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1904年—1974年）（資料圖）
王明具有國際背景，幾乎人盡皆知。但是，王明到底有什麼國際背景，目前存在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紅人」，深得信任，因此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很大；另一種說法則是，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很有看法，有許多批評。那麼，王明與斯大林、共產國際的關係究竟如何，應該如何評價王明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正確認識斯大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王明崛起的背景及因素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原為一般幹部並受過多次處分的王明一躍進入中共中央，成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隨後又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了王明路線統治全黨的時期。
許多論著把王明的躍升歸結為米夫的賞識，說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成為米夫的親信，並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劃和操縱下，王明得以平步青雲，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種說法似嫌簡單。因為王明上台時，米夫只是共產國際一個派出機構——遠東局的負責人，而撤免、任命一個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一件大事，不是遠東局所能解決得了的。並且，共產國際有一套十分嚴密的決策體系和組織程序，一些決策包括任命領導人員需要經過許多層次和關節，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就是經過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研究決定的。所以，像更換中共中央領導人之類的重大事項，絕非如米夫這樣一個派出機構領導人所能決定的。事實上，王明上台是共產國際許多領導人的意見。因此，從現象上說，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動的影子，但根本之點不在米夫。說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擔任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黨的領導人，頗不周全。
另外，雖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績突出，在米夫等學校領導和老師眼裏是「好學生」，並在米夫的安排下，參加了中共六大，在米夫出使中國時擔任了翻譯，給共產國際一些領導人留下了印象，但這樣一個「好學生」的影響和基本性工作的經歷，只是為王明後來的活動（如他與米夫的經常性的聯繫，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礎，並不足以使共產國際領導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位。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王明1929年春回國後，並沒有擔任黨內的重要職務，而是先後在中共滬西區委做宣傳工作、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主辦的《勞動》三日刊當編輯等。他與米夫的關係及其此前活動留下的影響沒有顯示作用，起碼可以說並沒有引起共產國際對他使用情況的干預。
毫無疑問，王明上台具有明顯的共產國際的背景，而這種國際背景作用的凸顯，與李立三冒險錯誤的出現與克服的歷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930年6月開始的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嚴重地損害了中國革命，同時嚴重地冒犯了共產國際。李立三違抗共產國際的領導，挑戰共產國際的權威，主張挑起國際戰爭並把蘇聯捲入戰爭。這引起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極大不滿，提升了李立三錯誤的性質，說“立三同志底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立三路線”的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線去和國際執委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
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召開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兩面派行為和消除宗派主義」，“應該取消三中全會進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進中央的補選，鑒於斯特拉霍夫的調和主義和兩面派行為，應該把他趕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
這種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前後的原有主要領導人的否定，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觀條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補充中央委員會」的“新的力量”，主要因為他在“立三路線”時期的表現。這個時期，王明有一系列給米夫的告狀信，把他與向忠發、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間的衝突，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告訴給了共產國際領導人，使其在共產國際加分很多。所謂王明的國際背景由此建立，其原與米夫的密切關係的作用因此凸顯出來。
而許多論著都認為王明與向忠發、李立三等的公開衝突，是在7月9日討論貫徹6月11日中共中央決議的政治討論會上，但實際比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給米夫的信中，訴說了他的遭遇：
我今天收到一張奇怪的條子，其中說（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幾次發言時老闆（向忠發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組織錯誤，要求不僅作出口頭聲明，而且作出書面聲明，但你既沒有以口頭形式也沒有以書面形式明確而肯定地承認你在政治上是右傾分子，組織上是派別活動分子。這意味著你對老闆批評的錯誤承認得很不誠懇，相反，你以手法掩蓋自己的錯誤。老闆近來收到報告說，你給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寫了信，其中說老闆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都不行，通知馬克松、博格涅爾、康穆松（分別為何子述、秦邦憲、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國。這非常清楚地證明了你的派別活動。老闆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實的內容，要求你在三天內就此問題作出解釋。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著寫道：「現在我和所謂的派別（馬克松、博格涅爾、康穆松）時時刻刻都有被永遠趕出公司的危險！當然我是首當其衝，因為我在許多問題上不同意老闆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說：
我敬愛的！如您所知,雖然我還年輕,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線（共產國際路線——引者注）的種種錯誤傾向作堅決鬥爭時過去和現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歡痛哭流涕。但這一次,尤其是現在我給您寫上述一切時,我不能不失聲痛哭，因為問題是遲早會弄清楚的（我堅信這一點，毫不動搖），但不知道究竟到什麼時候才會真正弄清楚。我在哪裏？!或許我已經不在自己心愛的公司里了！！！唉「怎麼辦」？我敬愛的！心如刀割，(淚水)不斷！這並不意味著我在鬥爭中不勇敢，而是意味著我也許不久將因完全莫須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組織問題上）被開除出與我生死攸關的公司（指黨組織——引者注）。
王明同時對米夫寫道：「中央辦事處（中共中央——引者注）不從組織上和政治上認真改組，生意即使現在也決不能取得徹底勝利的發展。」
之後，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義、個別時聯合別人連續給米夫寫信，狀告李立三等。內容大致有六個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錯誤。王明在信中寫道：「公司（黨）目前的狀況十分嚴重，因為部分公司老闆右肩（右傾）確實犯病了」。“老闆的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由於他右腦有病”。說李立三等“不僅完全否定中國貿易（革命）在世界市場（世界資本主義）破產前勝利發展的可能性，而且幾乎公開否定C.C.（蘇聯）在第三時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時期和不平衡規律（他的病根正是在這裏）。”說中國黨內“反巴黎（共產國際）的氣氛傳播得很廣。現在不僅在政治上已明顯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線，而在組織問題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對伊萬（王明）等人的攻擊是同對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機構（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攻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門的老闆患‘左’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老闆則患右傾病，有時有的地方既患‘左’傾病，又患右傾病。誰也沒有權力批評他們。制度幾乎達到了恐怖的程度（請原諒我這樣說）。理論和實踐不少是建立在國民黨作風和陳獨秀主義的殘餘基礎之上的。”
二是介紹他們與李立三等鬥爭的情況。王明在信中寫道：「我們痛心地向您報告我們的不幸。我們近來在關於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關係問題上同我們公司的老闆意見不合。」說他在一次會議上就中國的“所有主要問題發了言”，如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關係問題，對目前形勢的評估，富農問題、湖北省委的問題等。並“具體說他幾次親自與李（立三）和向（忠發）談了話，但他們也如同以往那樣一句也聽不進去。”說向忠發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傾分子、組織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議這類指控，堅決捍衛自己正確的政治觀點”。
三是指責李立三等對他們進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寫道：「老闆們與我們和從法國（蘇聯）來的人為敵，極少數人除外。他們認為我們是異己分子，認為我們與巴黎中央辦事處（共產國際執委會）有聯繫，因此他們甚至不願和我們交談。老闆們已經把這些‘異己分子’從公司的重要工作職位上撤了下來，並威脅要把我們趕出公司」。說向忠發和項英召見王明等4人，“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問題：‘要麼你們承認錯誤，無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麼你們離開公司’……老闆很不滿意。他要求我們寫出書面聲明，他過去和現在在每次會上都發動反對所謂‘四人’的全面運動。”並且說：“情況十分嚴重。現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譯和技術（工作），此外，每日每時都有被趕出我們公司的危險。”說李立三“根據這些編造出來的話來指責伊萬（王明）和別的人犯了機會主義，等等”。“對伊萬等‘巴黎人’的進攻一天比一天加強。形勢太嚴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訴說他們被處分：“伊萬開除（出黨）六個月，給馬克松、博格涅爾和康穆松最嚴重警告。解除我們的一切工作。”
四是請求共產國際干預。王明在信中寫道：「老闆的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由於他右腦有病。這種病需要好好治療，而在貧困的中國很難進行這種治療。」“在我看來，巴黎公司（共產國際）的決議完全正確地考慮和估計了中國市場的行情（革命運動的當前時局），並為開展貿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確的指示”，要求罷免李立三等。“如果繼續由李（立三）領導，如果不發來更好的商品，公司絕不可能健全起來。”“我希望巴黎公司儘快採取果斷措施，不僅在政治問題上，而且必須在組織問題上整頓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為這樣做比讓鬥爭發展到極點對公司更有利。我請求並希望巴黎公司能寄來這樣一封詳細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問題，從經濟問題開始到轉變問題為止，特別是關於對時局和策略路線的評價問題”。
五是表示他們與李立三等鬥爭的決心。王明在信中寫道：「我和其他人決定與右傾機會主義者作殊死鬥爭。雖然我們暫時很艱難，要作出自我犧牲，但我們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義務。」“鬥爭日益激烈。伊萬等人不僅仍面臨著被開除而且還面臨著對其採取其他措施的威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個人並不太重要，就讓個人的命運和生命在這種鬥爭中犧牲吧。但事業是千百萬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事業是永恆的！”
六是報告中共黨內反對李立三等的情況。王明在信中寫道：「在公司目前狀況下，所有基層都不滿，領導路線已破產，如果我和其他人公開宣傳我們與老闆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路線的破產，另一方面，基層組織和一部分幹部的憤怒情緒太明顯了。”“可能在公司內部很快就會爆發嚴重的鬥爭”，“工作人員和職員的憤怒情緒很強烈。”幹部和基層（黨組織）都急切地等著了解（共產國際執委會）這些信的內容，因為這些信能對他們現在和將來的貿易（革命運動）作出明確的答覆和正確的指示。
王明的這些告狀信，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強的政治判斷力，在中共中央領導出現錯誤、情勢混亂的情況下能夠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現了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尊重國際、信任國際、保衛國際；三是表現了他敢於與違反共產國際決議的現象進行堅決鬥爭的精神。
應該說，王明的告狀加強了其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視為「反立三路線英雄」，使共產國際產生了重用王明的決定。1930年12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責成遠東局關照一下，使現在離開這裏前往中國的兩位同志（指張國燾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國的（國際）列寧學校以前的學員能夠真正參加黨的工作。”12月12日至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擴大會上，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發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庫秋莫夫說：現在我還有一封信，是中國一個同志寄來的，他在這裏很久，是從這裏派到中國去工作的。他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姦細，因此留黨察看3個月到6個月。這裏的同志起來說話防止黨去犯錯誤，卻對他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皮亞特尼茨基說：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志在那裏學習，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做到領導工作，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種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允許的。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又指示共產國際遠東局：否定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達到新老幹部團結並堅決消除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據共產國際重用王明的決策，經過米夫的貫徹，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突擊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共產國際對王明的認識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負責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這樣，中共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的體系遭受嚴重破壞，周恩來、王明等被國民黨懸賞捉拿，形勢險惡，於是共產國際指示王明去莫斯科。11月7日，王明抵達莫斯科。11月10日，時任共產國際東方地區書記處副主任的米夫，建議王明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但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則決定，「暫時任命王明同志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從職位和許可權看，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與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是有區別的，但兩者之間區別又不大。至於王明就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稱的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一說代表團團長），或者後來什麼時間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這有待考察。
共產國際執委會：「我們希望，伊萬諾夫（王明——引者注）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1932年10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明確告訴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12月21日又說，“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只應在王明到來後召開，他應是這次全會上的主要報告人之一”。1933年7月2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同意中共中央關於王明同志回國的建議”。可見，最初並無王明長駐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後來王明沒有成行，長駐了共產國際。
從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產國際整整呆了6年。總體上說，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工作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肯定，也增進了共產國際對他的信任。如1935年蘇聯黨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前的共產國際》中稱：「中國共產黨終於剷除了李立三路線，在炮火連天的嚴酷鬥爭中，在極其秘密的地下環境中，當時已經造就和鍛鍊出一批以陳、秦、王、沈、何等同志為首的堅強而又正確的共產黨幹部，當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出現李立三的綱領性文章時，他們就起來同反共產國際的、非布爾什維克的李立三觀點展開了鬥爭。」這充分說明了共產國際對王明等的信任。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共產國際領導人擔心曾與國民黨經過十年血戰的中共領導人能否正確地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因此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王明回國，“幫助中共中央”。這說明共產國際對王明是信任的。
還有事例說明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基本態度。王明回國後，其在蘇聯的女兒託付給季米特洛夫，由季米特洛夫夫婦代養。延安整風時期，王明向共產國際多次告狀。在收到王明的告狀信後，季米特洛夫也曾數次給王明回電，如1943年12月13日、1944年1月19日，通過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電台，發給王明如何處理黨內分歧的電報和他與毛澤東就有關王明問題的相互來往的電報；在1943年12月22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季米特洛夫明確提出了不要孤立王明的勸告，等等。這些事例說明，共產國際領導人雖然認為王明有缺點，但還是關心信任的。這是一個基本的方面。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品性、能力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後來的任用上基本是正確的。這是考察王明國際背景時常被忽略而又應引起注意的一個問題。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但是沒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發空出的總書記職務。有論者說，王明後來失勢是由於米夫在蘇聯大肅反中被殺，而此時米夫仍是共產國際一些機構的負責人，並參與中國事務的處理。這個事例仍然說明米夫沒有決定中國黨的領導人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顯示，共產國際雖然信任王明，但並沒有讓其出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意思。
而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的過程中，加深了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他弱點和不足的認識。除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對國內情況不熟悉、書生氣濃外，還喜歡出風頭、有強烈的領袖慾、作風圓滑、見風使舵、宗派主義、不容易與同志搞好關係等。因此，對他有一些看法和批評。如1936年7月初，王明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贊同「抗日反蔣」主張。但兩周後，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抗日反蔣」的決議。對此，季米特洛夫當場說：“我認為，王明同志在書記處面前對政治局決議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適用於王明同志本人的。”1938年，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意爾斯基問剛剛出使莫斯科的任弼時，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的傾向？是否總是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季米特洛夫則對任弼時說，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說“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說根據共產國際幹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很不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共領袖。
正因如此，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王明不具備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素質。1937年11月13日，在王明回國前，季米特洛夫明確告訴他：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係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備擔任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條件。但是，王明回國後把個人凌駕中央之上，與延安中央爭權，犯了右傾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獲知後，在1938年7月確認，抗戰以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季米特洛夫還特彆強調，“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他對即將回國的王稼祥說：“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肯定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證。而通過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錯誤，批准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從組織上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後來曾就此評價說：“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而共產國際之所以對王明有這樣的表態，是基於對王明能力、水平和品性的判斷。歷史證明，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選的決策是至關重要的。
幾點認識
第一，王明在共產國際的任職與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地位緊密相關。也就是說，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擔任何種職務，很大程度上是與作為中共代表、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角色緊密聯繫在一起，當然也可能包含個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代表一個黨的因素。換句話說，就是黨在共產國際的地位決定了該黨黨員在共產國際的地位。倘若王明不在莫斯科，有可能別的中共黨員擔任其在共產國際的職務。
第二，王明與斯大林的關係，似乎沒有通常傳說得那麼密切。按理，王明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對中國情況相對熟悉，在研究討論或決策有關中國共產黨、中國問題時，他應該參加。但從《季米特洛夫日記》看，在季米特洛夫前往克里姆林宮討論或請示有關中國、中國共產黨問題時，均沒有王明參加。《季米特洛夫日記》中王明面見斯大林的記錄只有一次，那是1937年11月11日，在王明即將回國時，季米特洛夫帶著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見了斯大林。據此，似乎可以得出王明面見斯大林的次數很少的判斷。
第三，共產國際對王明的提拔，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有論者以共產國際對王明的突擊提拔而強調王明的國際背景，有誇大之嫌。如前所述，王明的躍升是共產國際作用的結果，但這個國際背景是動態的、有限制的，不宜過分誇大。共產國際二大通過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把必須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作為各國工人階級政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也就是說，凡是參加共產國際的各國黨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共產國際與各國黨之間是上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種關係，實際上就規定了共產國際可以干預各國黨的事務，包括改組各國黨的領導機構、選擇領導人。而具體到中共，任用中共中央領導人曾是共產國際的一貫做法，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共產國際選擇和任用的。陳獨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擔任中共中央領導人，既有歷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產國際認可的因素，並且後者的分量很重。中共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中共六大上向忠發的突起，都是共產國際作用的結果。甚至遵義會議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產國際作用的結果。
應該說，上述現象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處在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各方面都不成熟，而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又擔負指導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因此，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上出現許多錯誤，曾給中國革命造成不小的損失。但我們應當明確的是，作為一個旨在推進世界革命的組織，一個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其基本決策是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局考慮的。具體到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在中共中央領導人選問題上，雖然存在個人好惡的現象，但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從發展、推進中國革命的大局出發。這恐怕是分析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一個基本點，也是認識和評價王明國際背景的基本點。
本文原載於《百年潮》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