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本文摘自《林彪的這一生》，少華 游湖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7年3月，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以後，由於紅四方面軍的主要幹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學習，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諸如「懋功會師後南下正確還是北上正確？」“西路軍為什麼遭到嚴重失敗？”等問題供學員討論。
可是，對於這樣一場嚴肅的政治和思想鬥爭，身為抗大校長的林彪卻十分漠視，採取超然於外的態度。連張國燾本人也奇怪地說：「林彪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捲入鬥爭漩渦。」
由於張國燾統治紅四方面軍達六年之久，長期實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紅四方面軍中還有一定影響。紅四方面軍中的一些指揮員對開展批評張國燾的鬥爭有抵觸情緒，特別是對把張國燾的錯誤與紅四方面軍不加區別的做法感到不滿。而這種情緒蔓延開來後，又沒有得到及時引導，終於引發了事端。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會上，有些人揭批張國燾錯誤時，不加區別地把紅四方面軍扯了進來，一股腦地扣上了「逃跑主義」、“軍閥主義”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許世友越聽越憋氣，按捺不住，跳了起來，大聲地說：“有話直說，指著禿子罵光頭算啥好漢？我不同意把四方面軍從蘇區撤出來叫逃跑主義。中央就沒有逃跑主義，中央紅軍不也從中央蘇區撤出來了嗎？如果說逃跑，應該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紅軍有，四方面軍有，所有紅軍都有！打不過敵人了，換個地方再打嘛，怎麼叫逃跑呢？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撤到川陝，部隊從二萬發展到八萬，這樣的逃跑有什麼不好？”
許世友的一席話，彷彿往滾油里澆了一瓢冷水，頓時炸鍋了。會場上一片斥責聲：「許世友，你這是與張國燾穿連襠褲！」“你這是匪性未改！”“打倒這個托洛茨基分子！”
面對眾口一詞的批鬥，許世友邊跳邊吼，不顧一切地打嘴仗，最後氣得口吐鮮血，被送進醫院治療。躺在病床上，許世友突然產生了出走的想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哪裏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據地打游擊去！」他串連、說服了幾十個願意出走的原四方面軍高級將領，準備帶著他們回川陝老區去打游擊，出發的時間定在4月4日夜裏。
到了4月4日這一天，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夜色降臨，就不辭而別。就在這關鍵時刻，許世友的老搭檔、原紅四軍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認識到這是嚴重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不能由著許世友的性子來，遂將事情緊急報告給抗大保衛處長。保衛處長大驚失色，也沒有聽清楚，便報告林彪，說許世友他們這批四方面軍的學員要鬧事，要防止他們對毛主席下手。
林彪驚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趕往毛澤東住所，在門口與葉子龍迎面撞了個滿懷。他嚷道：「許世友要殺毛主席！快讓警衛把門看緊，我馬上派人來！我去向毛主席報告！」
許世友和毛澤東（資料圖）
門帘一挑，毛澤東聞言走出房間，問道：「什麼事呀，這麼急？」
林彪報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報，張國燾指使一批抗大學員要在今天搞武裝暴動，第一個目標就是殺你！」
毛澤東處變不驚，不緊不慢地吸著香煙，有些不信，問：「哪一個有這麼大的膽量！消息可靠嗎？」
林彪言之鑿鑿：「領頭的是許世友。此人在少林寺當過和尚，好喝酒，易衝動，拳腳功夫十分了得。」
毛澤東表態：「既然這樣，就由你處理吧！先把帶頭的抓起來，再做計議。」
隨後，按照林彪的安排，一個連的紅軍戰士將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及其附近地區嚴嚴實實的警戒起來，防止不測事件。
接著，林彪帶部隊進駐抗大，命令全校師生緊急集合。全體師生集合在一間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許世友感覺不妙，硬著頭皮觀察事態的發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鍾走上講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單點名，點一個，出列一個，捆一個，一連捆了三十多個，許世友最後一個被捆。他還在驚訝如此隱密的事情如何會被林彪看出破綻，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沒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綁，動彈不得。等關進窯洞後，他才醒過神來，破口大罵「出賣」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領導人。他以為關進了毛澤東的班房，就不會有生還的一天。
毛澤東以寬闊的胸懷和恢弘的氣度冷靜地處理了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級軍事法庭，任命董必武為庭長，傅鍾為檢察長，對涉案人員進行了寬大處理，將大部分人釋放，少數人判了幾個月的刑期，對帶頭鬧事的許世友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軍長職務、判刑一年的處罰，所有釋放人員均回抗大完成學業。毛澤東還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軍學員的工作，規定：「只批張國燾的錯誤，不能批對張國燾路線本來就不應負責的四方面軍的幹部，更不能去批戰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軍的學員談話，穩定了他們的情緒，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張國燾的錯誤和抗日救亡工作上來。談話進行得十分順利，唯獨到許世友這兒卡了殼。許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條：不管發生什麼事，決不當反革命；離開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林彪一籌莫展地來找毛澤東，毛澤東問清情況後說：「他的工作我來做。」
第二天，毛澤東來到關押許世友的窯洞，與他促膝長談。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黨相信你是一個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勞，我對你表示敬意。張國燾的錯誤應該他自己負責，跟你們沒有關係。四方面軍的幹部，都是黨的幹部，黨的寶貴財產，不是他張國燾的。他拉不走你們，你們也不要有心理負擔。」
毛澤東的一席話令許世友潸然淚下，這個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於橫眉冷對的錚錚鐵漢被深深地打動了。
「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許世友回答：「我想回新縣老家，種田務農，侍奉老母。」
毛澤東搖搖頭：「大敵當前，全國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還有心思去過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許世友難過地說：「我已經被開除了黨籍，還能有什麼作為？」
「黨籍開除了可以恢復嘛。你許世友如果是條漢子，就應該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掄圓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業！」
毛澤東說話算話。7月份，中央撤銷對許世友等人的刑事處罰。半年後，中央撤銷了許世友的黨內處分，恢復了他的黨籍。一場軒然巨波終於風平浪靜，經過這場波折的許世友對毛澤東充滿了欽佩之情。他事後追憶時，感慨地說：
到達陝北後，我即離職學習，進當時設在保安的紅軍大學(後改為抗日軍政大學)二期集訓，並參加了清算張國燾罪行的鬥爭。
開始，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同志，對這場鬥爭認識不夠，對張國燾也有個去其偽裝、見其實質的過程。幸而在毛澤東同志親自教育下，逐步認清了張國燾的本來面目。
毛澤東同志的豁達大度和懇切話語，使我茅塞頓開，備受感動，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掃而光。痛定思痛，溫故知新，方知主席偉大，國燾渺小，不可同日而語。
此後，許世友成了毛澤東鐵膽忠心的擁護者和追隨者。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抗大二期學員提前畢業。林彪也結束了他為期一年的校長生涯，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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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毛澤東在談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出國門的領袖——鄧小平》，劉金田著，台海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的分歧越來越明顯。中國共產黨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出發，始終注意維護蘇聯的形象和聲譽。1957年11月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決定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典，同時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動。
中國黨政代表團的組成是最高規格的：毛澤東擔任代表團團長，副團長是宋慶齡，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李先念、烏蘭夫、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陸定一、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這是鄧小平第四次前往莫斯科，主要是作為中國黨的代表，主持宣言的起草工作。
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的時候，召開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有60多個兄弟党參加的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想法，是蘇共中央首先提出來的。
蘇共中央還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並出席兄弟黨的國際會議。
早在194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不久，毛澤東曾率團訪問過蘇聯。在那次歷時2個月的訪問中，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立了中蘇兩黨兩國的友好關係。
8年過去了，中蘇兩黨之間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同盟關係出現了裂痕，而且越來愈大。中蘇兩黨需要消除分歧，以加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毛澤東欣然應允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先行訪華後率團再次赴蘇訪問。
毛澤東對蘇方表示，既然要開好兄弟黨的國際會議，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大家預先交換意見，取得一致後，發表一個共同文件。蘇方可多做些準備工作。
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起草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共同宣言的草稿。29日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一定要把這次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向帝國主義示威的大會。會議確定中國黨政代表團這次赴蘇的方針是：對蘇共以保為主，以批為副，儘可能去掉他們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東西。採取的方法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新的團結，以鬥爭求團結，協商一致，求同存異。
10月3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批准了中國黨政代表團確定的方針。在討論蘇共起草的這個宣言的草稿時，大家一致認為，和中國黨的觀點距離較遠。於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提前赴蘇，在那裏起草一個稿子，和蘇方討論，爭取與蘇方取得一致。
這樣，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於11月2日動身赴莫斯科。
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當天，就收到了蘇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鄧小平看後，覺得這個稿子跟第一稿差不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政治報告中的片面性的觀點還保留著，照這些觀點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
11月3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前往中國黨政代表團駐地拜會毛澤東。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我提早來就是為了宣言的草稿。我們要搞一個好的草稿，我們黨也準備起草一個稿子，供你們考慮。
當天晚上，中國黨政代表團開始由陸定一、胡喬木和陳伯達分頭執筆起草宣言的初稿，鄧小平主持討論修改、毛澤東最後審定。11月5日初稿提交蘇共中央。
從11月6日起，中方由鄧小平牽頭，蘇方是蘇斯洛夫挂帥，雙方各出幾個人，開始討論蘇方的第二稿和中方提交的初稿，雙方各自闡述自己稿子的理由。經過討論最後一致同意在中共代表團起草的稿子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直到11月11日，中蘇兩黨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才正式出台，隨後交給各兄弟黨。從12日起，各兄弟黨開始協商，討論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見。
在這一過程中，有幾個問題發生意見分歧：第一，關於美帝國主義的問題；
第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三，以蘇聯為首的問題；第四，關於共同規律共同道路的問題；第五，關於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問題；第六，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第七，關於辯證唯物論的問題；第八，關於宣言裏是否肯定蘇共「二十大」，肯定中國黨、法國黨、義大利黨和其他黨最近召開的代表大會的問題。中國代表團按照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既要堅持原則，也要做必要的妥協，具體問題由代表團相機處理的方針，在起草委員會裏就一些問題進行了必要的鬥爭，也做了一些讓步，採取了比較靈活的方法。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首先在中蘇兩黨討論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後來兄弟党參加討論時又發生爭論。毛澤東在和赫魯曉夫的交談中，說到了中國黨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裏就認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增加，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議會鬥爭來取得政權。我們是不同意赫魯曉夫的這個觀點的。毛澤東認為，應當提出兩種可能性。從理論上、原則上講，不通過暴力革命是不能奪取政權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一定會使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的，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理論原則問題。這是戰略問題。但是，在和平時期，為了爭取群眾、動員群眾，可以提出一個策略口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議會鬥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願望，我們並不是拒絕、反對和平過渡，也是希望能夠和平過渡。同時應當強調，究竟是和平過渡還是非和平過渡，與其說決定於無產階級，不如說決定於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會自動放棄政權的。當然，如果它們使用武力的話，我們只能也使用武力進行自衛，進而奪取政權。但是，這一提法仍不能為赫魯曉夫所接受。最後，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問題我們的意見都說了，你們堅持不能接受。現在宣言中關於這個問題的寫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們保留意見，我們寫一個備忘錄給你們，把我們的意見說清楚，這樣在會上就可以通過宣言。赫魯曉夫聽後很高興地表示同意。後來毛澤東又寫信給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由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談。鄧小平在和蘇斯洛夫的會談中，代表中國共產黨正式嚴肅地批評了蘇共的「和平過渡」的片面提法和錯誤危害，隨後還向蘇共提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書面提綱。
最後大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基本上達成一致，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簽訂了一個宣言，即《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宣言》，也稱《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取得了成功，大家就整個國際形勢，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對保衛和平問題，特別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以及對兄弟黨相互關係中應該遵守的原則都取得了一致意見。各兄弟黨之間完全平等。充分協商，不強加於人，互相尊重，互相諒解，互相讓步，求同存異，使國際共產主義的團結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毛澤東認為，這次會議的成功，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結合的成功。
鄧小平作為中國黨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在整個會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鄧小平的才能毛澤東十分讚賞。還是在召開黨的八大之前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設立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推舉鄧小平來擔任這個職務，還給鄧小平作宣傳：「他比較會辦事，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這次來蘇參加中蘇會談，毛澤東也點了鄧小平的將。在蘇共中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同赫魯曉夫私下交談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已經帶回了這個信息，他問道：“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
「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說著，毛澤東就一個一個地點起了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扳了一下指頭繼續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赫魯曉夫聽後頗有同感。他在同鄧小平打交道的過程中已經深深領教了，後來赫魯曉夫這樣回憶道：「唯一一個毛似乎讚許的同志是鄧小平，毛曾經指著鄧對我說： 看見那邊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