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林豆豆
林彪從北戴河倉皇出逃後，毛澤東認為尚在北京的黃、吳、李、邱是「老同志」，給他們一個主動交代的機會，因為這幾個人畢竟是老紅軍，對革命立過戰功。對其他一些跟隨林立果且關係緊密的人，採取行動便要早一些。
從9月13日至18日，中央專案組便拘押了空軍政治部常委一書記江騰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和胡萍、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派副司令員肖永銀趕到上海，在聽報告、看文件之後，拘留了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
林彪有一些親屬和老部下，雖然沒有參加過陰謀活動，當時也受到了牽連。雖然林彪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連九族的一套，但是用這種方式對待林彪無辜的親屬和部下顯然也是錯誤的。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林彪政變陰謀沒有什麼政治牽連的人終於都被落實了政策。
林立衡(林豆豆)的經歷，是這些人中比較典型的一個。在「九一三」後1個星期左右，她和未婚夫張清林從北戴河被轉移到北京玉泉山，接著轉到北京衛戍區某師師部駐地，開始接受專案組審查。專案組的負責人是8341部隊的女幹部謝靜宜，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炮製了不少“經驗”，還把持清華大學半邊天，後來在粉碎「四人幫」時一道被捕。謝靜宜開始主要讓她交代的問題，是林彪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以及各位老帥的關係。
中共中央在9月18日首次向黨內下達關於林彪出逃的文件時，還表揚了林立衡的揭發一舉。她開始受審查時拒絕交代任何問題，受到反覆批判之後就採取了另一種態度，大量「交代」林彪說毛澤東的一些“壞話”。這些東西送上去之後，專案組受到了批評，林立衡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說她這是有意“放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起初專案組對她還比較客氣，開的伙食也比較好。由於她在很長時間堅持認為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劫持走的，並講了“毛主席身邊也有葉群那樣的人”之後，處境開始惡化，身份由「九一三」的“功臣”變成了“林彪留下來的釘子”，待遇大變。專案組對她的態度變凶，看管更嚴，伙食標準也由“貴賓”而變“小灶”，再轉為“中灶”而“大灶”。她的居住條件，逐步也變得惡劣起來，身體受到很大損害。
在這種情況下，林立衡寫信給毛澤東要求面談。毛澤東把信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於1972年8月在人民大會堂找她談了一次話，卻不是要求的「個別談話」，而是集體談話，參加的還有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張才千、田維新、楊德中以及謝靜宜等。顯然，周恩來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也有難處。這次談話，決定林立衡回空軍“參加運動”，最後周恩來還同她握手道別。
林立衡回空軍後住到招待所，仍有專案組人員在身邊看守，在1974年「四人幫」大搞“批林批孔”運動後她又被關押並自殺未遂。在無奈下，林立衡再次向毛澤東寫信。1974年7月31日毛澤東收到信並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分子有區別。”中央政治局也做了決定，送她去農場勞動，並把張清林調往空軍。空軍組織部門還根據上面的指示，決定“批准”林張立即結婚。翌年10月，林立衡被安排轉業，不過轉業決定還是指出：“恢復黨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領導職務，要大膽工作。”
有關部隊就林立衡轉業的地點提了3個地方：鄭州、開封和孝感。當時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在這3個地點中圈了鄭州這個交通最方便也是最大的一個城市。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鄧小平待人的厚道，儘管他自己此前受到過林彪的打擊。
林立衡到了鄭州後，在一個汽車廠當了副營級的革委會副主任，1976年5月「反擊右傾翻案風」起，由於她來鄭州是鄧小平圈定的，“城門失火”再次殃及池魚，她被說成翻案風的殘渣餘孽，革委會副主任職務被剝奪，下放到車間當了工人。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全面落實政策，林立衡的問題直接受到中央的關懷，於80年代被調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
如果客觀地回顧歷史，在70年代處理林彪一案時雖出現了一些冤情和過火現象，不過也應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打人、戴高帽甚至隨意殘害的狂熱在此時已經消退，毛澤東已經比較強調講政策。
再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知識分子及其子女不可勝數。對比他們的遭遇，林立衡還算是幸運。如果無休無止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怨怨相報，豈不是要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一個殘酷鬥爭的絞肉機？接受這些教訓，建立法治，尊重人權，實行民主，一切按憲法辦事，一切以法律為準繩，才是避免上述悲劇重演的保障。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逐步恢復，隨著國家的立法與司法工作的逐步加強，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罪大惡極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依法進行審判的條件已經逐步具備。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通知指出：依法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現在預審工作已經結束，案件已送到檢察院，預定在10月間提起公訴，依法審判。9月26日至29日，五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六次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在會上宣佈，這次準備提起公訴的10名主犯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對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訴。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開庭。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宣讀了起訴書，列舉了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4大罪狀48條罪行。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佈，對10名被告，將由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分別審理。經過2個月零5天的審理，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了如下判決：
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
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
判處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江騰蛟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此後，各地人民法院、軍事法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其他案犯也陸續分別進行了審判。
後面應附加一句，對林彪一案的黃、吳、李、邱的對待，還是與江青一案的靠「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罪犯不同。因為這幾人畢竟在革命戰爭年代立過戰功，且在「九一三」後已經關押10年之久。此次判刑後不久，那“四大金剛”都被以保外就醫處理，和家屬一起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這表現出國家轉入法制社會後的健康狀態。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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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視察
重建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
20世紀80年代，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在搞改革，他們首先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
1984年2月父親在南京視察時，曾有幾分擔憂地對外交部的一位領導說:戈爾巴喬夫先搞政治體制改革，我不知道這個冒失鬼最後結果會是什麼樣子。一開始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觸及上層建築，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險。因為老百姓什麼實惠也沒有得到。而且，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是很大的。
對此，父親的體會比別人更深刻。
用父親的話說:改革困難，不改革就更困難。
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可以積極穩妥地循序漸進，但無法逾越。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紀委成立之前，父親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就根據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組織起草了關於黨內生活準則的草稿，共有12條:
1.一切重大問題須經黨委集體討論決定（反對「一言堂」，反對個人崇拜）；
2.如實反映情況（要講真話，不許講假話）；
3.黨內不允許搞宗派（要搞五湖四海）；
4.有話擺到桌面上，不搞陽奉陰違（堅持原則，言行一致，表裏一致）；
5.堅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
6.思想上理論上的不同意見，只能民主討論，不能壓服；
7.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
8.保證黨員的申訴權利；
9.黨內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志；
10.禁止無原則的歌功頌德；
11.黨員之間是同志關係，不能搞特殊；
12.黨員必須接受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
中紀委成立時，父親建議將此列為第一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時任中紀委第二書記的鄧穎超稱讚說:這個12條準則很好，是耀邦和中組部同志為我們全會做了一項很好的準備工作，是我們今後進行工作的有力武器。
全會經過認真討論修改，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案）後12次易稿，最後由父親簽發，經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於1980年3月15日公佈。
他後來在中南海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里略談話時說道:「我們自己的經驗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難免的，組織上保持統一和團結，有時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團結，當然就得有保持團結的願望，還要有保持團結的基本規範。比如，一定不要隨便給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隨意把誰打倒。一個同志有不同意見，甚至犯了錯誤，即使犯了嚴重錯誤，也不應簡單地開除他的黨籍。簡單地採取組織措施，沒有成功的經驗。」
1981年，在首都各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集會上，父親再度提出健全黨的民主生活，嚴格黨的組織紀律的問題。他指出:領導者要和普通黨員一樣，參加組織生活，遵守黨紀國法，聯繫黨內外群眾，不能因為擔任領導職務而成為特殊黨員。父親說:凡屬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過黨委的集體討論，做出決定，不能個人說了算。黨委的決定，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任何黨員都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內的任何個人直至中央領導人，不受打擊。
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為了堅持原則，他常常直抒己見，既不怕得罪老朋友，也不怕與黨內老革命家的意見相左。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醞釀中紀委領導班子入選時，不少老同志對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書記人選有不同意見，認為他對自己要求不嚴格。「文革」前，毛澤東甚至在一份有關他的調查報告上作過嚴厲批評，為此還把他從某個工業部部長的崗位上拿下來，下放到東北一個大型企業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結束後，老同志們仍常能聽到對此人的此類反映。因此，了解情況的老同志們堅持認為，該同志不適合擔任這個職務。
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擔任這個職務，到地方工作。
實際上，父親、陶鑄與該同志在延安時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感情十分要好，還戲稱為「桃園三結義」。然而，黨的組織工作豈能攙雜私人感情，為此，父親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組織的意見向老革命家彙報。
父親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即對負責組織工作的領導說:「所有幹部的調動和提拔，都由中組部調查、審核，提出建議後不要報我，直接拿到書記處會上討論。」父親言行一致。從1977年12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到1987年1月辭去總書記的九年多時間裡，他沒有私自提拔或調動過任何一名幹部。
1986年，政治體制改革再次被提到黨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鄧小平在6月間指出:「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為了實現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父親十分重視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強調健全法制，保證多數人的民主，並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急忙上馬不行。於是，便集中力量搞一個能和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
為了端正黨風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家長製作風在黨內陋習難改，「以人治國」、“以言代法”，遺患甚多，為害多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同時，父親著手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出了“以法治國”，並十分贊同在新修訂的黨章中寫上:黨的組織和黨員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父親認為，端正黨風不僅是黨員幹部的事，黨員幹部的子女也應為之努力。然而，一些幹部子女利用父母職務的方便，不法經商牟利，在群眾中引起了越來越大和極其不良的影響。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員兒子案件的請示報告送到了父親面前。報告寫道:偵查人員因不能進入首長駐地而無法找到當事人，也無法取證，以致案子長期擱置。報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與案件有關的線索，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偵查工作。
不知道父親有沒有注意到，當時竟無人對這個報告作出批示。他卻毫無顧忌地批道: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
有關部門還是考慮到了那位領導的身體，為了避免突然情況而引發意外，中央辦公廳安排公安人員在那位領導到中央書記處開會時，前往其家進行搜查取證。辦案人員當天就從當事人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面對用麻袋裝著的贓款，公安人員帶走了當事人。
執法的嚴肅無情，一下子震動了整個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動了中國領導的最高層。
在那幾年的「嚴打」中，違法的幹部子女有的被繩之以法，有的鋃鐺入獄。找父親求情通融的電話為數不少，父親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長期有著很好關係的同志。
即使這樣，在1986年1月20日中央機關端正黨風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父親仍然嚴肅地指出:「要辦案子，不能講空話。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決已經發現的和以後要發現的案件。現在我們的'原則'太多了，教訓人的話太多了。老是講那麼多原則，中央講原則，到省上也講原則，甚至支部里也講原則，哪來這麼多原則呀？中央講了原則，其他人就要辦事，解決具體問題。要從具體案子抓起。今天上午書記處議了一下，有幾個幹部子弟已經抓起來了，可有些該抓的還沒抓。為什麼不抓？沒什麼含糊嘛！過去我們許多事情就是議來議去，照顧過來照顧過去，干擾過來干擾過去，該辦的事情沒有辦。小平同志指出的'手軟'，至少已經講了六年了……我在上午書記處會上就提出來，新犯的罪加一等，立即通報，沒有這一條還行？」
建立「第三梯隊」
許多同志都認為，父親在糾正黨風、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方面做出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而最值得稱道的是在改革中大力推進幹部年輕化。
粉碎「四人幫」後的一段時間裡，在幹部問題上，父親曾主張“多換思想少換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父親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觀念陳舊的幹部，雖經反覆教育，還是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更不能堅決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於是提出了“既換思想又換人”。在解放大批老幹部、讓他們重新出來工作的同時，父親認為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是一個戰略問題，並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年輕優秀且有專業知識的幹部選拔到重要崗位上來，以確保黨的改革開放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
1980年5月父親說，中央書記處11個書記加起來718歲，年齡太大了，確實需要解放思想。那時，他就積極主張選拔一批50多歲、40多歲的人進領導班子，把擔子壓給他們。
父親還說:毛主席1949年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56歲，周恩來當總理是51歲，少奇同志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50歲，小平同志1956年當總書記是52歲，他們的「天才」也是壓出來的。搞四化也是“戰爭”。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有步驟地進一步實現了黨的領導幹部的新老合作與新老交替，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他們當中有王兆國、田紀雲、喬石、江澤民、李鵬、李瑞環、胡啟立、尉健行、張萬年、李鐵映、宋健、鄒家華、羅乾等。最年輕的胡錦濤，只有39歲。
為了進一步推動幹部制度改革，父親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隊」的概念。他明確指出:“為了使國家能夠長治久安，使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連續性和繼承性，必須從現在開始搞好第三梯隊的建設。”
父親解釋說:「我們黨內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隊，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靠他們運籌帷幄；考慮到第一梯隊的同志都年事已高，為了使他們集中精力考慮大事，我們黨搞了第二梯隊，這就是現在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第一線上工作的同志。第二梯隊的許多同志也不年輕了。所以，我們下決心搞第三梯隊，就是要選拔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
在整黨中，父親提出:整黨要和建設第三梯隊結合起來。他說:要選拔四十五歲左右、三十七八歲的同志擔任領導工作，這些同志有知識、有精力，有好勝心，雖然經驗少一些，老框框也少。實踐證明，提拔的中青年幹部大都比前任幹得並不差。小平同志、陳雲同志都很關心這項工作，經常催問。這個問題要經常講，一級一級地講，支持青年同志上台工作。
1984年底，父親在江西視察時又說:現在我們的幹部隊伍里有三代人，第一代人的主要任務是安度晚年；第二代人的重要的任務，也是他們的責任，是幫助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為了使這項工作完成得更好，我有幾點希望:祝願第一代同志（即第一梯隊的同志）能長壽和保持革命晚節；希望第二代（即第二梯隊）的同志能支持和扶埴第三梯隊的同志；第三梯隊的同志則應該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工作中去。我希望我們三個梯隊的同志能夠緊密合作，並肩戰鬥，使我們的黨和黨的事業能永遠興旺發達，以勝利的姿態邁入21世紀。
厲行機構改革
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僅是1982年一年裡，關於幹部年輕化的問題，父親就講了九次；關於機構改革和廢除終身制的問題，講了五次。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機構精簡問題時，鄧小平嚴肅地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是不能得到人民贊同的。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人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他大聲疾呼:這次精簡機構最關鍵的問題是選拔比較年輕的、德才兼備的幹部進入領導班子。
幾天之後，父親也在宣傳口精簡和改革機構座談會上講了話。這個講話系統生動地闡述了中央的精簡和機構改革精神，父親說:“粉碎'四人幫'已經五年零三個多月了。五年多來，我們做了許多事情，解決了大量的問題（當然也還存在大量問題），如果不算小賬，算大賬，最重要、最有深遠歷史意義、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事情，大概有三件:第一件，粉碎'四人幫'，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件，三中全會，真正開始了全面的撥亂反正；第三件，去年的六中全會，正確地總結了我們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毛主席的功過，同時也調整了中央的領導班子……經過兩年多的考慮，黨中央又決定從1982年開始，干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比較新鮮的事情。這件事情是我們建國初期基本上不存在的，也是毛主席、周總理、少奇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解決好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的幹部體制根本改革的問題，是我們組織路線的問題。幹部制度根本改革的問題包含的內容很多，現在看起來恐怕有四個最主要的內容:
“第一，我們五中全會提出來要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這個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好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小，確定這條原則，是一件關係到黨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改革，牽扯到我們能不能長期安定團結的大事。假如我們黨的一個有功的人，一個貢獻最大的人，只能上不能下，干黨的主席，干國家主度，干一輩子，干到最後一口氣，這怎麼能不產生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呢？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怎麼能建立起來呢？你當一輩子，當一輩子領袖，下面誰敢向你提意見……要區別'革命到底'與'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第二，機構一定要精簡，這是針對我們的機構臃腫提出來的。這個問題，解放初期沒有，解放前更沒有，這是我們三十幾年來積累起來的。長期以來，我們黨內有一個錯誤思想，一說要加強領導就要加入，把加強領導與增加機構混為一談。我們是個幹部國，我們的幹部有2000萬，差不多等於整個羅馬尼亞的人口。在北京的黨政軍機關就有60萬幹部。官僚機構辦不成事，一個部部長有十幾個，一個人發一篇言要五分鐘，就差不多得兩個小時，不讓誰講就是不民主。一個文件蓋幾十個章子，哪裏有這樣辦事情的！
「第三，就是堅決實行退休、離休制度。現在全世界都有離休、退休，就是我們這個國家沒有。我們是包起來，一包到底，職務也一包到底，這個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這個黨是個老黨，也是個大黨，解放以前的老幹部，現在是很簡單的四個數目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即1927年以前的老幹部，現在剩下600多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即1927年到1936年的老幹部，現在還剩下18000多人；抗日戰爭，即1937年到1945年的幹部，還有42萬多人；解放戰爭的幹部，191萬。合起來二百幾十萬。這中間，解放戰爭時期的，年富力強的還有不少人，可能還有百分之五六十；抗戰以前的，相當大一部分，都是60歲以上了，可是退休的很少。幹部的終身制問題，毛主席生前是想到過，他不是提出他退居第二線嗎？他不當國家主席了。後來過了一年，他又提出我們黨內要搞名譽主席。他是自己準備當名譽主席的。可是後來他自己違背了自己的想法，到1966年，他老人家73啦，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與在回頭來看，假使他老人家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小平同志扶上台，62歲當主席，然後小平同志讓我們50歲左右的人……當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呀，副總理呀，部長呀，那樣豈不為美！可他沒有這麼做，結果'文革'一搞就是十年，到'文革'的後期，沒有辦法了，就急急忙忙挑了那麼幾個造反派，像王洪文，搞什麼老中青三結合。現在我們的領導班子老化了……我們現在新幹部提不上去，蓋住了。小平同志兩年前用了這麼個詞，就叫'蓋住了'。後來那個文件發下去，下面的同志不懂，什麼叫'蓋住了'呀？蓋住了就要揭蓋子才行。我們的制度把它蓋住了唄！我們的習慣勢力把它蓋住了唄！蓋住了，我們的幹部隊伍就會老化……我們的副總理也是人數又多年紀又大，多而老。我們29個省市區的第一把手，9個是70歲以上的人……」幹部制度改革改得動改不動，關鍵不在中央，中央已經定了一定要這麼搞，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幾百萬老幹部。我們有200多萬建國以前的老幹部，我們大家一起來為這個改革堅決奮鬥！大家把這個問題想遠一點，想深一點。我們革命革了幾十年，晚年再給黨做一個最大的貢獻。
我曾親耳聽見父親多次深惡痛絕地說:「我們黨的許多事情，都壞在幹部終身制上」，“'文革'最後搞成那個樣子，也是終身製造成的”，“老人政治最要不得！”
他曾由衷地感嘆:「美國的喬治·華盛頓多偉大呀！他親自指揮了美國的獨立戰爭，親手建立了那個國家，親自參與了第一部憲法的制定；但他只當了一屆總統，為以後歷屆領袖做出了榜樣。所以，美國只有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才能打破總統連選兩任的法律。」父親分析說，“這可能也是美國能夠在經濟上保持高速發展和社會不斷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父親還對我說過:「我希望我們國家也能有華盛頓」，“我一定只干一屆，到70歲就退下來，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他還設想:「今後我們黨要做個規定，70歲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擔任高級領導職務。」
父親曾多次公開明確表示，他將在覺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退出領導崗位。
父親說:「我們同志裏面造成這麼一種輿論，誰可以退，誰絕不能退，一退就不得了啊！當然，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想問題不能這麼想，我們黨不能靠幾個人。從更長遠的觀點看，要新老交替，從政策上、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
辭去總書記職務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鬧起了學潮。隨之影響到上海，進而波及北京。開始是部分學生對學校的伙食有意見，有些是對學校的治安管理不滿意；後來，也有少部分人將這些具體問題與民主、自由聯繫起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專門討論了學校和學生的情況，並對當時的形勢進行了研究討論，認為:第一，全國的政治形勢是好的。第二，現在出了一些問題，目前是學生當中，前一段是工人當中（瀋陽上街遊行），但不影響全局。第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
父親對於少數人鬧事，一直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說:“一部分青年受騙，經過教育以後，覺悟過來了。少數人鬧點事，有一部分鬧得對，因為我們自己有官僚主義；另外，由於有極少數人對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相當仇恨，這個不要緊，這是極少數人，成不了氣候。”
父親對青年總是充滿了希望。這也許是因為父親長期做青年工作，對青年和學生有偏愛；也許是因為他為人做事的一貫寬容大度。
他說:「廣大青年學生是好的，他們純潔、愛國、向上，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和希望。」
這次學潮在1986年底基本得以平息。然而，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與父親及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嚴肅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
鄧小平認為: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
1987年1月2日，父親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請求免去自己的總書記職務。
1月16日，鄧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8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人；中央書記處書記4人；中央顧問委員會負責人17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人2人；以及其他有關同志。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向會議報告了黨中央一級的黨的生活會議的情況。會議對父親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通過了公報，決定接受父親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請求，繼續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一致推選趙紫陽代理黨中央總書記。
之後，中共中央在半年的時間裡先後三次下發中央文件，向全黨通報了父親的錯誤和他的檢討。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的決定，我是在中華醫學會聽了傳達中央文件才得知的。那會兒，我心裏竟泛起一絲快慰。因為在六年總書記的任上，父親幾乎只屬於黨，屬於人民，屬於工作，屬於勤政殿。如今卸任，那是命運又把慈愛寬厚的父親還給了我們。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父親要秘書告訴家人，誰都不要去看他。他身心疲憊地在勤政殿休息、思考。
兩個星期之後，那是中南海冰封湖面的一個黃昏，夕陽晚照中，父親帶著一些文件、書籍離開了勤政殿，迎著湖畔凜冽的寒風回到了家。當他踏上小院的走廊時，身後那扇通往中南海的小門，悄無聲息地輕輕關上了。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這樣默默地畫上了句號。父親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實現了自己退休的諾言。
本文摘自《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滿妹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