任兼戰部副部長,空軍是這次反黨活動的重災區。專案組從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發現了大量的文件和反黨計劃,最著名的文件大概要數《「571工程」紀要》。至今許多人都能記得裏面的內容,他們的口號和綱領之反動之猖狂之恐怖實屬罕見。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參與反黨活動的證據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達了對黃、吳、李、邱的逮捕令。這是繼1967年逮捕「王、關、戚」,1968年拘押“楊、余、傅”之後的又一次秘密行動。中央警衛局是絕對聽從指揮的部隊,一聲令下,抓任何人都不會猶豫,儘管抓“楊、余、傅”已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可是,對林彪的「四大金剛」執行逮捕任務,卻是應該大加褒獎的神聖使命。

這是在人民大會堂第一次執行逮捕行動。

黃、吳、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這次逮捕行動由周恩來親自指揮,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簡單。他們到達大會堂時,外面指揮的人,先放行「首長」進去,後面截住他們的警衛,請進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間裏。

會議地點在福建廳,離北門很近。他們剛走進大會堂的北門,立即就上來兩個人,一邊一個緊緊夾住來人,由辦公廳負責人當面宣佈中央的決定。然後快速架進電梯,大會堂的地下室里兩輛吉普車早已恭候在那裏了。

不一會,黃、吳、李三個人就成了瓮中之鱉,被帶進吉普車裏。

在捉拿黃永勝的時候,還費了點勁。黃永勝自恃自己是總參謀長,見有人來架他,馬上警覺地高聲叫道: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並且奮力掙扎。但是事先考慮到反抗的問題,選派執行任務的人不僅個大,而且都是副團長以上職務的軍人。他們遇到這種情況,非常鎮靜,也富有經驗,不等黃永勝再掙扎就利落地將他手反背到身後。為防止不測,從他身上搜出水果刀、藥品等物品。

過了開會的時間,還不見邱會作的影子,別是他聽到了什麼風聲?指揮中心立即和邱會作的秘書聯繫,才知道邱會作去西郊機場送人,要晚一點來。

事不宜遲!打電話追到西郊機場,通知他馬上到大會堂開會。對邱會作也是用同樣的辦法將他逮捕,他沒有反抗。被抓,好象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將他押進電梯的時候,他看見了張大夫,就叫他。張大夫知道他已經不靈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還是應該上前去看看。電梯的門開著,邱會作被兩個人看押著,以前的威風不見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向張大夫要安眠藥,說是沒有葯他睡不著。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畢竟和政治不一樣。他覺得這醫德出發,可以給他一點葯。就說: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請示了汪東興,汪東興的想法和他一樣,可以給一點葯,量不要大。張大夫取了幾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藥性小的安眠藥,送給還等在電梯裏的邱會作。他接了葯,連連說謝謝。或許這幾片葯還真的幫他度過了幾個難熬的長夜。

後來大家參觀邱會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藥成癮,各種藥品堆滿了房間,補藥品種之多,令人瞠目結舌,生活極其糜爛。直到他被抓起來的時候,他首先惦記的還是葯。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似乎是懷仁堂的「專利」,文革幹將和旗手相隔8年被同一內容的“會議通知召進懷仁堂。

追溯新中國的歷史,追溯中南海的歷史,懷仁堂也應該算一處獨佔風流的政治名地。在歷史的交叉點上,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56年,十大元帥在這裏授勛。1967年,「二月逆流」風波也發生在這裏。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集團的“戰役”就是在這裏勝利完成的,中國從此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了“文革”。

懷仁堂無論作為歷史見證也好,還是作為新時代的起點也好,它在人們心中已經成為某種意義的象徵。

懷仁堂靠近中南海的西門,因為離大門近,中央領導人和各界群眾聯歡,或是接見會議代表,經常在這裏進行,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央和群眾聯繫的橋樑。

其實,「四人幫」不是懷仁堂的首批“客人”。1968年初,經中央批准,“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是在懷仁堂被捕的。他是第一個在懷仁堂被抓的人。時隔8年,歷史又一次在這裏重合,竟然驚人的相似。那次被捕戚本禹也是以開會為名,而且會議內容有一條議題也是雷同的――關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問題。所不同的是,抓戚本禹是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捲髮稿,而抓「四人幫」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

毛澤東主席在9月9日去世後,最高權力成為矛盾交集的焦點。一是以華國鋒為首的實力派,二是葉劍英為代表的元老派;另一派就是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三股力量必定要融合吸取一股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翻開新中國的史書,就不難發現,國慶節前後經常是相伴著重大歷史事件而至,想必真是應了「多事之秋」的老話么?

國慶節的夜晚,佩帶黑紗的江青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登上天安門城樓,將和首都人民一道度國慶之夜。這天白天,北京沒有搞什麼慶祝活動。人們似乎也失去了過節的情緒。

這一年的命運之神吹著悲哀的號子,奏得人們不斷淚水雙行,肝膽俱裂。哀樂中,江青一夥加快篡黨奪權的腳步。也加快了自取滅亡的進程。

姚文元在國慶節活動前就特意叮嚀周恩來的攝影記者杜修賢,拍攝時一定要突出集體領導,照全所有的委員。

「集體領導」含意深刻,江青一夥就是在這個「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導演了一幕幕鬧劇。

國慶節晚上活動結束後,江青突然提議:繼承毛主席遺志,不應講究形式,而是重在表現,大家去掉黑紗,一齊學習《毛選》。

10月2日,王洪文緊急找攝影記者杜修賢去,提出要拍標準照。攝影記者很奇怪,以前幾次提出給他拍標準像,他都拒絕了,現在主席剛去世,他卻要照……?王洪文回答絕妙:「留著開追悼會用。」以後的事情才使攝影記者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不成功便成仁”,作最後破釜沉舟的衝刺。

10月4日,在勤政殿召開的毛澤東醫療組總結會議上,張春橋和江青極力把會議往批鄧小平上引,張春橋叫囂要召開中央全會,開除鄧小平的黨籍。

話給汪東興,請示江青不下車怎麼辦?回答是讓他耐心等待,她最終還是要下車的。一小時後,江青才結束了她長篇大論的發言。滿足了演講欲的江青,笑容滿面地下了車。

10月6日,這是江青的最後自由日。她下午組織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主席生前居住的「游泳池」學習《毛選》。然後又和大家合影留念。最後還覺得不過癮,又帶大家去景山公園摘蘋果,直到天色灰暗,才回中南海201住所(原來江青的住房,離毛澤東住地很近。主席去世後她才搬進居住)。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認為奪權的時機來臨,他們便加快進入中央的步伐。然而短短的一個月時間竟然成為「四人幫」的最後的自由日

毛澤東逝世不久,人們就迎來了國慶節。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杜修賢立即去釣魚台他那裏一趟,也沒詳細交代是什麼事情。

杜修賢乘坐的汽車離王洪文的住宅樓還有百米遠的時候,就看見王洪文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裝,筆挺地站在樓房外面。見汽車開來,他朝前迎了幾步,杜修賢心裏微微一動:他難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攝?因為接連幾天王洪文叫他為毛澤東遺體拍攝重要照片,聽是他的電話就條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攝。

王洪文和杜修賢握了一下手,就帶他大步往樓里走。走進樓里,他才站住對杜修賢說:「老杜,今天請你來是為我照幾張相。」

「噢……今天?」杜修賢一愣,“我沒有作準備啊,沒帶燈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為然。「沒關係,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攝當然比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幫忙,光線不好啊。」杜修賢望望門外的天氣,覺得沒有把握。

「問題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態度很堅決,儼然是攝影行家。

杜修賢不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心裏納悶,今天他著什麼急呢?以往就數他的單人標準照最難拍攝,搞得記者們好不痛快。 王洪文在「十大」當選為黨的副主席後,新華社攝影部根據慣例,要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攝一些資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單人標準照片。杜修賢打了幾次電話給王洪文的秘書,叫預約個時間,為“副主席”拍攝一些資料照片。

第一次,電話里說王洪文不在北京。

第二次,王洪文正忙,沒有時間拍攝資料照片。

第三次,沒有答覆。

第四次是1974年底,天氣還不太冷,杜修賢正好有空閑時間,又想起了王洪文的標準照片。他們已經給其他幾位領導人拍了標準照片,就剩下王洪文沒拍。可是王洪文不知什麼原因不予配合,真讓人著急。他又給他的秘書撥了電話,秘書答應一定給個答覆。誰知等來的答覆是首長最近身體不佳,照片的事以後再說。

幾次碰壁,為王洪文拍照的興趣陡降。以後一年多的時間杜修賢再沒有向他提起標準照的事。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態急切地要拍標準照。這能不叫他納悶嗎?再說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標準像也不太合適呀!杜修賢不由地好奇問:「怎麼這個時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聲,隱秘的眼神飛快地望他一眼,頭扭向一邊,用似乎開玩笑的輕鬆語調說:「開追悼會用啊!」

「啊呀!追悼會用也太年輕了嘛。」杜修賢也用開玩笑的口氣回敬了一句。但是心裏暗暗吃了一驚,這話什麼意思?多叫人膽寒!

王洪文帶他走到2樓,沒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麼急用,只是問他樓上的光線是不是比樓下好一些?杜修賢連測光表都沒有帶,大體目測了一下,怎麼辦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說行,就點點頭。

這時他用和年紀不相稱的嚴肅表情對杜修賢說:「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幾次提出要給我照嗎?這次我主動配合你們的工作。光線問題你想想辦法補救,相信你有這個技術!」

他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杜修賢還能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用自然光給他拍攝。

那天王洪文的標準照拍了好幾種,先是穿著中山裝的,後又換上軍裝照了幾張。

這次拍攝,杜修賢覺得他差不多被折騰得散架了。因為他拍攝從來不用三腳架,又沒有帶閃光燈,每張照片必須按動四分之一的快門,才能保證彩色膠捲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這幾乎是快門檔次里最慢的瞬間了,按快門時人的手是很難能端得紋絲不動,穩如泰山。只要有一絲擺動,照片就虛了。等將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杜修賢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沒知覺了。

王洪文一反常態急著要拍標準照的內幕,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才逐步披露出來,真相大白於天下的。

「開追悼會用」道出了他篡黨奪權而不惜破釜沉舟的決心。

王洪文急於登台需要印製標準照,難怪他那麼急促、固執,甚至連光線都可以不顧,鐵了心要拍攝自己的標準照。

夜色朦朧,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上,一輛黑色轎車正高速急馳。到了木樨地,向右一拐,進入三里河路。在釣魚台警衛森嚴的大門前,轎車稍稍減慢了速度。警衛戰士見是張春橋的座車,立刻做出放行手勢。轎車「呼」地一下,消失在院內的黑暗中。

車到樓前停下。車門打開,走出來的卻不是鷹鼻長臉的張春橋,而是一位高挑個兒的中年人。張春橋的秘書快步上前,異常親熱地握住中年人的手,說:「幸苦了,景賢大哥!首長在等你。」

來人是徐景賢,「四人幫」在上海的幹將之一。下午,他接到王洪文的電話,要他急速來京,當面向王、張彙報上海民兵的準備情況,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

上海民兵,是「四人幫」苦心經營的“第二武裝”。

1976年8月,毛澤東病情加重。「四人幫」認為,奪權的時機即將來臨,他們的“第二武裝”要發揮歷史作用了,便加緊進行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準備。

毛澤東去世後,他們突擊下發各種槍74000多支,大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全市籠罩在戰備的緊張氣氛中。

徐景賢緊急進京,便是商量如何配合「四人幫」登台採取行動。一個又一個通宵達旦的密謀,一個又一個精心籌劃,自認為天衣無縫的奪取政權計劃,竟然在10月6日,一個普普通通星期三的晚上被擊得粉碎。

這是他們最後一個自由日。江青在這一天最後一次面對照相機的鏡頭。

話找杜修賢,叫他到游泳池毛澤東書房來一趟。

此時的江青無論抓與不抓,她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經醜陋得體無完膚。國外瘋傳「紅都女皇」,國內大罵“妖婆”。樣板戲、江青裙、反潮流、批大儒、罵老娘、寫黑詩……一系列叫國人瞠目結舌的“時興浪潮”不都是出自江青一夥的門下嗎?

游泳池,毛澤東曾經生活工作過的住宅,也是杜修賢最為熟悉的地方。

幾個月沒有來過了,今天猛然又來,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彷彿又聽見毛主席在書房裏走來走去的「踏踏」的腳步聲和他沉重的呼吸聲還伴有零星的咳嗽聲……就連茶几上的煙缸好像還冒著縷縷青煙,茶杯里的濃茶還熱著……

汽車的喇叭聲打斷了他傷感的冥思,這是江青的「大紅旗」。“老杜,你遲到了……”江青一進門就衝著他沒頭沒腦來了一句。明明他來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謂“遲到”的含意,“我們在這裏學毛選已經學了好幾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來學。”

學毛選?這是怎麼一回事?杜修賢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後來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陸續也來了,不過他們已經來學了幾天,七八個人將小小的過廳坐得滿滿的。有人給杜修賢遞了本毛選,他也照著他們翻到學習的頁碼,一臉虔誠認真閱讀的樣子。可是心裏老在不停地劃問號,江青為什麼召集主席和她身邊的人學習毛選?

「小李,你接著昨天的繼續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咦?學了好幾天,連一篇都沒有學完?”她翻開書自言自語的嘀咕。

他們的目光跟著讀書聲一行一行地在書上移動,沒有幾行,江青一聲高腔,驚得他們從書里抬起頭,讀書聲戛然而止:「你們知道中央誰反對毛主席?」

杜修賢下意識地搖搖頭,江青脖子一直,朝他:「哼!告訴你們,誰反對主席我都知道。這種事休想瞞過我!」

江青最後乾脆不叫小李念書了,她一個人大談起中央的局勢。「中央領導人的排列順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誰也不能改動……誰要反對你們,不行,你們都是主席身邊的人,反對你們就是反對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終於,江青講夠了講累了,發洩慾和宣講欲得到了滿足,她愉快地宣佈:「今天就學習到這裏,和大家合影。明天繼續學習。」此時她的心裏還裝著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來到房後的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和一頂藍色男式便帽,給本來就不年輕的形象里憑添了幾分陰陽怪氣的色彩。其實江青有一頭黝黑的短髮,不戴帽要精神也要亮堂的得多,誰知她的審美觀是不是也到了衰弱期?

她理所當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間。杜修賢的鏡頭裏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哪個鏡頭裏有江青的身影哪個鏡頭裏的人物表情就異常嚴肅,雙足立正,兩臂僵直,肌肉緊繃,活像木偶薈萃。如果鏡頭裏沒有江青,人物表情活潑自如,嬉笑輕鬆,其樂融融。

「既怕又恨」是江青身邊工作人員普遍的心理特徵。在這種矛盾心理的壓抑下,人們變成了既溫順又叛逆,既老實又世故的多重性格組成的矛盾體。

拍攝後,以為沒事了,杜修賢提著攝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興緻勃勃叫住他,「老杜別走!我們一起去景山公園摘蘋果,還要照一些照片。」然後她笑眯眯地坐進「大紅旗」里「呼」地先走了。

工作人員坐著警衛局的麵包車,跟著「大紅旗」駛出中南海。

汽車從景山公園後門進去徑直開到一片蘋果園旁。 江青非常得意告訴杜修賢:「老杜,我們在這裏勞動了好幾次,特意留了幾顆樹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顆碩大的蘋果樹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上一個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架子上,旁邊的人七手八腳將她扶定,又在她的手邊掛了一個小竹籃,讓她放摘的蘋果。

摘蘋果可以算是勞動也可以算是享受,一種心理和生理的雙重享受,垂手而得的心理滿足和悠然打發歲月的生理滿足。

白皙的、保養極好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樹榦,本身就是對比,一身素裝和燦爛紅顏的蘋果,這又是對比--杜修賢拍下了對比的瞬間和對比的深思。

江青從林子出來,歡喜地面對人群里開始了她最後首長的講話,這是她結束政治生涯前最後一次顯示首長的權威。

晚上八點,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先後在懷仁堂一網打盡,隨後江青在她的住所逮捕,開始接受中央的審查。江青直到公開審判、坐牢、就醫、自殺身亡,再沒有獲得過自由。四人中除姚文元還健在,獲得自由外,其他三人均在服刑期間患病離世。

懷仁堂門口,葉劍英緊緊握住鄔吉成的手,欲言又止,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順從交槍,並未抵制;葉劍英的警衛秘書卻鬧了一場虛驚。

粉碎「四人幫」的計劃在將近一個月的醞釀中,逐步思考成熟。到10月6日下午,進入佈置實施階段。

話響了,汪東興的秘書通知鄔吉成立即到中南海。當時鄔吉成一身白粉,象個粉刷匠,想把牆皮鏟完再去。回答是不行!他只好換了身衣服,趕快坐車趕到汪東興的住處。他才跨進門,只見汪東興「蹭」地站了起來,用非常嚴肅的口氣問他:“晚上抓幾個人……,你知道是誰嗎?”

鄔吉成心裏一格登,抓人?解放前他就在中央警衛團工作了,也執行過好幾次抓人的秘密行動,可今天怎麼突然又要抓人,會是抓誰呢?他還沒有仔細猜想,腦海里猛然跳出一個感覺,他馬上意識到這是指抓誰了,絕對跑不了有江青!但是他不敢貿然說出名字。萬一說不對,可是要被打成反革命的。

他衝著嚴肅的汪東興含糊地笑笑,不作回答。

「吳建華負責裏面,你負責外面。你去把孫鳳山調來管車,車子都調到西面。你主要掌握四周安全,還有警衛秘書。將他們集中到五間房,宣佈幾條紀律。」

看來真要進行重大行動了。鄔吉成這時想到10月2日晚,汪東興找他談了一席話,現在看來是有意試探他的態度。那天,汪東興莫名其妙地對鄔吉成說:“六個字錯了五個字。聯大報告上也是這麼寫的,還是華主席改了過來。

鄔吉成哪裏知道什麼是六個字,而且還錯了五個字?

汪東興見鄔吉成一臉茫然,估計鄔吉成雖說在釣魚台辦公同時也兼顧江青他們幾個人的警衛工作,但是沒有卷進去,就放心了許多。又問:「你知道王洪文有槍嗎?平時帶不帶在身上?」

「槍是有的,但手槍一般不隨身帶,有時出去帶獵槍。」

鄔吉成當時很奇怪,汪東興問槍幹什麼?現在他終於解開了這些謎團。

從汪東興那裏出來,已經下午6點過了,鄔吉成到食堂抓了倆饅頭,邊吃邊往懷仁堂去。他下車,將駕駛員先打發走,這樣的絕密行動,執行的人越少越保險。他吃著饅頭,圍著懷仁堂轉了圈。

天色漸漸暗了,四周非常寂靜,沒有風聲,沒有樹葉沙沙聲,連一聲鳥叫都聽不到。寂靜中,鄔吉成居然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他或許沒有想到,今天將永遠載入史冊,歷史將從這裏填寫嶄新的一頁。這一頁里也有他填寫的一筆。

7點多,汪東興從他的住處走到懷仁堂,他看見鄔吉成,有些憂心忡忡,問:「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放心。」事到如今,鄔吉成怎能說有問題呢?再說,出不出問題,還要看裏面解決的順利不順利。外面的警衛秘書,除了王洪文有一個是上海帶來的警衛外,都是他的部下,他們會服從命令聽指揮的,這一點他有把握。

汪東興進去不久,葉劍英的汽車駛進了西門,「嚓……」地停在懷仁堂的門口。鄔吉成快步上前為老元帥開了車門,葉帥出來,雙眼緊緊盯著鄔吉成,一把將他的手握住,久久沒有鬆開。老帥蠕動了幾次嘴唇,欲言又止,鄔吉成明白老帥的意思,責任重大啊!他從老帥微微顫抖的手掌里感受了一種力量,一種獲勝的力量。他暗暗想,這次行動一定會幹得漂亮。

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張春橋,鄔吉成按照原來吩咐的那樣,將張春橋的警衛秘書叫到會堂旁邊的「五間房」去,這些警衛都是鄔吉成的部下,也不起疑心,就過去了。後來有一本《懷仁堂事變》書中說張春橋的警衛在首長被抓時,聽到了動靜,撥槍對準執行命令的人,如果不是汪東興親自下達命令,這個叫「大熊」的警衛還要開槍抵抗。顯然,這樣的描寫是不準確的。張春橋的警衛秘書去的「五間房」離懷仁堂還有一段路,根本就不可能聽見懷仁堂里的動靜,再說,張春橋的警衛員是中南海警衛局的戰士,不可能不服從自己副團長的命令。

不一會,王洪文、姚文元的警衛都來到了「五間房」。自然他們的首長已經走進懷仁堂里,鄔吉成估計時間不長,這裏就該宣佈命令了。他不動聲色地走進來,有人過來,朝他輕聲耳語:“裏面都解決了。”鄔吉成對大家說:“你們的首長另有安排了,不要你們再管了。現在你們將槍交出來……。話音沒落,只見葉劍英的兩個警衛秘書,刷地站了起來,滿臉緊張。鄔吉成這才想起,剛才為不打草驚蛇,將葉劍英的警衛也一同請進了五間房。他趕緊說:“小馬、老紀沒有你們的事,你們快去照料首長。”

王、張、姚的警衛秘書沒有任何疑問,別說是反抗了,立即將手槍交了出來。

懷仁堂的行動前後不到20分鐘,沒有放一槍一彈,就順利解決了。但是大家還不能隨便走動,要等江青和毛遠新的兩個行動小組的消息,等解決了他們,大家才能離開中南海。

許久,江青和毛遠新那裏的工作人員才到齊,這時已快半夜了。

坐滿人的車開到郊區的花園村,集中在一個樓里,開始辦學習班。等到公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大家才陸續離開學習班回家。這前後大概有20多天。

「四人幫」的住處馬上駐進清理小組。他們的家屬也全部集中起來,在花園村組織學習。

數年後,「四人幫」再出現在人們眼前時,他們的身份是特別法庭上的囚犯,聽候公審的被告人。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文革」中彭德懷遭批鬥(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顧保孜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7月,江青和戚本禹、陳伯達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紅衛兵頭頭時,下達了批鬥彭德懷的動員令:

彭德懷這個人被衛戍區保起來了,把他養得胖胖的,想幹什麼?為什麼不批鬥?老不批鬥幹什麼?你們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說是我說的!讓彭德懷到小將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邊加油打氣:

你們要彭德懷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就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他還在7月18日給彭德懷專案組訓話時說:

「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他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上沒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1967年7月19日,按專案組要求,彭德懷被送到北京航空學院接受批判,在一間大教室里,眾多的闖將們提出一個個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

「老實交代你在朝鮮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懷不卑不亢,據理力爭,使造反派們無言以對。

說不過就打,韓愛晶走到彭德懷跟前,一把把他從座位上拉起,當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擁而上,一時桌倒椅翻。彭德懷被打倒後又被揪起來,接著又被打倒,連著多次。他們還摁著彭德懷的頭往牆上撞,使他頭破血流,昏暈過去。批鬥會結束後,教室的門口堵著一堆人,彭德懷出來時,又是一陣拳打腳踢。他們一邊打還一邊喊著毛主席語錄:對敵人的憐憫就是對革命的犯罪!最後,彭德懷被抬上汽車送回衛戍區。

對這次批鬥會,當時的原始記錄如此記載: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斗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斗。」

「問韓愛晶為什麼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不大武鬥即可),並說總理的五條指示過時了,中央文革小組是最新指示,他們只聽中央文革的。」

北京衛戍區也在監護日記中記載:

「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慾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屋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不吃飯,不能吐痰,要他寫材料,他說現在不能寫,要不就殺頭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積很大,而且也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則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斷,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北航批鬥會後,彭德懷的問題公開化了,《人民日報》選登《解放軍報》的批判文章,公開點了彭德懷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紅衛兵和地質學院的紅衛兵聯合在北航操場舉行約10萬人參加的批彭大會,張聞天等人也被拉來陪斗。

批鬥會議舉行前,周恩來曾指示衛戍區解放軍戰士保護彭德懷,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彎腰,三不能侮辱。但紅衛兵根本不理睬這一套。

批鬥會上,彭德懷和張聞天的脖子上掛著一個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體字寫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們低頭彎腰,任憑批鬥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辯。批鬥會結束後,他和張聞天等人又被強制從人群中兩人相對、平舉雙手築成的狹巷中低頭穿過,遭受顯示人們義憤的各種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們拳打腳踢,有人向他們吐痰,使他們滿頭滿臉青包紫塊和唾液口水長時間折磨使他們走不到一半就癱倒了,嘴裏渴,要求喝水。

這還沒算完,韓愛晶還倚仗人多硬從衛戍區警衛戰士手裏搶走彭德懷,拉胳膊拖腿地擁上卡車開到城裏游斗,彭德懷的身上又多了爛紙片和西紅柿汁。兩個多小時之後,可憐的彭德懷已不能走路,不能進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國慶節剛過,彭德懷被拉到北京師範大學批鬥,會後又送到工人體育館被「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組織批鬥。一時間,批鬥彭德懷成了時髦,各個單位你爭我搶,以致兩個月不到,彭德懷就被斗一百多場。可彭德懷一點也沒讓步,他不屈不撓的頭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來;他倔強的身軀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憤怒的吶喊一次次被截斷,又一次次響起來直到他的身體和精神接近崩潰邊緣

這期間,他所在的監護所也不停地變換,那是為防止他與警衛戰士建立感情的措施。他先被送在五棵松,後轉到羅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幹校,最後被送到301解放軍總醫院。此時的彭德懷已被診斷為直腸癌。

與此同步,彭德懷問題專案組也加緊了工作,並於1970年9月17日向黃永勝呈遞了《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報告中說:

「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生剝奪公民權利。」

黃永勝大筆一揮,寫上「同意」二字。彭德懷的命運就這樣定下了。

一個在革命最危急的時刻拋棄了高官厚祿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並且忠心耿耿的人,居然在革命成功後失去了做黨員的權利!一個為締造新中國血雨腥風幾十年,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的元帥,居然在新中國永遠失去了做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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