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僑1918：北洋政府武裝護僑大撤退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左傳》

中國軍隊列隊進入海參崴

蘇聯早期宣傳畫：列寧同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給中國帶來嶄新的主義之前，先帶來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挑戰：100多萬滯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華僑，面對混亂而血腥的俄羅斯內戰，其生命和財產都遭到空前威脅。

告急文電雪片般地從海參崴飛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餓，一些華僑的日均糧食只有4兩……

同胞正被劫掠，無論「紅」“白”，只要是扛著槍的老毛子，都把華僑當做予取予奪的金庫……

同胞正被屠殺，俄羅斯相互對立的武裝派系，都強拉華僑的壯丁，套上一件髒兮兮的軍裝，這些只聽得懂「烏拉」的中國人，就被投入到了槍林彈雨之中。即使未被強拉壯丁的，也在一撥撥穿制服的強盜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連以「護僑」名義出兵俄羅斯的日本軍隊，也莫名其妙地對華人大開殺戒……

百萬華僑翹首南望，向著北京求救。

此時中國得到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卻焦頭爛額，一邊要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一邊要應對山頭林立的國內各派勢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裝暴動的革命黨，牽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黑暗、腐朽、反動」的北洋政府，也頂住各方壓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亞武裝護僑——甚至不顧日本的威脅警告。

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執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動用軍事力量，以保護僑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

4000名中國陸軍、1艘中國軍艦，在五色國旗的引領下，開進了海參崴、開進了西伯利亞，開進了這片曾經飄揚著黃龍大旗的林海雪原……

遠東告急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眾。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

西伯利亞實在太廣袤了，廣袤得足以消弭任何來自歐洲的澎湃浪潮。

來自聖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時，幾乎只剩下了幾朵小小的浪花。遠東地區不足1萬人的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足夠的號召力，更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在通過突然的軍事政變佔領了伊爾庫茨克、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羅夫斯克）、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等戰略要地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很快就被顛覆，布爾什維克依然只能在地下進行游擊戰。

遠東地區陷入了拉鋸戰。

佔據優勢地位的是捍衛舊政權的白衛軍(White Guard)，但也在走馬燈般地替換著領袖和政權名稱，「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西伯利亞自治臨時政府”、“全俄臨時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片鼎沸。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眾。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加入了協約國的陣營，派出了大量華工，其中不少由陸路經俄羅斯前往前線。俄國陷入內亂之後，這些華工陸續匯聚到伊爾庫茨克等地，處境悲慘。

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遠東之後，海參崴等地的局勢也開始不安，暴動的消息一日數驚。當地華僑紛紛湧向中國駐海參崴總領館，「來館呼籲，接踵而至」。在俄國方面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局勢控制的情況下，華僑團體如海參崴中華總商會、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伯力中華總商會、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等，都緊急呼籲祖國派兵前來護僑。

海參崴中華總商會在給中國總領事館的急函中，請求「即派軍艦來崴保護，並遣陸戰精兵，發往離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屬之圖們江，及東寧縣、虎林縣、綏芬河四處預先駐紮，一旦有事，調遣較易。」

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在給大總統、國務總理和外交總長的急電中，呼籲「若不從速進兵保護，不念華僑受其塗炭，即中國權利亦將損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華總商會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交通斷絕，險象環生，僑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鑒原，迅賜設法派兵保護」。

阿穆爾華僑總會在發給北京的長電中，甚至詳細列舉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護華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之外，也鮮明地提出了，此時正是從俄羅斯手裏收回晚清所喪失的利權的好機會，並且趁俄國動亂之際，在遠東地區進行經濟上的搶先佈局，總之，出兵「於僑民、於國際，有百益而無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和黑龍江督軍孫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電，「商民呼籲乞援之電，日必數至」，黑河商會甚至派出代表常住瀋陽，不得出兵誓不罷休。

身在動亂災區的中國外交官們，對華僑們呼籲祖國出兵給予理解和支持。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陸是元，在第一時間將海參崴的危機進展、華僑的艱難處境及熱切盼望，急電傳回北京，並建議中央「及早籌維，為未雨綢繆之計」。

但是，北京似乎相當為難，未能立即確定出兵。急不可耐的華僑們，說出來的話就不很中聽了。「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公開指責北洋政府:“華商經營俄邊界阿穆爾省，現值內亂、政亂，兩黨爭權奪利，全省響應，華僑人口數十萬，財產數萬萬，受該亂黨擾害，實不聊生，屢請黑龍江督軍進兵保護，苦無中央命令，未敢擅進，意將華僑生命財產置諸腦外。”

蘇俄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

中國軍艦海容號停泊在海參崴港口。 

內戰時的紅軍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不久,蘇維埃政府一度在全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18年3月3日,蘇維埃俄國與德、奧、保、土四國同盟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法、日、美等協約國宣佈武裝干涉,扶植俄國反蘇維埃勢力發動武裝叛亂。　

內戰時的白軍

5月底，由5萬名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在經西伯利亞遣返途中發動叛亂,先後侵佔伏爾加河中游、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頓河地區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白衛軍、北高加索A.I.鄧尼金的「志願軍」相繼叛亂，成立政權，並著手擴充叛亂武裝。至同年夏，蘇維埃俄國喪失3/4領土，陷入四面受敵的險境。 

內戰時的美國干涉軍

1918年末至1919年初，紅軍在各條戰線上發起進攻，並取得決定性勝利。1919年，協約國組織俄國反叛勢力以及與蘇俄接壤的國家,對蘇維埃俄國發動兩次大規模進攻,但均被紅軍擊退。 1922年10月下旬，盤踞在遠東地區的日本干涉軍撤出蘇俄國土。 蘇俄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歷時近三年，以干涉力量的失敗告終。　

蘇聯1919年宣傳畫。畫面上方的是當時指揮紅軍對抗國際干涉的托洛斯基，下方則是干涉軍造成的累累白骨。其中留著辮子的指代中國軍隊。

「海容」出擊

國務院隨即進行了討論，終於在3月13日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由海軍部負責落實。海軍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號巡洋艦擔負這開天闢地的出國護僑任務。

其實，當外交部收到海參崴總領館報告的第二天，就立即與海軍部展開了磋商。此時，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發僅35天，考慮到十月革命波及到遠東的時差，北洋政府的行動可以說是非常及時、迅速的。

對於派遣軍艦護僑，海軍部毫無異義，認為理所當然，但是，「現時國內多事，軍艦不敷分佈」，愛莫能助，只能通過外交途徑為華僑儘力提供救助。

海軍部的婉拒，絕非推託搪塞，此時國內的確是多事之秋。

這年7月，孫文在廣東聯合西南軍閥等，發動第一次「護法戰爭」。海軍總長程璧光率領北洋第一艦隊，投奔了南方陣營，這導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軍力量大為削弱。俄國內戰導致華僑告急之時，祖國的內戰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種勢力在動聽的口號下互不相讓，紛紛指責對方“假共和”，宣稱自己才是“新共和”。遙遠的西伯利亞的華僑命運，也就只能留給當家當得焦頭爛額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對於海軍部的婉拒，外交部卻並不氣餒，當天再度發函，要求海軍部以華僑為重、以大局為重。海軍部一時處在兩難的境地，直到半個月後的聖誕節當天，才答覆：依然是無艦可調。

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斷調集軍艦護僑，「以慰華僑之恐慌」，“以壯華僑之膽”，並“派得力陸軍駐紮東寧、虎林、圖們江、綏芬河四處”，確保撤僑通道的暢通。

報提交國務會議審議。依然被南方動亂攪得一團混亂的中央政府，同意了護僑之事。國務會議決定，由陸軍部會同奉天、吉林兩省，抽調陸軍進駐圖們江，保邊護僑。2 月16日，國務會議又決定，由吉林督軍調兵綏遠，保護伯力華僑。但考慮到出兵入俄將引發複雜的國際問題，軍隊不得越境行動，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僑通道的安全與暢通。

控制東北的張作霖等奉系軍閥，與控制北京的皖系軍閥，並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護僑的問題上，雙方罕見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兩省奉命，立即抽調了大批兵力。張作霖等還在華僑中推廣自我保護辦法：「一、財產造冊送交俄官，以為損失索賠根據。二、緊急時懸掛國旗，標示華僑。三、各商設團自衛。」

但是，這種隔靴搔癢的辦法已經無法應付俄羅斯越來越惡化的局勢。2月份，布爾什維克在海參崴暴動，推翻了當地舊政權，卻未能控制局面，海參崴社會秩序徹底崩潰。日本、美國、英國也已經派出軍艦，進行武裝示威。

此時，南方「護法」陣營圍繞著擁護孫文還是擁護約法，發生了分裂。孫文希望借護法戰爭之機會，建立自己的軍隊，要求海軍總長程璧光率艦隊與他協同，攻擊駐守廣州的桂軍。桂軍乃是「護法」同志，如此內訌，遭到程璧光拒絕。孫文遂帶人強行登上同安、豫章兩艘軍艦，並轟擊廣州城。程璧光事後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兩艦艦長的職務，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孫文與桂系相互指責對方是幕後的凶手，而若干年後，“大元帥府少將參軍” 羅翼群透露，殺手是由孫的親信朱執信親自安排（《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這與蔣介石暗殺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轍。程璧光究竟死於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懸案。

護法軍的內訌，令中央政府的壓力大為緩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殺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睿的緊急報告，指出：日、英、美都以「護僑」為名派出軍艦，作為協約國的成員之一，“我國既已實行加入戰團，亦當速派軍艦來崴，相機應變，不但得以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假令一旦失和，俄國退讓之際，該三國對於俄國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爭利權，提起分割租界事，該三國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載不遇之機會，而我國僑民較諸他國眾多，若無武力以作後盾，未免向隅矣。”

邵恆睿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我僑民之眾，關係之巨，處常之難，應變之險，遠非他國之比。果真處於絕交或交戰地位，又或猝值暴變，人有自衛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將焉往。前慮運糧為梗，我先受餓，茲虞風雲莫測，我先蒙難」。

國務院隨即進行了討論，終於在3月13日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由海軍部負責落實。海軍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號巡洋艦擔負這開天闢地的出國護僑任務。

「海容」號巡洋艦，是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軍艦。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鏘造船廠訂造了3艘軍艦，排水量2950噸，分別命名為「海容」、“海籌”、“海琛”，軍史上統稱為“海容級巡洋艦”。3艦在1937年抗日戰爭中，均悲壯自沉於江陰附近的長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軍的進攻之路。

中國派遣軍艦赴俄護僑，激怒了日本。此時的日本，正致力於建立中日的共同防衛體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滿地區」（東北北部）的特權。中國的單獨行動，大大打亂了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計劃。可以說，「海容」號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單薄，對護僑來說，實際意義並不大，但這不僅是中國執政者第一次通過武裝護衛的方式表示對海外僑胞的關切，更是在當時的弱勢環境下，對日本逼迫的一次“軟”對抗。

告海參崴總領館，切實做好「海容」號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補給供應。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責難下，「海容」號駛離國內軍港，4月16日在華僑們的歡呼聲中，進入了海參崴港口。

此時的海參崴港口中，已經有了另一艘懸掛中國五色國旗的商船「飛鯨」號。「飛鯨」號屬於國有企業“輪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參崴撤離華僑。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動用民用交通工具從海外撤僑。早在確定了「海容」號巡洋艦赴俄的同時，中國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東三省地方，緊急加派機車、商船，從陸海兩路加快撤僑。「飛鯨」號於4月10日出發，先期到達了海參崴。

「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後，「飛鯨」號的撤僑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當俄方禁止華僑們搬運兩具棺木上船時，在外交交涉無效的情況下，「海容」號巡洋艦應總領館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邊檢人員也只能退讓，“始得將樞裝運”。「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後的第三天（4月18日），「飛鯨」號就滿載了1165名華僑，起錨返航煙台港。

「海容」號巡洋艦在海參崴，還多次派兵登陸，前往保護因爭奪工作機會而被當地人包圍的華工。幾次三番武裝示威後，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大為減少。

與此同時，中央宣佈放鬆自上年聖誕節開始執行的對俄糧食禁運，對運往海參崴的糧食車隊或船隊，一律從速放行，以緩解海參崴的糧食危機。國內各地立即停辦赴俄工作的護照，旅俄華工最多的山東全省動員，做好僑民的安置準備。

中國軍隊進入海參崴，受到華僑的歡迎。

出兵遠東

在駐俄部隊的壯威下，在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中國外交官員不畏艱險，從莫斯科和哈爾濱聯繫調運火車，全程護送，僅1918~1919 年就搶運出3 萬名被困華工。

「海容」號巡洋艦進駐海參崴還不到一個月，“捷克軍團”發動叛亂，遠東局勢更為混亂。

捷克軍團全稱是「捷克斯洛伐克軍團」（The Czechoslovak Legions），本是協約國武裝力量的一部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還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為了爭取民族獨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僑民們組織了志願軍部隊，加入俄、法等協約國的軍隊序列。而在東部前線，與俄軍對抗的德奧軍隊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軍，到二月革命爆發時，俄軍中的捷克軍團人數高達5萬。

十月革命後，列寧與德國單獨媾和。這支捷克軍團宣稱將加入法軍隊伍，繼續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新生的蘇聯政府為不激怒德奧，下令將該軍團調往海參崴，並與該軍團達成協議：抵達海參崴後，即行繳械，然後從海參崴登船返回西歐。列寧此舉，一是為了避免刺激德奧，二是延緩捷克軍團加入法軍，三是由捷克軍團搬運全套武器裝備到遠東，加強遠東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但這個願望隨即落空：捷克軍團進入混戰中的西伯利亞後，立即向布爾什維克開火，得到了各地「白衛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連推翻並不穩固的蘇維埃政權，到8月初已經佔領了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亞的大部地區。剛剛泛「紅」的西伯利亞，又回歸了一片“白”色。

失算後的列寧立即著手彌補，建立了紅軍「東方面軍」，對捷克軍團和白衛軍展開攻擊。“白”方逐漸不敵「紅」方，開始步步向東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協約國，包括中國在內，開始積極部署營救捷克軍團的使命。

毫無疑問，拯救捷克軍團，為協約國干預俄國內戰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借口，也為中國出兵西伯利亞護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捷克軍團事件，令遠東華僑的處境更為悲慘。捷克軍團切斷了西伯利亞大鐵路，至少20多萬華工滯留鄂木斯克和伊爾庫茨克（中國駐伊爾庫茨克領事魏渤報告），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日軍雖然數次前來賑濟災民，卻明確宣佈華僑不在賑濟範圍，連購買賑濟糧的資格都沒有。

同時，管理遠東地區的「白衛軍」高爾察克政府，為了備戰，積極搜刮民間財富，而華僑、尤其是略為富裕的華僑，成為主要的盤剝對象。白俄政府不斷要求華僑換領“居留票”，進行勒索，1盧布的“居留票”，對華人卻要收取10盧布，軍警嚴厲盤查，無票和過期者將被罰款甚至監禁。華人離境，只能攜帶500盧布現金，超額的一律沒收。日本支持下的謝苗諾夫「白衛軍」，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從查獲的70多名華商身上，沒收了高達665萬盧布的巨額現金。

白俄政權之外，布爾什維克、日本軍等，也紛紛印刷各自的紙幣，強行兌換，令遠東地區成為全球紙幣幣種最多、物價最為離譜的地區。加上各種政權強行徵收高額稅收，遠東地區的華商被徹底地變成了「無產階級」。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針對華人的燒殺姦淫不絕於耳。“財產任便處置，生命隨意蹂躪”，“數十萬僑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萬財產形若壘卵。”（阿穆爾省華僑總會報告）

遠東華僑們再度向祖國發出呼籲：出兵！出兵！

此時，協約國各國也在積極磋商出兵干涉俄國內戰，日、美、英、法等逐漸形成了共識，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後，與協約國列強展開外交交涉，表示中國將隨同出兵西伯利亞，「此次若協商各國公共出兵，我國對於參戰應盡之義務，自應一致派遣一二千人，並以保護領館、僑商」。與此同時，北洋政府行動起來，籌劃利用這一良機收回被沙俄強佔的一些主權，包括中東鐵路的控制權。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堅決反對。日本所希望的，是將中國納入所謂「中日共同防敵」的體系，中國只要提供基地和補給即可，日本軍隊將會協助保護華僑。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是藉機攫取在中國東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並不示弱，雖不能與日本人針鋒相對，但還是實行了軟對抗，將中國出兵的目的由護僑修改為「援助契克(捷克軍團)為宗旨」。這一理由，得到了美國、法國的支持，美國甚至明確表示，北洋政府應自行掌控中東鐵路。日本也不便繼續反對，但提出中國出兵的人數不必多。

外交斡旋結束後，北洋政府確定出兵西伯利亞。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綢繆，保障包括黑龍江航權在內的中國主權，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況下，列強達成任何損害中國的協議；二是護僑。

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後發表出兵宣言，正式對俄國內戰實施武裝干涉。日軍的人數，最多時高達72000人，美、英、意、法等國軍隊分別達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

8月3日，已經在海參崴的「海容」號驅逐艦艦長林建章，被任命為“代將”，負責駐俄部隊的全權指揮。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發表出兵宣言，陸軍第九師抽調了相當於2個團的總兵力，人數達4000人，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和機關槍部隊，分6批陸續開進了西伯利亞，由團長宋煥章負責指揮。主要使命就是確保海參崴-雙城子-綏芬河的撤僑通道。

中國軍隊的到來，大長了華僑的志氣。駐俄部隊不斷派出小分隊，應華僑的要求，前往執行拯救和保護任務。而在駐俄部隊無法駐守的城市，華僑們開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組織「商團」，領事館悄悄協助他們購置槍支彈藥，增強自衛能力。

在駐俄部隊的壯威下，在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中國外交官員不畏艱險，從莫斯科和哈爾濱聯繫調運火車，全程護送，僅1918~1919 年就搶運出3 萬名被困華工。

中國駐俄部隊指揮官林建章

　武裝護權

除了「廟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東鐵路的問題上，也利用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的有利機會，大舉動作。

儘管中國出兵的公開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對華人的態度並未絲毫改變。

白衛軍首領謝苗諾夫繼續屠殺和搶劫華僑，1919年1月1日他「沒收」了華商們665萬盧布的高額現金後，7月份再度刷新此紀錄，華商們1000多萬盧布被「沒收」。

謝苗諾夫絲毫不顧「友邦」情誼，排華暴行越演越烈，乾脆宣佈在他的管轄範圍內，沒收華僑的全部財產，禁止華僑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駐俄中國軍隊的槍杆子也不是擺設，在外交抗議的同時，他們並沒有龜縮在「顧全大局」的烏龜殼裏，而是勇敢地抗擊，向敢來騷擾的「友邦」「白衛軍」開火。同時，駐俄部隊也分兵進駐伯力、雙城子、海蘭泡等地，武裝護僑。

為對抗謝苗諾夫軍隊，在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為詳盡的「境外出兵計劃草案」，計劃在俄境的大烏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烏金子、伊爾庫茨克等地駐兵，但最終未能實施。

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謂的「廟街事件」，中國軍隊面對俄羅斯白衛軍、以及日軍，勇敢地用槍杆子捍衛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時，為加強中俄界河的防務，中央宣佈將駐守長江的「江亨」、“利捷”、“利綏”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號武裝拖船，調往東北，擴建「吉黑江防艦隊」。

這是一支吃水很淺的江上艦隊，卻必須從海路趕往東北。為此，由海上運輸艦「靖安」號拖帶護送。艦隊由「靖安」艦長甘聯

指揮，在1919年9月上旬到達廟街，進入黑龍江，「靖安」艦南下返航，艦隊指揮權交給「江亨」號炮艇艇長陳世英。

中國收回三江的航權，這自然是俄國人和日本人所不願意看到的。艦隊需在黑龍江封凍前趕往「吉黑江防艦隊」司令部哈爾濱，但行進到西伯利亞大鐵路橋附近，遭到白衛軍和日本軍隊炮火阻撓，不許西下。因此，艦隊被迫停泊在廟街，隨後，黑龍江封凍，艦隊只能在此等待開春。

此時的廟街，駐紮了俄羅斯的白衛軍和日軍，日軍還有4艘驅逐艦和1艘巡洋艦。平日裏，白衛軍與日軍對這裏的2000多華僑予取予奪，雙方矛盾極深。

10月份，蘇聯紅軍開始攻打廟街，白衛軍要求陳世英的艦隊為他們協防，遭到陳世英的拒絕。不久，紅軍攻入廟街，白衛軍撤離，紅軍將負隅頑抗的日軍包圍在日本領事館內，但因為缺少重武器，難以攻克。這支紅軍部隊紀律不錯，對華僑並未騷擾。因此，當他們拜訪陳世英，希望從中國艦隊的炮艇上拆借幾門大炮時，陳世英及各艇指揮官們經過會商，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江亨」艦的1門邊炮、“利川”艦的1門格林炮及一批炮彈，“借”給了紅軍。在中國大炮的幫助下，紅軍迅速攻佔了日本領事館，擊斃日軍數十人，俘獲130餘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凍，在此兵力單薄的紅軍主動撤離，撤離時指揮官下令將日軍俘虜全部處決。日軍捲土重來後，發現了“慘案現場”，並通過炮彈彈殼發現了中國軍隊支持紅軍的證據，惱羞成怒，派出軍艦包圍了中國艦隊，並通過外交渠道提出抗議。

陳世英一面矢口否認，推卸得一乾二淨，一面積極備戰，準備在廟街與日軍決一死戰。雙方相持數月，在協約國各國的調停下，調查最後也無法證實中國軍隊協助了紅軍的進攻。中國軍事法庭因此僅判處陳世英革職，「永不敘用」，而日軍也無奈解除了對中國艦隊的包圍。「永不敘用」的陳世英後來悄悄更名為陳季良，依然在海軍中供職，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已經高居海軍部政務次長兼第一艦隊中將指揮官，親自指揮了抗擊日本海軍的江陰海空保衛戰。至於下令處決日軍俘虜的蘇聯紅軍指揮官，則在日蘇兩國就「廟街事件」談判時，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除了「廟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東鐵路的問題上，也利用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的有利機會，大舉動作。

1917 年12 月，哈爾濱中東鐵路路區發生了布爾什維克暴動，在俄方請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預，解除了布爾什維克的武裝，並部分收回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與監督權，為撤僑工作及不久後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 年8月，北洋政府宣佈在哈爾濱正式成立警察總局，從俄國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權。

協約國進行共同干涉期間，中東鐵路被納入國際共管，但實際上主要由中國進行管理。1920年，協約國陸續從俄國撤兵，中東鐵路的國際共管局面即將結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為了對抗日本人扶持的謝苗諾夫政權，公開發佈告示，宣稱由他負責中東鐵路範圍內「俄民之國家統治權」。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立即向霍爾瓦特發出通牒，中東鐵路完全屬於中國領土，絕不容有第二國施行其統治權。在中央支持下，雙方展開十餘次談判，中方工人開始全面罷工。當霍爾瓦特計劃調動俄國護路軍鎮壓罷工工人時，鮑貴卿向他發出最後通牒：俄軍俄警的武裝必須一律解除。霍爾瓦特試圖反抗，但鮑貴卿迅速派出軍隊，強行解除了俄國護路軍及哈爾濱市俄國軍警的所有武裝。這是近代史上中國軍隊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國家主權。

北洋政府還展開了一系列收回國權的動作：

廢止《中俄蒙協定》，出兵外蒙，1919 年11 月外蒙撤銷自治，幾乎成功回歸中國；

積極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條約》，與蘇聯地方政府在1920 年5月簽署新的局部通商協定，廢除了舊約中的不少不平等條款；

1920 年9 月發佈大總統令，廢除俄僑領事裁判權，收回俄租界；

1921 年8 月，《中俄伊犁條約》第四次十年屆滿，因無俄方政府可談判修約，1922 年1 月以大總統令方式宣佈廢止俄商陸路減免稅特權……

一個雖仍羸弱，卻正在不斷崛起的中國新形象，正出現在世人面前。

　自強自立

在列強、尤其日蘇兩大強鄰的操縱下，本該專註於國家建設的中國，卻被深深捲入了爭權奪利的內亂之中，城頭變換大王旗，華僑再度成為被遺忘的棄民。

隨著協約國軍隊陸續撤離，北洋政府也宣佈從俄國境內撤兵。中國歷史上首次武裝護僑、撤僑告一段落。

蘇聯政權發佈了兩次對華宣言，宣佈放棄沙俄攫取的在華特權。這曾經被謳歌為蘇聯的偉大情誼，而實際上，其所宣佈放棄的特權，大多已經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間實際收回，蘇聯即使不放棄，也無法實際行使。

民國著名學者曾友豪在《中俄協定給予中國之利害》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要知道中國（從中蘇談判）所得的利益，並不一定是蘇俄高興給的，其實蘇俄簡直沒有供給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國和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自民國六年俄國帝制滅亡後，已不再為中國承認。縱使這一次蘇俄政府不肯放棄前俄帝國與中國締結的條約，蘇俄也沒有法子使中國承認。」

果然，新生的蘇聯那動聽的「主義」之歌，只是其在國際孤立、四面楚歌狀態下的緩兵之計和“合縱連橫”之策。實際上，其腳跟尚未站穩時，遠東蘇維埃政權就悍然宣佈，中東鐵路界區為蘇聯領土。

1921年初，海蘭泡、伯力等地再度發生排華事件，應僑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軍艦江亨赴黑河，利捷駐三江口，利綏、利川赴伯利」，“專備保護僑民之用”。但是，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護僑的絕響。

在列強、尤其日蘇兩大強鄰的操縱下，本該專註於國家建設的中國，卻被深深捲入了爭權奪利的內亂之中，城頭變換大王旗，華僑再度成為被遺忘的棄民。

護僑之興衰，恰恰驗證了《左傳》中的箴言：「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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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民編著的《紅牆知情錄》（全三冊）作為《紅牆見證錄》的姊妹篇，以親歷者的口述，知情者的筆錄，平實細膩的筆觸，為我們講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些重大決策的幕後故事，重大時刻的動人細節。以下為《紅牆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節選。（孫琳）

《紅牆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尹家民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到1960年夏，毛澤東感到了壓力。對他倡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做法、口號，開始感到心中沒底，自信心有些動搖。

「狂熱」之後，共和國面臨空前飢餓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領袖們的家中，曾有過這樣一幕：秘書將自定口糧標準的通知，發到各個領導人的手裏，請他們按照自己的飯量定一下供糧標準。當時，國家將每個城市人口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要求糧食定量低標準，並以瓜菜代替糧食。據當時中南海工作人員回憶：身高體闊的毛澤東主席，自報的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委員長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總理報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澤東主席一樣，也是26斤。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一樣，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領導人都堅持說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於是，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1959年6月，毛澤東在韶山貧農社員毛霞生家裏做客。

1961年年底，劉少奇和王光美在廣州溫泉山附近的樹林裏撿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尋求解決大饑荒時期的代食品問題。此事對共和國領袖個人來說，不是什麼大事，再說國家再困難也不會讓領袖們餓肚子；但領袖們提筆的手卻十分沉重，他們比誰都清楚：百姓們的口糧緊張到什麼程度！在此之前，他們曾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而他們自己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和群眾共渡難關。

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生活資料匱乏和飢餓嚴酷的現實，最難過的是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主席本人了。他當時對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宣佈：「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

這種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毛澤東又錯誤地發動了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那場“反右傾”運動，導致極左思潮有增無減，在短短兩三年內，國民經濟嚴重不平衡，全國糧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嚴重破壞，農民飢餓，疾病接連爆發，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大大地挫傷了農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毛澤東聽到農村出現饑荒和餓死人的消息，憂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幾個月不吃肉，吃飯時指著盤子裏的菜對工作人員說：“你們對我很好，可你們不要光從生活上關心我，而要注意節約。比如這青菜，你們都把葉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葉子不是浪費了嗎？”一次毛澤東辦公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叫工作人員去弄幾個芋頭煨熟送來。毛澤東吃了兩個，就坐在椅子上睡著了，工作人員發現毛澤東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裏還含著一個芋頭，急忙從他嘴裏往外摳……其實，不論說是“天災”也好，“人禍”也好，或者說在當時大多數人還不願或不敢把困難往“人禍”上聯繫時，中央領導們已經感到了農村形勢撲面而來的嚴峻。

1959年，毛澤東與身邊工作人員游廬山。

1960年10月21日，連主管外交的陳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緊皺眉頭，忍不住大聲疾呼：「今年已經有幾個省開始缺糧，秋收以後就缺糧，寅吃卯糧，明年會更缺了，有個怎樣度過的問題。一個山東，一個河南，一個遼寧，一個河北，是最難過的，其次是山西，還有幾個省。58年、59年幾個大戰役，把我們的存底挖空了，把我們的存糧箱箱櫃櫃都拿來吃光了，又來了連續兩年的災害，所以引起困難，明年春天又來個災害怎麼辦？人民確實相當地疲勞了，相當地困苦了，情緒也很不好，勞動熱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願意搞生產，需要我們軍隊幫一幫。」陳毅的話反映出領導人普遍的焦慮心情。

「大躍進」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工礦企業從農村大量招工，城鎮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這一方面大大減少了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需要向農村大大增加糧食徵購，而糧食卻沒有那麼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售，庫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說：“入夏以後，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7天，天津只能銷10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10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周恩來的秘書李岩回憶：“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農村的形勢更令人焦慮不安。在繼續「大躍進」和準備條件過渡的雙重壓力下，基層幹部花樣翻新，演繹出許多違法亂紀的悲劇來。廬山會議前一度有所收斂的共產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風再次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

毛澤東首次承認「大躍進」錯誤，中央決心“轉入主動”

到1960年夏，毛澤東感到了壓力。對他倡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做法、口號，開始感到心中沒底，自信心有些動搖。

1960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會議上。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和國際問題。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一清早花了兩個小時，寫出一篇《十年總結》。說是「十年」，其實主要是三年「大躍進」的總結。在下午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就三年補充計劃指標和《十年總結》又講了一次話。

他對國家計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滿意，認為這「後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他說，昨天常委和幾位管經濟工作的同志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這個調整方案還得調整。

這次會議，指標一壓再壓，會議的過程成了壓指標的過程，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這幾天都是搞的改良主義。」

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作了自我批評：「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說，高指標要下決心改，改過來就完全主動了。“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他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1960年，視察途中的毛澤東。

毛澤東寫這個總結，雖然只用了兩個小時，但醞釀的時間很長。遠的不說，大體從1959年11月的杭州會議，毛澤東就開始試圖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年經驗進行總結。後經1960年1月上海會議，3月天津會議，又經過一系列小型會議的交談，到這次上海會議，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為了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解決黨內高層領導的認識問題，於是一氣呵成，寫出這篇重要文獻。

《十年總結》是毛澤東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統回顧和總結三年「大躍進」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認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有錯誤。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認識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

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請周恩來談談農業情況。

周恩來出訪回國還不到半個月，但他對農業形勢已經心中有數。他明確提出，這些年來高指標、高估產帶來了嚴重後果。他說：「兩年災荒之後，明年就很難保產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計1962年的計劃，就要放在一個比較保險的可能的數字上，來爭取實現或超過。」

周恩來又說：「這次搞得徹底一點，像主席《十年總結》說的，一次把這個主動權拿過來。」

毛澤東贊同：「就是想得點自由，不然總是捆綁手腳，自己不得翻身。我當了這麼多年解放軍，結果自己又沒有解放。」

周恩來接過毛澤東的話，建議降低糧食、棉花和養豬的指標。他提醒大家：農業指標如果提高了，不僅直接影響人民生活，而且影響輕工業的原料，轉而又間接影響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業感覺更靈，這是三年農業被動得比工業感覺更厲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飽，我們就不安。

毛澤東問：「那麼究竟怎麼來轉這個彎子呢？」

周恩來說：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講了要轉入主動，必須在今年的黨代會上埋伏一筆，使今年年底的實際數字到明年公佈時能夠得出為什麼減產的結論來。他還說：不但要為今年著想，而且要為1962年著想，全部轉入主動，就是1962年提的指標跟原來八大的建議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議還少一點都可以，這才能轉入真正的主動，不然還是不能主動，因此，後三年的補充計劃，無論是農業指標還是工業指標，就要把它降低，其目的為使我們留有餘地。

1960年6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十年總結》。

大家都贊成毛澤東的總結和周恩來的意見。

劉少奇說：「完全贊成指標這麼改，毛主席這個總結很重要，已有的經驗就需要學習。農業指標我們三年被動，能夠在這一次轉入主動就好了。」

鄧小平也認為這次會議提出爭取主動「是很大極大的好事。」他還強調：毛澤東的《十年總結》十分重要，“是提到認識論來解決這個問題，從思想方法上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接著說：“真正決定問題的，就是我們在座的人。”

中央主要領導人開始統一了思想，就為下決心調整計劃指標、爭取主動、扭轉困難初步奠定了基礎。

赫魯曉夫突然撤走專家，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上海會議結束不久，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傳來消息，中蘇兩黨發生正面交鋒，國際鬥爭更加複雜化。

彭真率領中共代表團於6月28日回到北京。

毛澤東6月29日離開上海，經蚌埠、濟南於7月2日到天津。當天晚上，在專列上聽取專程從北京趕來的彭真、康生等人的彙報，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達北戴河，準備在這裏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5日開始，8月10日結束，共一個月零六天。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問題（中蘇關係）和國內經濟問題。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

在這些日子裡，毛澤東邀集中央常委的幾位同志和有關負責人，連續開會研究對蘇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如何做出答覆。7月18日，李富春就國內經濟問題向會議作報告，會議開始轉到討論國內問題。2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各地彙報今年完成生產任務的情況。26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專門討論當前最突出的糧食問題。28日，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糧食問題，同時還討論了尖端技術問題。

正當會議剛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時，突然又發生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的嚴重事件。當時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共有1300多名，分佈在經濟、國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個企業和部門。他們全部撤走，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這對正處在困境中的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

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向會議作報告。在赫魯曉夫咄咄逼人、對中國採取高壓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這種情況，迸發出一種勒緊腰帶還債的激憤情緒。有人說，「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說，“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目光掃視著每一個發言的人，最後以堅定的口吻說：“明年還清這個賬！”

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發表講話，講了一個小時。講到國內問題，他突出強調了要抓好糧食生產。他要求搞好田間管理，搞好秋收、秋種，儘可能地多打糧食，多種糧食。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第一條。針對農村人民公社急於過渡和刮「共產風」的情況，他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至少五年不變，搞一個死規定，五年以後再說。一定要有個人所有制的部分，給社員一點自留地，過去批轉貴州省關於食堂辦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個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體、小自由”，1958年武昌會議決議里寫了的，不要忘記這一點。他說，今天我講的這些，不是什麼發明，也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我們過去共同決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複一下。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

毛澤東重申這些政策，預示著黨的農村政策將會有一個新的調整。

細心的人們注意到，毛澤東在會議上只講了這一次話，講的時間也不長。在一個多月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這是以往所少見的。顯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時間沉默不語。睡覺也不好。他曾對值班人員說，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對他多照顧一下。可以想像，國際上有來自蘇聯等方面的壓力，國內出現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難的經濟局面，他在6月上海會議上提出爭取主動權的問題，並沒有實現，依然處在被動狀況中。如何克服當前困難，擺脫被動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著。他也確實太疲勞了。

出於對毛澤東的愛護，保證他的身體健康，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宣佈：「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覆，我們把文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日常工作我們處理了。」

毛澤東：「我贊成，休息一個時期。」

鄧小平：「小事就不要過問了。」

毛澤東：「少看文件。」

鄧小平：「這樣比較好。」

從6月間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國際問題方面。進入10月以後，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嚴重情況，越來越多地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問題的嚴重程度使他吃驚。毛澤東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轉回到國內。雖然中央決定毛澤東休息一個時期，但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根本無法做到。他照樣很忙，找人談話，批閱文件，會見外賓。當他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的報告時，心情極為沉重，常常睡不著覺。從10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護士長怕他營養不夠，影響健康，每天都給他計算攝入食物的熱量。身材高大的毛澤東的體重這時下降到75公斤。

1960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廬山。

李富春提出「八字方針」，國民經濟調整初露成效

1960年的最後一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來京開會人員在北京飯店聚餐，除舊迎新。毛澤東特地囑咐，請張平化、劉建勛、楊尚奎等各省負責人同他坐在一桌，以便直接聽聽他們對眼下經濟工作的意見。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晚上，毛澤東聽第四次彙報。由李富春彙報這項計劃。李富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他說：去年計劃有四條經驗：一是計劃不全面，是工業交通計劃，忽視了農業；二是計劃指標偏高；三是權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對計劃的執行檢查不夠。毛澤東插話說：「不僅沒有注意農業，而是擠了農業，工業戰線過長，面過寬。」

關於1961年鋼產指標，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問題，討論得最多。李富春彙報說，開始想搞2150萬噸，後來逐步下調，現在降到2000萬噸。

毛澤東有些疑慮：「是否搞那麼多，能不能辦得到？首先要保證農業，而後鍊鋼。」

李富春說：「下午開了個小組會，提出幾種方案。第一方案1950萬噸，第二方案1900萬噸。」

毛澤東仍然緊鎖眉頭：「看來1900萬噸比較穩妥，究竟搞多少，還要看煤、礦石、運輸的情況。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則還要吃去年的苦頭，到第四季度扔開一切搞鋼鐵。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萬噸，恐怕也難避免去年的苦頭。聽說還有一個方案，就是1980萬噸。」

中南局書記王任重說：「是中南組葉劍英提的，搞1800萬噸鋼，提高質量，集中力量搞農業。」

毛澤東說：「我擔心就是1870萬噸，也還可能出現去年的緊張情況。那樣搞，實際上是個浪費。有幾年了嘛，1959年就有點緊張，只是沒有去年那麼緊張。去年為什麼那麼緊張？就是因為由1350萬噸一下子提到1870萬噸。」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一起。

劉少奇直言：「看來，去年由1840萬噸後來又增加到2040萬噸，是犯了錯誤的。」

鄧小平補充道：「再加上大興水利，大調勞力，就把農業擠了。」

李富春說道：「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產的面鋪寬了，分散了力量。」會議成了漫議，中央主要領導人都發了言。彭真說：“這三年，生產資料增長了三倍，輕工業生活資料只增長了一倍。”毛澤東也說：“總之，今年就是要縮短重工業的戰線，延長農業輕工業的戰線。”劉少奇說：“指標搞低些，努力去超過。”毛澤東又說：“這三年都是指標定高了，後來退下來。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從9月開始大搞，1959年廬山會議整風反右以後，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這三年大搞鋼鐵，擠了農業。因此，我懷疑就是1870萬噸，是否也會緊張。”

現在回頭看，雖然領袖們對鋼產指標有著種種懷疑，但毛澤東等人對工業戰線的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的框框。

毛澤東問李富春：「今年的方針是怎麼提的？」

李富春答道：「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毛澤東又問：「這個方針是什麼意思？」

李富春說：「調整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係，有調整、充實，才能鞏固、提高。」

實際上，「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有個完善的過程。在北戴河會議初期討論運輸問題時，李富春曾根據前段時間的生產情況，提出應該對工業進行整頓、鞏固、提高，但是，這個想法提出後，計委內部爭論很大，有人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1960年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廳向周恩來彙報工作，周恩來支持李富春的意見，並將報告中提出的對1961年國民經濟實行“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增加了“充實”二字。9月5日，他又將“整頓”改為“調整”，使它的含義更加明確。9月30日，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第一次正式並且完整地表述了這八字方針。

毛澤東說：「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役之間的休整一樣。」毛澤東又問大家：“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

鄧小平回答說：「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1960年，鄧小平與毛澤東在北京

也有人說：「大躍進，作為一段來算賬，還是大躍進。」

毛澤東作了結論：「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生息。」

李富春繼續彙報。當講到搞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時候，毛澤東說：「這句話說了好幾遍了，就看靈不靈。要收回一些權力，把權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區三級，下面收縮一下，這樣，就不會層層加碼了。」

陳雲接著說：「我們不是講共產主義風格嗎？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僅省市區要通盤考慮，中央局也要通盤考慮。」最後，毛澤東要李富春把今天講的這些，明天在全體會議上再講一下，大家議一議。

經過五次彙報會的討論、醞釀和思考，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1月13日，毛澤東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他說：「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幾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於冷熱結合這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後，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歷時20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為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充分準備。

1961年1月，毛澤東和劉少奇等在八屆九中全會主席台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八屆九中全會，著重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所作的《關於安排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意見》。李富春提出，國民經濟經過了三年大躍進，出現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從1961年起，在兩三年內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即調整各個部門之間已經變化了的相互關係，鞏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發展和變革中獲得的碩大成果，充實新發展起來的一些事業。

全會通過了這個《意見》，並在會議公報中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佈：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其主要內容是：大力恢復農業；加強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穩定、調劑市場供應。如在農業方面，中央於1960年11月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後，於1961年3月和5月先後在廣州和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和修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在全國農村試行。《緊急指示信》和《農業六十條》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時，要求堅決實行退賠政策；減少糧食徵購，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規定適當的購銷政策，加強各行各業對農業的支援。與此同時，中央決定在最近二三年內應更多地把經濟管理大權集中於中央和中央局，反對1958年以來的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同時減少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要求1961年分別完成960萬和1000萬兩項指標。並實行大力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恢復和發展日用工業品和手工業品，在穩定18類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同時，對部分消費品實行高價，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調整措施的出台，對扭轉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具有積極作用。加上自然災害的減輕，農業生產微露轉機，1961年糧食產量比上年增長2.6％，基本保證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當時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扭轉，國民經濟開始復甦，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特別是在調整農、工、城市人口指標的同時，黨還調整了與知識分子和各種政治派別的關係。儘管這種努力在當時「左」傾思想為指導的情況下不可能全面徹底地解決問題，但都畢竟是一個共和國領袖們與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不屈不撓，同時也卓有成效的時代……（本文節選自《紅牆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