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單新聞好搞笑。有美國「南部白宮」之稱的海湖莊園，被一名叫張玉婧的中國女子因闖入，她被發現拘留，本周一法院舉行保釋聽證會。這個女子身上有四部手機、一個電腦、一個硬碟和一個帶有病毒的「手指」，被美國傳媒大肆炒作，雖然官方起訴她的並不是間諜罪，但在當地媒體上，此女子已被當成「中國間諜」。
這名32歲的中國女子在海湖莊園被美特勤局人員扣留前後，口供凌亂。她的英文也十分差勁，在庭上顯很頗為驚恐，和一般人想像的中國女間諜形象相去甚遠。既然中國已經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派間諜去美國刺探情報，本該豔如桃李，毒如蛇蠍，被捕之後，咬破咀中的山埃毒丸，馬上自殺殉國，那會這樣英文也說不上兩句，傻裏傻氣呢？如果中國派這樣低質素人員去美國，能剌探到什麼情報呢？
美國傳媒如此炒作，自然有政府的影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已表態，宣稱「這起事件說明了北京對美國的威脅」。問題是蓬佩奧本身也是情報行家，曾任中情局局長，對這個傻女子是否中國間諜，應該心中有數。他為了迎合市場口味，講政治正確的說話，背離事實，才是問題癥結所在。
內地環球時報這次批評得很對，它質疑美國不再是開放的國家，正在「不斷在踩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底線，給這個世界帶來越來越多的消極和破壞性。它正在逐漸背離世人所熟悉的那個美國，其道義表現的下滑比它實力的相對下降速度跑得快多了。尤其令人扼腕的是，華盛頓沒有因此而不安，反而將這樣的蛻變當成了一種政治瀟灑。」
同一種現象，發生在佔中9子在法庭的求情上。多名被告求情的方法五花八門，從身體健康理由，到話「公衆秩序受到擾亂，其中一項潛在因素是警方控制場面不力」，更有人話「對參與及組織抗議運動感自豪光榮」。
有「向警察致敬」的面書專頁找回2014年的片段，佔中9子之首戴耀廷在當時說：「我都唔驚你，坐監咪坐監囉！」當日的佔中死士話公民抗命，佔中後會自首認罪，逼爆監獄。結果他們並無自首，而且被捕後上庭抗辯，如今還有人求情想輕判。一方面說了不算，另一方面仍堅持要說「政治正確」扮瀟灑的話，他們好像活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又想減刑，又要有型！
這種政治正確的現象，也發生在批評香港法庭判佔中9子有罪的國際聲音上。前港督彭定康開口，說判決將嚴重分裂香港社會，指這是報復式檢控，嚴重分裂香港社會。歐盟發言人亦表示，近日香港涉及爭取政治權利人士的法庭案件，對民主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英國倫敦2011年發生暴動，兩名英國青年20歲的布萊克蕭及22歲基南在面書上煽動人上街，被法庭重判入獄4年。事實上，他們兩人的煽動並未成功，沒有人因此上街鬧事，仍被重判。在那次暴動後，因騷亂被捕受審者達1,375人，其中有60%被判入獄，定罪比例是平常案件的6倍。
英國法庭重判那兩個在面書上煽動的英國年輕人時，彭定康為何不譴責，歐盟為何不發聲? 難道只有英國社會需要穩定，香港就不需要了？
凡此種種，顯見政客偽善，舉世皆然。他們只講「政治正確」的話，去討好大眾，不會做正確的事，因為做起來要作出妥協，無型無款，騙不到選票，也不能為自己爭取到好名聲。不過年青人學了這一套，講話假大空，做事堅離地，他們除了從政之外，還會有前途嗎？
盧永雄
佔中九子案件宣判，結果九人的大部份控罪成立。這只是佔中案完結篇的第一章，預計罪成的被告未來仍會層層上訴。
在案件宣判之前，部分媒體大量訪問涉案的九人，把他們的行為浪漫化，甚至將他們描繪成英雄。佔中牽頭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建民皆表示無悔參與運動。陳建民說，在大學任教20年，看著學生被捕或上庭，如今自己接受裁判，可能要入獄。他說，在2013年寫了一篇名為《政改懸崖與和平佔中的意義》的文章，提到政改失敗會造成社會兩極分化，社會將趨向本土勇武。後來證明當時的預想沒錯，現時社會已去到他預測的第三階段：犬儒，即不關心、不投票、覺得一切都無可為。
細看佔中三子的訪問，發覺他們直到今天仍不明白，發動這場運動究竟錯在哪裏。或許可以提出三點，以供討論。
第一， 學者忽然，變身政客。學者本應理性客觀世情，教導學生分析社會變化。不過，陳健民和戴耀廷卻由球賽觀眾變成落場比賽的球員，自己帶頭發動一場違法的佔領運動，這場運動維持了79天，佔據運輸大動脈，影響了市民的生活；嚇跑了遊客，拖慢了差不多一年的經濟發展；推翻他們認為不完美的政改方案，客觀上令到香港民主發展停滯。當學者落場變成參賽者後，分析又怎夠客觀呢？身份變了，他們的所謂分析就變成了支撐行動的政治宣傳，沒有太多參考價值。學生上學是行入班房，還是加入政黨呢？
第二，半途出家，領導力低。從政其實是一門專業，很多政客在黨內連番掙扎，在街外經歷多場選舉，在拉爬打滾中成長，知道政治充滿妥協，也知道群眾運動易發難收。但這些半途出家的學者，卻沒有從政的歷練，人到中年，突然熱血，發起一場群眾運動。但正如他們在庭上聽到參與運動的學生的證供，學生們根本不想聽任他們的指揮，拿了他們籌集的物資，就想一腳踢開他們。而推翻他們的學生亦慢慢變成所謂的「大台」，被更加激進的群眾「挑機」取代。運動一步一步激進，曠日持久，完全偏離了原來「只佔領一、兩天便自首」的所謂規劃，變成一場無人可控的政治運動。但不自量力去發動政治運動的人，不應該負責嗎？殘忍點講，無能也是一種罪行。如果年青人如今不叫冷靜，叫做「犬儒」，也完全是他們錯誤領導所造成，不要忽然又變回學者去「客觀分析」。
第三， 毫不妥協，自撼高牆。很多人都把這場佔領運動浪漫化，甚至引用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講法，形容運動是雞蛋對高牆。實情卻是，運動領頭者帶領香港的年輕人與中央鬥爭，我們當然可以將中央形容成高牆，但是香港人面對的究竟是一面牆還是一扇門，主要關乎雙方的互動。在2010年的政改，由於泛民與中央都願意妥協，結果在高牆上打開了一扇門，政改最終成功了。但到2014年，這些學者用很漂亮的「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名義，發動年青人非法佔據路面，與中央對碰，門因此關上了，餘下的真是一面高牆。老師們用浪漫詞語，送年青人去自撼高牆，他們自己人到中年，事業已近尾聲，坐不坐牢也不打緊了，可嘆是將年青人送進監獄，葬送了他們的前途。為人師者，午夜夢迴，對此難道沒有一絲愧疚？家長把子女送入大學，難道想你教他們的子女去作政治豪賭，想你把他們的子女送入監牢？孩子不懂得想，為什麼老師不識想，大學當局不去想呢？
佔中案的判決，是一個警醒，不要讓一些表面上浪漫化的公民抗命理念，去把違法行為合理化。只有回歸理性，互相妥協，香港的政治才有前途，大家是時候醒醒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